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中共十五大,在民主化方面可谓全无进展。不错,这次大会依然采取了差额选举和无记名投票等公认的民主方式,但并未产生任何真正的具有民主意义的效果。有人将之归因于代表的民主意识不高,有了民主权利也不善加运用。另一些人则归因于现行选举方式的局限:虽然是差额选举,但差额只有百分之五;投票虽然是无记名,唱票却是黑箱作业。这些批评无疑都是正确的。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堂堂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代表大会,其民主程度甚至连普普通通的农民村镇会议都比不上。众所周知,在农村进行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许多地区的农民都冲破了官方提名候选人的限制,自己提名,主动参选,唱票监票也都是公开进行。中共当局一再辩称,中国之所以还不能实行自由民主,是因为经济文化不发达,民众的知识少觉悟低。那么,为什么连“落后的”农民都能做到的事,堂堂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反而倒做不到了呢?由此可证,中共当局拒绝民主,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也有人替这种尴尬的现象辩护,他们说民主化应渐进实行,不可一步登天,先从村镇基层做起,再逐渐推广到区、县、市、省,最后到全国到中央。这种辩护不值一驳。因为所谓民主,本身就是针对最高权力。正象我们讲分权制衡,那当然是针对最高权力,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专制统治者充其量只能大权独揽,他不能不允许小权分散。为了防止属下的官员尾大不掉,他还必须对属下官员实行监督控制。另外,专制统治者的权力再大,他也很难一竿子插到底,他不能不给最基层留出某种自治的空间。譬如在中国古代,除皇帝外,各级官员的权力都受到诸多牵制约束,政府的权力只到县一级,县以下实行自治。以古鉴今,我们不应对中共当局眼下采取的某些举措给予过高的评价或者是一厢情愿地寄予过高的期盼。其次,就算我们承认,由于受到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制约,民主只宜渐进实行,合乎逻辑的

做法也应该是先从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的那一部分人开始。好比推广电脑,你不从大学生研究生开始,却要从小学生幼稚园开始,说什么只有儿童们都能掌握电脑了才能推广到大人,这岂不是荒唐?问题是,中共当局既要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又不敢彻底地、公然而然地抛弃民主的各种形式,所以它就使自己陷入捉襟见肘、自相矛盾的境地。

需要指出的是,有差额选举,有无记名投票不一定意味著有民主。我们知道,古希腊的斯巴达是一个专制社会;但我们还要知道,斯巴达一向是实行选举的。在斯巴达,享有最高权力的长老会,除开两个世袭的王以外,其余二十八个成员均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为什么斯巴达的选举制并不能使它成为民主呢?原因在于,在每一次选举中,候选人的名单都由原来的长老会单方面提出,公民大会只有表决权。更重要的是,在斯巴达,没有自由讨论,没有派别林立的俱乐部(政党的雏型),因此在公民大会上,选民只是表决机器而已。哈贝玛斯指出,象斯巴达这样,名义上允许人民享有公共权力,但由于“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比选举箱更大的活动空间”,所以窒息了这种公共权力。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以及全国人大和政协)之所以无民主可言,也正是由于代表们缺少真正的自由表达和公共交往的空间。至于说在这些会议上,也出现了弃权票、反对票,那固然表达了某种民意,但这种民意的表达一般只可能自限于特定的、无关宏旨的领域,很难对专制本身构成挑战和有所突破。我们没有理由指望党代会或人大就这样地一届一届开下去就能够自动地和平演变,渐进地走上民主之路。人是从猴子变来的,但那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猴子们,就象现在这样的活法活下去,日后也能变成人。

时至今日,一般人早就对中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再有任何兴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中国的民主化失去信心。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专制不是都结束了吗?关键在于,民间民主派和党内民主派要不断地施加压力。所谓“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民主”或“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一类论断都是靠不住的,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验已经提出了反证。“没有民主派就没有民主”,这才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北京之春》1997年11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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