近几年来,中国的形势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经济的持续发展,一是专制的越益强化。这不免使许多朋友感到困惑:不是说没有自由民主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吗?不是说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出现必将促进自由民主的高涨和专制统治的衰落吗?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正好相反?

应该说,今日中国的现实并没有否定上述两个命题,它只是证明了象这一类的命题都不具有绝对性。生活中,我们随时可以见到一些彼此矛盾的说法,它们都是正确的,因此它们也都不那么正确。“穷则思变”,说的是贫穷能促人奋起改变现状:“人穷志短”,却又是说贫穷会使人沮丧消沉。“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是人在物质需求获得满足的条件下才会有道德心:“饱暖思淫欲”却又是说,人吃饱喝足才容易堕落。人类社会如此复杂,以至于任何两种因素之间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人类的行为毫无脉络可循。问题是,我们不仅要把握事物间的一般联系,而且还要注意到使这种一般联系发生作用的条件或背景。除非我们弄清楚特定的条件或背景,否则我们就无法推断出那些彼此矛盾的说法究竟是哪一种更容易发生作用。

回到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的相互关系上来,我们可以发现这中间存在着好几种彼此相反的模式。有时候,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是提高,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愿望越是强烈。在这里,前者成了后者的催化剂。有时候,人们越是有机会发财致富,他们越是容易放弃对政治上的追求。在这里,前者成了后者的替代品。有的人在穷的时候,你鼓励他争取自由民主,他会说,饭都吃不饱,争什么自由民主?等到他富起来了时,你鼓励他争取自由民主,他又会说,有吃有喝,争民主干嘛?另外有些人则相反,穷的时候他们要争自由争民主,因为他们相信,人穷不要紧,更重要的是人要有尊严。他们还相信,只有争到了自由民主,才能得到更稳定的经济繁荣。富的时候他们也要争自由民主,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自由民主做保障,有了钱也靠不住。他们还认为,人穷的时候为五斗米折腰尚且情有可原,人富起来了还不敢挺直腰杆向专制者说声不那才叫奇耻大辱。以上是讲的民众方面。统治者方面也有截然相反的表现。有的统治者,越是看到人民贫穷越是内心有愧,越是不好意思再搞专制。有的统治者却相反,越是搞得民不聊生,压迫起人来越是不肯松手。有的政府,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愿意、也更有信心在政治上开放。有的政府,越是见到经济的日益繁荣,搞起专制来越是理直气壮。回顾历史,环视四周,这些彼此相反的事例不是很多的吗?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相反的事例,有的和当事者的个性或思想有关。以实现和平演变的各种经济社会条件而论,苏联的情况未必胜过中国,后来导致不同的结果,那显然与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个人因素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还是那些更一般的因素在起作用。八九年,中国民众的经济状况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提高,知识份子的处境也比先前更好,然而就在这时,爆发了规模空前的自由民主运动。可见在当时,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刺激和推动政治改革要求的催化作用。六四之后,国人面对高压,一时难以反抗,回过头去一看,发现在经济领域里倒有机会大展拳脚,于是许多人就放弃了政治上的追求转而成了经济动物。在这时,经济的发展反而起到了暂时的削弱民主运动和减轻民间对专制施加压力的作用。相似的条件引出相反的效应,其原因在于背景的改变。所谓新保守主义的错误在于,他们混淆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在原则上接受了自由民主理念,它只能把实行威权统治称作权宜之计。经济越发展,内外环境越稳定,朝野上下要求回归宪政的呼声越具正当性,越是难以阻挡。共产党则不然。共产党至今仍拒绝自由民主原则。如果它把经济还搞得不错,内外环境还比较稳定,那么,它很可能更要坚持一党专制。

毫无疑问,人类具有追求自由的伟大本能。因此,任何旨在压制自由的努力都只能得逞于一时。但是我们也不可陷入盲目,陷入一厢情愿。坏人作坏事,明知众人不赞同,不得不冷静评估,精心筹划。好人做好事,有时却粗枝大叶,不求甚解,反而遭到挫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形势,发现问题的症结,找出对症下药的办法。自由必胜,专制必败。这不成问题。问题是,我们怎样使这一天来得早一点,更早一点。□

《北京之春》1997年2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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