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五大于近日召开。不过,一般人并不以为这次大会会出现什么重大的意外之事。因为中共的惯例从来不是开大会解决问题,而是解决了问题才开大会。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对十五大掉以轻心,不屑一顾。作为邓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当政者总要试图营造出某种新风格、新气象。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中共十五大将提出加速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主张,这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二十年,旧体制早已改得面目全非。但其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却进展缓慢。许多人将之归结为极左思潮极左势力的阻挠,其实也不尽然。众所周知,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是分田单干,早就背离了社会主义背离了公有制,为什么少见极左派拼命阻挠?事实上,极左派的挂帅人物邓力群当年还是农村改革的热心支持者哩。这多少说明了所谓极左派反对改革常常不是出于信仰出于理念,而是出于机会主义,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另外,那也是因为农村的改革进行得较为顺利,改革的办法相对公正,民众意见不大,改革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起码是在一段时期内),令反改革者们难以找到借口大作文章。国有企业的改革则不然。国企改革举步维艰,并非只是极左派从中作梗,那也是因为这种改革本身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例如官商官倒以改革之名上下其手,化公为私;千千万万的职工下岗失业,连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中共改革派拿不出象样的解决办法,极左派自然乐得借机发难。昔日邓小平下令“不争论”,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堵住极左派的嘴。可是,极左派享有无可置疑的意识形态正统地位,他们是言者无罪的,他们的嘴是堵不住的。不过这对江泽民一派倒未见都是坏事。如果人们只着眼于中共上层的斗争,误以为在国企改革的问题上只有两种选择,不是支持江核心,就是支持极左派。两相比较,恐怕倒更有利于前者。我们要强调的是,国有企业不改当然不行,象现在这样改下去也不行。

就拿腐败一事来说吧。其实,改革刚起步,腐败就出现了。当初不少人以为腐败是在所难免,它会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渐得到克服,至少也会减轻,权且当作是付代价吧。这种预测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改革必然会导致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也会导致人们权利意识的增长,故而会对先前不受制衡的权力形成某种限制和约束。这种预测在八九民运得到证实。可是,六四屠杀极其残酷地压下了党内和民间的制衡力量,于是,腐败就得以肆无忌惮,一发而不可收拾。今天的中国,腐败的病毒已深入到整个社会。有人说是全民腐败。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腐败有主动腐败与被动腐败之分。决不是人人都想腐败,而是统治者有权腐败,老百姓却无权制止,到头来害得别人也只好跟着腐败。

萨缪尔逊打过一个比方:在观看游行的人群中,谁踮起脚尖,谁就能看得更清楚;但是,如果大家都踮起脚尖,则谁也不会比原来看得更清楚,只是徒然地造成疲劳。我们不妨对这个比方略加演绎。当大多数人在老老实实站着,只有少数人踮起脚尖时,你要这极少数人放下脚跟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大多数人会支持你,而那极少数踮起脚尖的人也知道,如果他们放下脚跟,他们不过是失去了他们本来就不应当得到的非份的利益,但并不会妨害到他们原有的和别人平等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也并不吃亏。然而,如果你没有及时地制止少数人犯规,到头来必然会造成多数人、乃至全体人都犯规。当多数人守规矩的时候,少数不守规矩的人可以得到份外的利益;可是,当多数人不守规矩的时候,少数守规矩的人却连份内的利益也会失去。这就迫使剩下来的少数还守规矩的人也不守规矩。等到大家都不守规矩的时候,自然是谁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时候,人们就会有一种普遍地要求重建规矩的强烈愿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要重建规矩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了。尽管每个人都想放下脚跟,但谁也不肯从自己做起,因为明摆着是谁先放谁吃亏,你放别人不放,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既然人人都不肯放,到头来就是全体都不放。接下去人们就只好在犯规上再求突破,垫板凳搭梯子,你追我赶地一路腐败下去了。

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倘若还不开展政治改革,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实行分权制衡,单靠抛出一个陈希同来,行吗?□

《北京之春》1997年10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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