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国家主席刘少奇讲过一句话，他说：“要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好，早就发生匈牙利事件了。”刘少奇忘了说那也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好，无产阶级专政从不吃素，它把一切不满之声予以无情的封杀。那时候真是“饿死事小，被打成反革命事大”。饿死只是你一个人的事，被打成反革命则会株连亲友，累及全家。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年，许多人直到饿死也不敢说一句“反动话”。
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老百姓变得不如过去那么“好”了。八九民运且不必说，近几年来，失业大军日见增长，越来越多的失业工人不肯坐以待毙，他们英勇地走上街头，向专制当局发出愤怒的抗议。绵阳工潮就是一个最新的事例。当局则象以往一样，把工人争取基本生存的正当要求扣上“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煽动暴乱”的罪名——幸好没有放弃“四个坚持”，对之实行暴力镇压。不是说人权首先是生存权温饱权吗？为什么别人仅仅是提出要生存要吃饭的要求就要镇压呢？为什么这种镇压也能得逞于一时呢？这就提醒我们有必要对中共的这套人权观再作一番分析和批判。
“人权首先是生存权”这套理论虽然是中共近些年来的新发明，不过就是在过去的大饥荒年代，中共也没否认过人活着得先有饭吃，但是，几千万人没饭吃活活饿死的惨绝人寰的大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可见，肯定人首先要吃饭要生存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它于事无补。
应该看到，说人活着首先要吃饭，说吃饭是人生第一需要，这是一回事；把吃饭当作第一人权，以生存权先于言论自由权为理由而搁置言论自由压制言论自由，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必须懂得，“权利”不等于“需要”。我们要“权利”，不是为了解决“需要”的问题，而是为了解决“需要”被“权力”干预阻碍无法满足的问题。诚然，言论自由不能当饭吃，但是，当你由于政府的错误决策之故而没饭吃时，如果你不能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从而使社会知晓，得到众人的支持援助，迫使统治者改正错误，你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悲惨状态。如林语堂所说，言论自由权就是喊痛权。古人云：“不平则鸣”。人遇到不平之事，第一要紧的是“鸣”，尤其是那种不平之事是出自政府之手。因为政府合法地垄断着暴力，政府可以恃强凌弱。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社会呼吁。这就要求政府不能垄断传播工具，这就要有言论自由。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在各种动物中，唯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机能。声音可以表达悲欢，一般动物都具有发声的机能；它们凭这种机能可将各自的哀乐互相传达。至于一件事是有利还是有害，是合乎正义还是不合乎正义，这就必须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它动物，就在于人类具有对善恶是非、对正义不正义的认识，并能够凭借言语来互相传达交流。这样，人类就能够坚持善反对恶，坚持是反对非，坚持正义反对不正义。言语的作用既是如此巨大，因此在一个社会中，人们能不能进行自由而充分的言语交流，就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的品性优劣。古今中外各种专制暴政的第一法宝就是切断人们的自由的言语交流，就是压制言论自由。这也有力地从反面证明了言论自由实为第一人权。一切关心人权问题之人必须首先为言论自由而坚持奋斗。
上述道理毫不深奥，以前我们也讲过多次。但基本人权之为人权的基本，就在于它必须为一切人所领悟，它必须深植人心，成为普通人的常识。今天的中国显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就要求我们继续不厌其烦地利用一切机会向各种人等宣讲这番道理。非如此，专制大坝不会自行崩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靠的就是不懈的韧劲。
《北京之春》1997年9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