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人注目的现场直播
在上期《北京之春》“观察家”文章中，我曾经预测：“这次克江会谈或之后，中共方面会在人权问题上作出某些表示。”
当时，持有和我相同看法的人看来并不多。有些人反对克林顿这次出访，将之批评为向专制者的姑息和对人权原则的背弃。有些人支持克林顿访华，但他们的着眼点不在于人权而在于经贸，或主张经贸为重人权为轻，或以为通过发展经贸可间接促进人权。在当时，不少人都以为克林顿此行主要目的是做生意，再有就是商谈和处理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与分歧。然而，九天访问下来，结果出人意外。这次中美高峰会谈，经贸方面进展平平，国际事务上也无惊人之举，倒是在政治方面——确切地说是人权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一幕：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对克林顿的三次重要讲话（联合记者会、北京大学讲演以及上海圆桌会议）进行了现场直播。此举对中共可谓史无前例，它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料，成为这次访华之旅最重要的收获。
迄今为止，不论是海内外的中国人，还是美国朝野上下，多数人对这次访问都表示肯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先前反对者的做法就是错了呢？未必。依照我上文的分析，先前有很多人反对克林顿访问，客观上加强了“克林顿在和中共打交道时的讨价还价的本钱”。因为“中共既然也清楚，这次克林顿如期赴约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倘若你中共不在包括人权在内的问题上好歹作出某种表示，只怕克林顿回去后没法交代。如果克林顿这套政策碰壁破产，更严厉的一套主张势必取而代之，到那时美国政府必将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对中共自身并没有什么好处”。据香港的《亚洲周刊》报导，克江联合记者会的现场直播是由江泽民亲自决定的。事前北京有关方面一度犹豫不决，没有人敢作主。中方和美方的消息来源都证实，美方曾向中方施加强大压力，甚至一度提到要取消记者会。美方强调克林顿顶着美国国内强大的反对力量访华，一定要展现开放及亲民，也一定要对六四及人权问题有所交代，因此江泽民最后亲自决定“现场直播”。从这段内幕消息看来，果然印证了我先前的分析。
也许，有人会说美国人在演双簧，国会唱黑脸，克林顿唱白脸。这种解释未免太过穿凿。以共和党为主的国会在克氏访华一事上唱反调，半是出于观点的不同，半是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他们是在真心实意地唱反调，并不是在那里和克林顿合演苦肉计。如果说他们的反对客观上反而帮助了成全了克林顿，那正好体现了两党制的妙处。
二、88年的莫斯科与98年的北京
在7月3日晚香港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克林顿，在北京期间为何不与鲍彤见面。克林顿回答说：“在北京时我曾竭尽所能与代表中国社会各方面的人士会谈以及做我所能做的一切来鼓励中国朝民主改变。有关我此行——我要提醒各位，这是十年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中国——要和谁见面、如何处理这种场合等的决定，大抵是经过设计的；这些决定是根据我对怎样发扬人权效果最好所能作的最佳判断作成的。我想，看来我作的这些决定似乎是正确的；我们还要看一看这些决定到头来是不是正确。”
克林顿强调这是十年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中国，言下之意是说，许多事是该做的，但不可能在这一次全做。他为自己定下的行程安排作了有力的辩护，但措辞谨慎，留有余地。我当然希望克林顿在访华期间能会见国内的异议人士，不过平心而论，我觉得克林顿的解释也有他的道理，因而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可以期待，在下一次访华时，克林顿能够做得更好些。
顺便一提，有人引用里根总统在88年访问莫斯科时会见萨哈诺夫的事例批评克林顿，我以为这种类比未必妥当，因为88年的莫斯科不同于98年的北京。早在86年年底，萨哈诺夫就得到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的亲自邀请，从被软禁的高尔基市回到莫斯科。88年的苏联，其政治开放程度胜过今天的中国大陆。
三、中国行的成功之处
克林顿在联合记者会上公开地肯定八九民运，直言不讳地批评武力镇压，在北大讲演会上有力地阐述了自由民主理念。这些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克林顿的这些讲话，无非是表达了国际社会大多数人的普遍看法，并没有什么格外高深之处。身为美国总统，发表这样的言论莫非还需要什么特殊的勇气？问题在于，克林顿的这些讲话通过现场直播，直接为中国亿万民众收视。其实，问题也还不在于中国民众直接收视到克林顿的讲话，因为在今天，靠着电子媒体的巨大穿透力，大陆民众并不难直接听到来自自由世界的声音，而且时到而今，仅仅是收听所谓敌台基本上也已经不再是罪过。真正的问题是，这次克林顿讲话的现场直播是中共当局自己同意批准的。这意味着中国朝政治开放的方向上迈出了一步，而中共之所以迈出这一步，那又和克林顿的所作所为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克林顿表现得太软，中共未必会走出这一步，如果克林顿表现得太硬，中共也未必会迈出这一步。在如何从外部对中共施加影响以促成某种所欲效果的问题上，克林顿把分寸拿捏得很准，这才是他高明的地方。
不少人针对克林顿讲话的内容大加赞赏，以为单凭这番讲话就算不愧美国总统，就算不虚此行，就能堵住美国国内反对派之口。这种赞赏未免不得要领。身为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出这番话本属平常，不值得如此赞赏。我相信，当初中共邀请克林顿来访问，凡头脑清醒一点的人，包括美国政界的反对者，也包括许多中共官员，都很容易预料到克林顿会讲出这一类话来。克林顿此行是成是败，不在于克林顿讲些什么，而在于他能使中共方面作出何种回应。克林顿使中共同意破天荒第一遭把这些讲话在全国现场直播，这才是他的成功。如果克林顿没能使他的讲话现场直播，从而对中国的民众产生影响，哪怕他讲话的内容再加倍强硬，他这次中国行也只能视为失败。
有民运朋友说克林顿这次访华是失败的——“你们看，克林顿前脚刚走，中共当局就又在抓人了。”可是，有谁原先指望过只要克林顿一访问，共产党从此就结束专制，再也不抓人了呢？在中国之行最后一站的香港记者会上，克林顿说：“中国是在转变，但仍有庞大的力量抗拒转变；证据是，政府继续限制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宗教自由。”我在上一篇文章里预测中共会在人权问题上作出某些表示，但同时指出“不能指望会有实质性的进步”，因为中国人权问题的实质性改善只能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不是外部力量可以做到的。克林顿此行已经取得了一次外交活动所能取得的相当可观的效果，因此可以称为成功。
四、亲民作风与精彩讲演
恐怕没有哪位外国元首象克林顿此行那样，和中国民众有这么多的接触，对中国民众发表了这么多的讲话。
在这次访华过程中，克林顿充分展现了他的亲民作风。其实，共产党也讲究亲民，用他们的话叫“和群众打成一片”。共产党的大干部，一般都并不在服装打扮上刻意与众不同。过去一度在军队里还取消了军衔制，让将军和士兵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区别。电影里常见到首长们逗小孩子，摸摸头叫“小鬼”。当官的不要下属和百姓称“长官”，坚持要你叫他“同志”——当然，在现实中，许多人还是更愿意你称呼他的官衔，如张书记、李处长。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时常下基层，还要到老百姓的家里，问问收成，聊聊家常。毛泽东时代还要求领导干部抽出时间参加生产劳动，以免脱离群众，养成“当官作老爷”的官僚主义。你不能说这些全是做出来装样子的，但它和民主国家领导人的情况毕竟大不相同。根本区别在于，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自由竞选上的台，他们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定，随时受到选民的批评监督，任满后便是一介平民；民众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批评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他们对领导者不会有任何恐惧。在民主国家，领导者和民众之间有一种深刻意义上的真正平等。反过来，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论怎样“和群众打成一片”，实际上却是高踞于群众之上。因此，面对民主领导人和面对专制领导人，人们的感觉、心理是不一样的。看了电视，一般人总觉得江泽民的亲民表演不如克林顿，其实问题并不出在表演技术上。
大体上说，克林顿的讲演和答问都很成功，有几处还很精彩和富于机智。在讲到美国的立国理念时，克林顿引用了清代一位中国官员的赞词。在讲到个人自由的意义时，克林顿引用了北大人胡适的论述。这不仅拉近了和听众的感情距离，而且也间接地证明了自由民主理念没有国界之分，它们也同样的为中国人所理解所珍视。为了鼓励中共当局与达赖喇嘛对话，克林顿先是赞扬了达赖喇嘛的诚实人品，然后对江泽民说，如果你们两人见见面对对话，一定会互相喜欢的。这话引起了听众轻松的笑声，更从反面彰显出中共僵硬立场的不近情理。在讲到去年江泽民在哈佛讲演遇到有人抗议一事时，克林顿回答说：“在美国，我也曾经碰到多次针对我自己的示威活动，我曾经对江泽民主席说，让我欣慰的是，现在你也遇到了有人对你示威抗议，这下我不孤单了。”在这里，克林顿实际上是在开导中共领导人学会容忍民众的批评抗议，不过他是以一种幽默的口吻、自嘲的口吻，让对方没法生气。在北大讲演时，克林顿引用富兰克林的话，说批评者是我们的好朋友，因为他们点出我们的过失。在耐心地回答了几位北大学生的提问——其中有几个问题问得咄咄逼人——之后，他又一次引用了富兰克林的话，然后还频频向提问者致谢，说“这些问题比我的演说重要得多。”一方面表现出他的谦虚、宽容和对不同意见者的充分尊重，另一方面则使听众不能不联想到共产党领导人对异议者的截然相反的态度。本来，那几个提问者或许是想把克林顿置于尴尬，殊不料却正好让别人借题发挥，讲了一大套关于容忍不同政见的民主道理。这套道理如果只是干巴巴地讲出来，有些多心过敏的人还会不高兴，说你美国人凭什么教训我们中国人。如今克林顿是现身说法讲自己的心得体会，不摆出启蒙者的架式而产生了启蒙的效果。克林顿对容忍异议的道理讲了很多次，想来这一次给人们的印象一定最深。
有这样一个政治学命题：政治的本质是谈话，是对话（这个命题所包含的真理绝不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句为少，其实更多）。谈话、对话必须看对象，不但要考虑对方的知识背景，而且还要考虑对方的情感背景，要让别人在理智上容易明白，在感情上容易接受。克林顿来华发表公开讲话，他试图说服、影响的看来主要不是中共顽固派，因为那不可能，也不是自由派和民运人士，因为这没必要（所以有些异议人士对克林顿的讲话不满意，觉得不够劲）。他心目中的听众应是介乎两者之间。我们说克林顿的讲话比较成功，不只是因为他表达了正确的观点、立场，而且还因为他选择了适当的表达方式与角度，从而对一般听众具有比较强的说服力。
五、克林顿讲话的不足之处
不过，正是从后者出发，我认为克林顿的讲话也有一些不足之处。譬如在讲到自由的价值观念时，他还可以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出更多的资源。在讲到自由民主的重大意义时，他还应该从中国自身的经验中更多的加以引申。
恐怕许多西方人都有一种误会，他们把当代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归因为外来影响，归因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的结果。这种看法貌似有理。例如在八九民运中，示威者推出的民主女神像实际上是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的翻版，可见受西方影响之深。但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并非始于1989，它至少应该上溯到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当时中国还没有对外开放。和清朝末年那一次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有所不同，那时的自由主义几乎完全是从外部学来的一种理念，而民主墙时期的自由主义却主要是中国内部自生的产物，是人们根据对自己亲身经验的痛切反思的结果。
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现在，中共当局抵制民主化要求的基本策略，就是否认这一要求的自生性，以所谓中国国情的名义，用稳定压自由，用生存权发展权排斥言论权选举权。事实完全相反。著名经济学家森（Amartya Sen）根据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人类历史上的大饥荒，没有一次是发生在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国家。”当然，没有言论自由，不一定必然产生大饥荒；但凡是产生大饥荒者，必定是没有言论自由。在这一点上，普天下没有谁比中国人更为教训惨烈，刻骨铭心。有句名言：“对一个人权利的侵犯，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这话本来也没有必然性，历史上有的是这样的先例，个别人权利被侵犯，但权力并没有把自己推向极端，因此多数人到最后也并没有受到太多直接的伤害。但至少是在中国，我们亲眼目睹到权力怎样从侵犯少数人入手，最终发展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55年，中共下令批判胡风，胡风说：“自批判胡风，中国文坛将进入中世纪。”此话说后仅仅十年便获应验，蒙难者岂只区区文坛。恰恰是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告诉我们：以稳定（过去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压制自由，其结果是浩劫是动乱；以生存权的名义排斥言论自由权，其结果是六亿人挨了三年饿，超过四千万人丧失生存（参见本期“观察家”一文）。克林顿对当代中国的历史缺乏深刻的了解，他反而附合了中共的说词，以为中国人由于长期吃不饱饭，由于长期社会动乱不安，所以才不懂得言论自由的重要，不懂得个人权利的重要（？！）。
克林顿正确地肯定了人权观念的普适性，可惜他还不善于用简明通俗的语言给予有力的阐释。我们知道，在所谓“人权观念是资产阶级观念”的谬论彻底破产之后，中共当局抵制人权的新理论是抬出相对主义（例如江泽民在去年访美时的讲话）。鱼儿在水中游，一个人说鱼儿很快乐。另一个人反问道：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儿很快乐？这是相对主义的一个古代版本，看上去还很难反驳。然而我要是说，你把鱼儿钓出水面，活活弄死，鱼儿一定很痛苦。这恐怕就没有什么人敢于再反问了，否则，你就能为人类一切罪行作辩护。波尔布特杀害了两百万柬埔寨人。他完全可以否认自己是坏人，因为他可以反问你：你不是柬埔寨人，你怎么知道柬埔寨人不乐意被屠杀？他还可以告诉大家，柬埔寨人在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时与众不同，当他们面临屠杀又哭又叫时，那不表示他们很痛苦，那其实表示他们特别高兴特别喜欢。
人权普适性的道理十分简单。它无非是基于这样一个自明的命题：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喜欢那种专横的、不容批评、不容反对的政府，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甘愿仅仅因为发表了批评政府的意见就被监禁、被屠杀，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乐于在政府的抓捕和审讯面前被剥夺向公众公开辩护的机会。
六、北大学生的提问说明了什么
克林顿北大讲演会后不久，电脑网路上出现了一则政治笑话：哈佛大学的学生说：“我们美国有言论自由。我们可以当面批评克林顿总统。”北大的学生说：“我们中国也有言论自由。我们也可以当面批评克林顿总统。”
笑话归笑话，但是在克林顿的北大讲演会上，几位北大学生的提问确实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疑问（并不是全部，象最后一位提的问题，我以为就另当别论）。通常的说法是这几个学生的提问反映了新一代大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人们要问的是，这几位提问学生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究竟是否真实？他们在北大具有多少代表性？
有消息说，会上学生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官方事先拟定的。又有消息说，这次入场的学生完全是根据抽签，因而是相当随机的。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可能同时为真。不过为了分析的方便，我宁可搁下前一种说法，假定会场上的一切都未经官方刻意安排，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就真实地反映了学生的政治倾向，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呢？当然不一定。
道理再清楚不过，毕竟，当今中国还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公开表达不同政见仍然要冒不小的风险。有了这个大前提，官方用不着再作多少格外的安排布置，就可以把一般人的公开言论控制在某种范围之内。不错，在很多时候你都可以发现今日国人的谈吐已经很少顾忌，但那显然与场合、情境有关。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专制者，一方面都很爱组织隆重的群众集会，但对于这同样一批的群众，专制者又非常害怕他们有任何纯自发的政治性集会。可见他们深知，在不同的场合与情境下，人们的心态从而表现可以非常不一样。一般人都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习惯。那不是他们存心作假。那是因为他们的心态受到场合与情境的无形影响。官方集会能强化群众的忠诚与屈从（亚里士多德早就发现了这一点），自发集会则可能强化群众的批判意识和反叛情绪。在官方主持的、又隆重又秩序井然的克林顿
讲演会上，只有那些和官方立场接近的学生最有提问的冲动。有的学生脑子里有各种想法和情绪，既有和官方接近的想法和情绪，又有和官方相左的想法和情绪，而在那样的场合与情境下，他们会下意识地更乐于公开表现出前一种想法和情绪，有意无意地压抑后一种想法和情绪。这里所说的压抑，有时正是所谓弗洛依德式的压抑：你不但压抑了你的想法，你还压抑了你的压抑，也就是说你甚至不觉得你在压抑。本来也是，一个人放着中共领导人大量的问题不去质疑，却在质疑外国领导人时充英雄，说得通吗？当克林顿走出办公楼礼堂，来到图书馆前出席赠书仪式，周围聚集了许许多多自发而来的北大学生。现场洋溢出的那种友好而热烈的气氛显然与刚才很不一样。两相比较，哪一种情绪更自然、更真实、更具代表性，答案应是不言而喻。
或许，有人会批评说我的分析也是“想当然耳”，缺少实证依据。要有大范围的民意测验就好了，可是为什么没有民意测验呢？是没人愿意去作还是有人不准去作呢？如果是不准，又是为什么不准呢？我还要补充一句，就算有了高精度的民意测验，我以为仍不足以说明问题。在没有自由辩论的基础上进行民意测验，好比在没有自由竞选的基础上进行投票，其结果不足为凭。给我们异议人士哪怕只半个月的言论自由然后再民意测验，你看会是什么结果。
顺便一提，克林顿先前讲过的话中，毫无疑问地当以直接批评六四事件的一段话最有震撼性，但不论是北大学生的提问还是上海市民的“扣应”（call in），均不见有人对这段话质疑。这才真正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在缺少言论自由的地方，人们公开说些什么不一定说明什么问题，人们不说什么才说明问题。
七、为什么宣式“三不”
在六月三十日上海图书馆举行的圆桌会议上，克林顿公开讲出“三不”，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需要以国家名义的国际组织。此话一出，引起各种不同的解释与反应。
“三不”本来并不新，新在由克林顿亲口讲出。克林顿本人说他只是回答别人的提问，因此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但一般人还是以为其中含有新意。克林顿不是在两场现场直播（克江联合记者会与北大讲演）之前、而是在之后讲出“三不”，因此那不是对江泽民主动示好而是善意回应。是回应什么呢？当然是回应江泽民同意现场直播这一举动。此举令克林顿对大陆自由化民主化增加了信心。既然如此，他讲出“三不”就不能理解为对专制下的“一国两制”的认可，也不能理解为对已经实现了自由民主的台湾人民的出卖。
在我看来，克林顿公开宣示“三不”，其用意是为了鼓励中共实行政治改革实行自由民主。可以想象，要走上民主化的大道，中共方面最耽心的或者说最常用来作托词的问题之一，就是所谓国土分裂。有苏俄的例子摆在那里。前苏联的解体，不是发生在一党专制之下，而是发生在民主改革之后。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本意是把专制的苏联变成民主的苏联，殊不知到头来民主实现了，苏联却消失了，连带着他这个全苏总统也成了无国之君，大权尽失。后来又有俄国的车臣闹独立，叶利钦用武力镇压，其结果是两败俱伤。这不能不使得中共内部的民主派在下决心推行民主改革之前踌躇再三，举棋难定。另外，它也给那些抵制民主改革的顽固派提供了现成的口实。
中共当局很清楚，在维持一党专政不变的情况下，台独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点连台独派自己也很清楚，大多数台独派都不主张急独而宁肯保持现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政策也比较容易保持不变。问题是，一旦大陆走上民主化之路，情况又会怎样呢？我在《论统独问题》一文中指出，大陆民主了，台独的必要性会降低，但可能性则会增高。许多台独派不主张急独而又不放弃独立的主张，其实就是在等待时机，等待大陆自己发生变化，或者是爆发严重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因而自顾不暇，或者是实行了自由民主因而更难于对台用武。倘若在那时再有国际社会的呼应，希望就更大了。假如中共当局果有实行民主之意，它不能不耽心那是否会导致“国土分裂”的后果。平心而论，有这种耽心是可以理解的，不只是中共当局，恐怕不少反对派、许多老百姓也有同样的耽心。在他们看来，专制下的统一当然不好，民主下的统一又有什么不好呢？这种耽心不一定都是出于对统一的偏好，它也可能是出于对专制复辟的疑惧。如果在民主派主导民主化的过程中引出了“国土分裂”，那岂不为专制派、为威权主义者卷土重来提供了大好机会么？不要忘记，苏联保守派的那次政变就是打着反对联盟解体的口号搞起来的。
如前所说，在大陆民主化的过程中，台独的可能性会增高。然而，台独能否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国际社会——首先是美国政府——是否支持，是否承认。也许，江泽民私下和克林顿交换过看法：“我们打算实行民主，但我们耽心到时候台湾会闹独立。”“我们不会支持台湾独立。”于是，就有了“三不”的公开宣示。
克林顿宣示“三不”是鼓励中共实行民主化，免除其后顾之忧。从另一种角度看，那也是剥夺中共拒绝民主化的借口。也许江泽民是这么说的：“不是我们不想民主，可就怕中国一民主就四分五裂。”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散布这样一种论调，他们说美国希望中国自由民主实际上是希望中国四分五裂，是不希望中国统一强大。克林顿说：“不，我们不会支持分离主义。”那潜台词是，看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民主？
克林顿讲出“三不”后，台湾的许信良提出“先一制后一国”的主张，也就是敦促大陆首先实现民主，然后再实现统一。不管你是否赞成许信良的主张，在我看来，许信良准确地把握住了克林顿发出的信息。
“三不”一出，可能增加了要台湾与大陆进行谈判的压力。在《中国统一之我见》（1988）一文中我曾经写到，在两岸进行直接谈判之前，不妨先进行间接谈判，或曰谈“谈判”。当时我说：“如果台湾方面不在间接谈判上作努力，那不仅会失去对大陆影响的机会，而且会招致越来越多的来自岛内的和海外的压力，势必使自己陷于越发被动的境地。”在间接谈判阶段，台湾方面可以向大陆提出立即实行言论自由的严肃要求。现在看来，这一建议恐怕还有参考价值。
八、令人惊讶的香港讲话
在中国行的最后一站香港，克林顿对记者发表了长篇讲话。这次讲话没有在中国现场直播。由于重头戏已经唱完，这次讲话似乎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评论。不过在我看来，这次讲话十分重要，值得认真研究。听说国内许多朋友也很重视这次讲话，到处找来看（国内不曾全面报导），可见有同感。
在香港记者会上，克林顿对中共现领导大加称赞。他称赞江泽民聪明过人，很有魄力，精力充沛，有远见，有憧憬，“很有机会长期作为中国的领导人”，“可以想象一个和现在不同的未来”；称赞朱熔基能力过人，是江的好搭档。这些赞词恐怕已经超出了外交上常见的互相捧场。更令人惊讶的是，克林顿为江泽民等要在中国实行民主差不多是打了保票。在问到中国是否会实现民主时，克林顿断言：“我认为可能会，而且一定会有民主。我认为在明显支持改革的江主席和朱总理的领导下，中国现在的政府会顺应改革的时代潮流，带领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彻底瓦解抗拒改革的势力。”他还说：“我相信，有憧憬、有想象力和有勇气的领袖将找到方法把中国带进历史正确的一边，而且还巩固下来。”
在这次中国行临近结束的时候，包括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也大都肯定了这次访问的成功，克林顿如此称赞中共现领导，显得是画蛇添足，不但没必要，反而徒然地引来批评。可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讲呢？有美国人说，大概是江泽民跟克林顿讲过什么悄悄话吧。我当然对克林顿的说法高度存疑。不过我确实认为，现在，我们必须对中共当局的基本状况和未来可能的走向作一番全面的分析与评估，对中国的现状和演变趋势作一番全面的研究与讨论。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对我们自己的长程目标和短程目标以及斗争的方式和策略作一番认真冷静的思考。这将是本文下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1998年8月号
九、中共当局真要和平演变了吗？
人们一致认为，三次现场直播——尤其是克江联合记者会的现场直播——是这次克林顿访华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克林顿说，香港许多提倡民主的人士都表示，他们觉得，“就某些方式而言，江主席和我在记者会公开讨论，就长远看，可能会比此间所发生的其他任何一切事务，更能对人权产生重大影响”。七九民运人士、人权活动家任畹町说：“这件事影响很大。既然两国元首可以公开讨论六四，那么，全国的普通老百姓在未来也可以公开地讨论六四。”自由主义理论家、今年这次“北京之春”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刘军宁把这件事称为“中国迈向民主第一步”。他说：“当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同意，公开地同外国领导人讨论双方在一些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的分歧时，在中国领导人与中国人之间进行这样的讨论的日子，大概也为时不远了。”
据悉，就在克江联合记者会的第二天（6月28日），中共内部一批资深望重的开明人士朱厚泽、于光远、杜润生、李锐等，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讨论会，呼吁进行民主改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改革报等多家媒体前往采访，事后虽未公开报导，但由此也可看出某种宽松的气氛。又有消息说，在克江记者会的第三天（6月29日），中国社科院与行庆祝中共建党七十七周年座谈会，会上有些党员学者提出中共应顺应潮流，改名“共和党”或“人民党”的建议。这件事后来在社科院出版的《动态》杂志上披露。建议本身自然是受到严厉批评，但尚未听说对建议者施加迫害。有人甚至认为，《动态》将此事披露，客观上倒有反宣传的效果。
当然，现场直播这一举措只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过去，中共当局也不止一次地做出过开明姿态。在五七年的整风鸣放期间，连中共中央的机关报都刊出过不少给共产党提意见的文章，在七八年年底，邓小平亲口肯定过民主墙。可是，后来呢？
也许，江泽民的这一举动仅仅是展现开明姿态，做做样子罢了。但是，经验一再证明，对于一个专制政权来说，展现开明姿态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会鼓励人们提出真正的自由化民主化要求，进而向专制本身提出挑战。到那时，专制者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势必要再露凶相，而且，由于面对的挑战者人数比先前多，声势比先前大，专制者的镇压常常会搞得比先前还更残酷、更广泛。于是，开明形象便一扫而空，终点甚至可能还落在起点之后，不论是整个社会的政治气候还是统治者的个人形象都很可能变得比先前还更恶劣。
王力雄在《天葬》一书中也阐明过这层道理。他借用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说，提出“内王外圣”一词，“外圣”是指对外展现开明形象，“内王”是指在骨子里坚持专制。王力雄指出：“对于专制统治，没有比内王外圣更糟糕的状态了。那最容易制造矛盾和出现失衡，导致给人吃肉遭人骂娘的结果。外圣给了反对派势力和社会不满情绪生长的土壤和扩散空间，不可能不与其专制政权的本质发生冲突。而为了维护外圣形象，它可能开始步步被动后退，起到鼓励反对派的作用，使其得陇望蜀，然而它的内王又决定它不可能退得彻底，反而会引发更大的冲突，直到局面对它的权力构成了严重挑战，它最终就一定剥掉外圣的外衣，以血腥镇压解决问题。”如此说来，除非你是存心耍阴谋，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否则，你最好还是从一开始就别打开明牌。
对于这一点，江泽民应该说是相当清楚的。江泽民在1991年与台湾沈君山的谈话中讲到春秋时期郑国宰相子产的故事。那意思是，当政宁猛勿宽。火猛，人人见了都害怕，所以很少有人玩火烧死；水看来柔弱，许多人不在乎，让水淹死的人反而更多。
由此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既然江泽民深知打开明牌的危险性，为什么他还要打呢？联系到近来有关江泽民有意推展政治改革的各种小道消息，莫非现在的中共当局真的要打算和平演变了吗？
十、自由民主大趋势
依我之见，现在的中共当局确实认真考虑过在中国实行自由民主的问题。这并不奇怪，若是到今天他们都还没有一点点要实行自由民主的考虑，那才怪呢。
道理很简单，今日之世界，自由民主是大趋势。在思想观念领域里，自由主义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什么“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大的民主”，什么“共产党代表了人民，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代表了人类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套神话，早已信誉扫地，既不能欺骗自己，更不能欺骗别人。在非官方场合，许多共产党员，包括相当数量的中层干部高层干部，都已经抛弃了旧的意识形态语言而采用了和民主派相近的词汇和概念。就连为中共专制做辩护的所谓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也不得不在理论上承认一党专制只是一种阶段性的权宜之计，最终还是要过渡到宪政民主。不论当今中共统治集团患有多么严重的犬儒病，但正如韦伯指出的那样，一切权力都有使自身合理化的需要，也就是把自己的权力地位看作是
在某种意义上合法的，理所应当的。他不能说权力就是权力的目的，他必须说权力是用来达到理想的手段。可是在今天，自由民主理想已经成了唯一的理想，因此，如果中共当局要为自己的权力作辩护，除了也借用自由民主这套理想之外，它已经别无选择。
在促进中共内部的思想转化上，亚洲金融风暴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亚洲金融风暴促使国人——自然也包括共产党人——对所谓亚洲模式进行反省和批判，也就是对那种只经改、不政改的模式，对邓小平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反省和批判，对所谓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进行反省和批判。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印尼的经济一溃千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500美元降到750美元以下，二十五年的经济增长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见1998年7月10日《纽约时报》）。经济危机引发了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在位三十余年的铁腕人物苏哈托不得不黯然辞职。不难想见，这一事件会对中共当局造成何等的震撼。
诚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贪污腐败、贫富悬殊也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无人否认，中国的经济，首先是金融，也存在着发生危机的巨大危险。另外，由于中国的经济问题与中国的政治问题密切相关，一旦经济发生危机，很容易引发政治危机，尤其是政权合法性危机。这些都决不比印尼的情况来得轻巧，而中共现领导的权力根基又远不如昔日苏哈托那么深厚。这意味着，中共当局如若再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很可能会变成印尼，整个国家陷入极大的困境，统治者自己也身败名裂。
十一、民主改革的可能性
专制统治者是否会接受民主理念，从事民主改革？一般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理由是“屁股决定脑袋”。专制者的利益决定了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专制统治，决不会自己起来改革自己。
这种回答未免失之笼统，且不说有些人会出于理想主义的追求，作出超越自身利益的行为，就以利益而论，与其说人追求的是自身利益，不如准确地说，人追求的是他所理解的自身利益。这就和他信奉的的理念和他对世事的见解大有关系。慈禧太后为了维护皇族的利益镇压下戊戌变法，殊不料尔后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被一举推翻，倘若她当初接受维新派的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则皇族虽无实权但仍有虚位，两相比较，哪种做法对皇族真有利呢？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有鼓励投机之嫌，故常带贬义，不过它至少告诉我们，理念、见识对利益有重大关系。平时我们称赞一个人做事明智，那往往不是说他出于无私之心舍己为人，而是说他对身处的境况有清醒的认识，做出的事情对别人、对自己都有好处。平时我们劝诫某人改变其原有的行为方式，除了责以大义外，有时还要晓以利害，让对方知道，换一种做法不仅在道义上更正确，而且也对自身更有利。
在香港记者会上，克林顿强调：“美国希望中国好”，“我们的人权政策也并不是为一些更大的战略动机找借口，而是我们真正相信的东西。我们相信这是合乎道德的，而且长远而言，也是对他们（指中国，包括中共领导人——引者注）最有实际好处的”。
顺便一提，有人说，美国人向中国推销自由民主其实是为了害中国。这话很不合逻辑。一个人把自己珍视、自己实行的东西推荐给别人，怎么能说是要害别人呢？若说那种东西有害，那岂不是首先害了自己？圣经上说，对人如对己。反过来，某些西方人，自己享受着自由民主，却劝告中国人不要自由不要民主，说中国人更适于专制，己所不欲，偏偏要推荐于人，这才居心叵测。
克林顿说：“我相信，有眼光、有想象力和有勇气的领袖将找到方法把中国带进历史正确的一方，而且巩固下来。我也相信，人们在经历变化的过程中，他们也许不向我们那样相信这是合乎道德的。我想，他们将了解这是合乎他们的利益的，他们的国家将更强大。”接下来，克林顿讲到过去五十年的中国历史所发生的种种巨大反复波折，他说：“假如你想避免这些激烈的波折，要避免这些使社会有如一个可以把盖子炸飞的压力锅的波折，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制度化的方式，让真正受到委屈的人——即使他们未必是对的——批评的人未必永远是对的，在政府里也是一样，官员未必永远是对的——假如有正常的管道可以让人们表达他们的不满，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程序，可以让我们大步走向未来，而不必经过那么多波折。这种直言不讳的能力——即使你想你未必能够说服对方——能够给我们带来力量。”
在这里，克林顿主要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阐明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他指出实行自由民主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强大，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可以避免社会陷入破坏性的巨大动乱，这对于中共领导人们也是有利的。我们知道，在西方，为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理论论证通常有两种角度，一是本体论的角度，人权天赋，自由民主天经地义；一是功利论的，自由民主有利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克林顿主要从功利论的角度，而较少从本体论的角度阐发自由民主价值，那恐怕是考虑到说话的对象，为了让对方更容易接受。尽管说道德的力量在于道德本身，不过当我们劝告别人做好事时，诉诸开明的自利往往更有效。
据说，江泽民不只一次讲过他经常整夜睡不着觉，因为中国的问题太复杂太严重了。这大约是实情。毕竟，今天的中国不同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由于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着深刻、广泛而迅速的变化——不论是在好的方面（譬如自由民主理念的传播）还是在坏的方面（譬如贪污腐败的恶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统治者单靠消极守成，当“凡是派”是不行的。别的解决问题的理想模式都已经破产，唯有自由民主理想历久弥坚，显示出无比活力。在这种形势下，包括江泽民这一批中共领导人也会认真地考虑在中国实行自由民主的问题，应当说是情理中事。
正如许多人注意到的那样，看来江泽民很在意自己的历史定位。追求好名声自是人之常情。可是，什么样的名声才是好名声，那显然又和人们的理念、见解，和人们认同哪一种价值观大有关系。如今，共产革命和共产阵营已经土崩瓦解，象“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一类桂冠也早已乏人问津。从江泽民等人在公开场合的种种表演来看，他们似乎很愿意显示自己识时务懂洋务，很在意国际主流社会对他们的评价，很希望得到世界主流文明的认同。有人批评这些表演是哗众取宠，附庸风雅。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哗众取宠、附庸风雅，问题在于哗什么众，取谁的宠，附庸的是哪一种价值标准的风雅。如今，人们普遍认为，江泽民等要想青史留名，唯有在民主化上作出成就。这一点江泽民等自然是明白的。
凡此种种，可以推测中共现任领导人们确有接受民主理念，从事民主改革的某些可能性。
十二、是托词，还是有苦衷？
然而，说现政权有进行民主改革的某种可能性，并不等于说现政权有进行这种改革的明确意愿和决心。
不错，在这次联合记者会上，江泽民宣布：“今天中国政府庄严地承诺，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这可以说是中共自执政以来，其领导人对人权与自由问题所作出的最积极的表态。但我们不可忘记，在中共那里，人权、自由等概念的含义一向是模棱两可、暧昧不清的，所以，我们很难把它的承诺当真。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句庄严承诺之后，江泽民紧接着讲了如下一段话。他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近三万美元，中国是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足七百美元。所以，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都不相同。两国在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途径和方式上也不同。”
读了这段话，有些人也许会认为，江泽民们在原则上还是愿意实行自由民主的，只不过鉴于中国的国情，人口压力大，经济底子薄，再加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以及对自身利益的合理考虑，或许还要加上党内不可低估的反改革力量，很多该做的事眼下一时还做不到，如江泽民所说，“一口吃不成胖子”。执政者确有他们的苦衷。但是，善良的人们务必警惕，当我们设身处地而又一厢情愿地为当权者着想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正好中了对方的缓兵之计，当权者无非是以国情为托词来掩盖其抵制民主化的正义要求而已。
这就令人困惑了。今日中国之政治局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当局恶意抵制民主的结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又是由于种种现实困难，当局求稳怕乱而不敢轻举妄动的结果呢？
有上述困惑的人想必不少，包括克林顿。正如一些美国分析家指出的那样，克林顿虽然努力促进中共象推行经济改革一样推行政治改革，但是他不清楚目前的中共当局是否真有推行这种历史性转变的意愿，与此同时，他也很难确定，如果这种转变真的发生了，现存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承受力。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为什么克林顿要对中共现领导给予高度的肯定和期许。其实，克林顿自己也未必清楚江泽民们是否真有民主改革的意愿，不过他还是宁肯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克林顿讲话很委婉，他不是对江泽民说“你应该怎样怎样”，而是说“如果我是你”，“如果是我，我要怎样怎样”。克林顿重复地讲到：“假如要我来主持这大规模的改革”，“假如我要处理这种过渡，我要着眼的是使这种情形朝正确的方向上轨道，我不要波折，也不要面对一个无法处理的局面。”
鼓励是正面态度的批评，一如批评是反面态度的鼓励。克林顿以鼓励的口气讲话，那何尝不也是一种施加压力的方式。
十三、为什么还不平反六四？
托克维尔早就指出，专制政权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它统治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改革，开始朝好处变的时候。中共就可能正处在这样的时候。如果说到现在它还没有真正开始这样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顾虑到改革的不测风险，
罗伯特。曼宁（Robert A. Manning，美国前国务院亚洲政策顾问）在《新共和》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出，这次克江会谈没有消除六四事件的阴影。曼宁问到，为什么在九年之后，中共领导人仍然不肯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呢？实际上，中共内部有不少人希望摆脱六四的阴影。有解放军高级官员私下对曼宁说，让军队背上屠杀罪名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就连江泽民本人，既然当年的决定是别人作的，他又何苦一直为别人背黑锅呢？如今的江泽民，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经济改革的遗产，一方面又接下了邓小平六四开枪的负债，如果他为六四平反，那对他本人不是也很有利的吗？曼宁认为，江泽民等之所以不肯为六四平反，是因为他们害怕因此而导致失控。曼宁说，有不少中国人——不仅仅是中共官员——都耽心一平反就会乱。
这里，有一点先要说清楚，所谓平反六四会导致失控，什么样的失控？失去什么控？毕竟，专制的终结是一回事，社会的失序是另一回事。两者切不可混为一谈。
假定当局决定平反六四，由此引出一系列连锁反应，一党专制寿终正寝，又假定在民主选举中共产党落选下台。这一过程完全可能以和平有序的方式实现（这样的实例很多）。在这样的过程中，共产党确实失去了对政局的控制力，但与此同时，宪政民主的规则开始确立，法治的秩序代替了人治的秩序，整个社会并没有陷于失控。当然，从逻辑上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随着平反六四，政府的权威荡然无存，各种力量——积极的、消极的、建设性的、破坏性的——蜂拥而上，又假定消极的、破坏性的力量压倒了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整个社会陷于无序状态。
问题是，中共当局不肯平反六四，到底是耽心社会失去必要的秩序呢，还是耽心自己失去统治的权力？如果它主要是出于后一种耽心，那当然是不合理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站在当局的立场，有后一种耽心也是可以理解的。除非当局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否则，它在考虑是不是要平反的时候，免不了要权衡自身利害而后定。平时人们都说，犯了错误而又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好事，它有助于提高威信，赢得人心，但证诸事实那却也不尽然。有时候错误犯得太大了，恐怕想改也改不起。
六四是当局一块心病。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在这几年，当局也悄悄地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把六四不再称为“反革命动乱”而改称“风波”，在刑法中取消了“反革命罪”，对一些八九人士的压制略有减轻，让一些与八九有些关联的干部恢复工作。现场直播克江对六四事件的公开辩论，多少算是为直接面对六四事件，让受压制一方发出声音作了一点铺垫。对六四元凶之一的陈希同逮捕审判，虽然扣的是贪污腐败的罪名，也总能让民众出口恶气。最近听说官方有人传出话来——“六四都过去九年了，矛盾也该缓和缓和了”，这可能意味着当局的态度还会有所软化。
中共在历史上一向以制造冤假错案而著称，因此，它在如何化解冤假错案上也积累了特别丰富的经验和技巧。事实上，它在处理六四一案时也在尽量运用这些经验和技巧。然而，六四案件和中共历史上的其他案件（包括七六年的四五案件）都不同，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结束专制实行自由民主的问题。如克林顿所说，中共的“整个政策都应该改弦更张”，否则不论运用何种技巧都无济于事。
作为民主派，我们必须不断地施加压力，但问题在于，当民主派的压力还不够大，还不足以迫使当局认错，事情又将如何呢？如果当局发现，假如它不平反六四，日子也能混得下去（因为民主派的压力还不够大），假如它平反六四，到头来却可能是引火烧身，那么它就很可能不去平反了。六四过去九年了，当局仍不肯认错，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可是，当你还有某种主动权的时候，你不去着手民主改革，等到民主派力量足够强大了，迫使你非改不可，你的下场一定更不妙。
十四、关于实行民主的前提条件
诚如人言：智慧意味着能从各种不同的立场考虑同一个问题。白宫发言人麦克瑞说：“我们仔细衡量中国的政治结构能承受多少负荷，其间不少思考是放在衡量各方的期望方面。”
这一点十分重要。自由民主的伟大，就在于它使人们的期望从专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但是人们的期望可以是无限的，因而彼此之间便会发生冲突。自由民主制度不是要消灭这种冲突，而是把它们纳入一定的规则与程序的框架之内。在转型期间，人们的期望值迅速提升，但相关的规则、程序却一下子还不能健全，而人们又未必都习惯于遵从这些规则和程序，于是就可能导致种种混乱。
正如萨托利指出的那样，后来者在民主转型中最容易产生的问题是“负担过重”，即“困于过多的危机与负担一并到来而造成的不好收拾的境地”。我曾经讲到过，自由民主，在先进国那里是一个过程，是经验积累的产物，其间有过多次的阶段性妥协，当事者双方并不是事先就自觉到后来的一切；而在后来者那里，自由民主往往呈现为一种现成的平面的模式。追求者一方既容易有一步到位的冲动，反对者一方又容易有防微杜渐的过敏。这就很容易导致政治的两极化。它使得必要的改革既来得太慢，又走得太快。来得太慢，造成许多历史问题不好解决。走得太快，造成消化不良、塞车，欲速不达，进一步退两步。
在讲到向民主过渡的各种条件时，六十年代以来流行一种理论，强调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某种程度的市民社会，等等。然而，前苏东各国的经验否定了这种理论。不久前，美国学者菲西（M.Steven Fish）发表《蒙古：没有必要条件的民主》一文，指出，虽然蒙古几乎不具备上述理论所列举的所有必要条件，但是它仍然走进了民主，而且还相当顺利。譬如那里举行的大选，称得上公正、干净，比很多实行民主多年的国家还更少贿选和暴力一类丑闻。
看来在有关民主的先决条件上，倒是古典的民主理论家们的观点更有道理。例如密尔列举的三个基本条件，它们是（1）人民必须愿意接受它；（2）他们必须愿意并能够做为保存它所必要的事情；（3）他们必须愿意并能够履行它加给他们的义务和职能。
我们知道，大部分共产国家的民主都是在大规模的、和平的群众民主运动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是出于开明统治者的恩赐或少数革命家的包办，这足以证明广大人民对民主的强烈意愿。民众甘冒风险投入民运并在运动中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这证明人们愿意并能够为民主付出必要的努力并同时做到必要的自我克制，也就是愿意和能够为民主有所为有所不为。你会说，人们采取和平方式是因为他们怕暴力镇压。也许如此，但问题是，一旦人们以这种方式取得胜利，那就会极大地强化他们对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信仰。这对于建立和巩固民主制度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萨托利讲得好，民主的基本前提是政治的驯化，政治不再杀人，和平被确立为政治的常规，政权不再出自枪杆子。
麦克瑞说要衡量中国社会的承受能力，衡量各方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值。其实，只要人们普遍对用和平与理性的方式解决问替抱持信仰，事情就好办，社会就承受得起。
以这种观点来看，我们就得承认，在中国实行民主转型，七九年、八九年的形势要比今天更好。这当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不适于民主转型，因为再拖下去，情况可能更不好。
十五、矫正社会不公的必要与困境
不错，从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今日中国的情况较为优越，可是着眼于民主转型，贫富水平不一定那么重要，在贫富水平背后包含的社会问题可能更重要。
大陆学者卞悟、苏文指出：“象波兰、捷克等国，在民主化时国库大体仍完好，后来或分或卖，总是在国民监督下以公共选择方式进行，政府虽更迭而其产权合法性不受怀疑。而中国万一有一天民主化了，公众却发现国库已被偷光，那还能不引发清算之潮么？”
卞悟、苏文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次印尼民运中，苏哈托被迫同意和平交权，其交换条件是下台后免于刑事追究。如史蒂芬。霍姆斯（Stephen T.Holmes）所说，这种既往不咎体现了尼采所说的“积极的遗忘”，“在国家的或至少是政府的层面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再对先前的犯罪追究责任，新的民主制度的组织者就能确保得到那些占据要津的精英们的合作，这种合作对于顺利地从独裁政府过渡到自治政府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可是，由于苏哈托及其家族过去利用权势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老百姓有理由宽恕他当年政治上的罪行，但没有理由原谅他经济上的贪污腐败，尤其是对于身陷经济危机而切身利益严重受到损害的人们。连印尼军方将领也说，我们有义务保护苏哈托的人身安全，但没有义务保护他涉嫌贪污的财产。还有前南韩总统全斗焕，当初和平下台也是得到免于刑事追究的丹书铁券的，后来却因经济罪锒铛入狱，连接受民运要求开展民主改革的另一位前总统卢泰愚也因经济罪入狱。虽说他们后来都被大赦，但已名誉扫地，而经济上的被清算则不在话下。有这样的先例在那里，中国的苏哈托、全斗焕们会怎么想呢？
我原来讲到过，象印尼、南韩这类国家，本来就属于私有社会，由政府控制、介入的经济领域诚属有限，权势者再贪污腐败也有限。中国却是共产国家，政府一度把全体人民的财产都强行收进了国库，权势者掌握了一切经济活动和一切资源，他们若是贪污腐败起来，那还得了。中国二十年来的经济改革，是在一无新闻监督、二无权力制衡的情况下搞起来的，这就为守国库人偷抢国库大开方便之们。何清涟写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引用的材料均出自官方公布的数据，读来已令人触目惊心，叹为观止。
由此引出两个问题，（1）出于权力的和金钱的双重利益，一批人会强烈地反对政治开放，这意味着民主化起动更难；（2）民主化后，相当一部分民众会要求进行经济上的清算，这使得民主化本身变得更复杂。
中共当局当然不是不知道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才常有“腐败亡党”之说。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治理腐败的措施。一方面，当局对能打击的就打击，另一方面，对不能打击的就设法让他们收摊。前些日子报载，中共某元老子女名下的一家大公司宣布关门大吉，原因是“经营不善”。这显然是幌子，既然当初这家公司财源滚滚并不是靠经营有方，如今又怎会因经营不善而关掉。这无非是让他们捞足了再抽身而已，免得以后有人追查。在克林顿走后没几天，江泽民发表严厉的指示，要军队停止经商。美国方面随即表态支持。但私下许多人怀疑此一指示能贯彻到什么程度。
有人说，如果未来中国的经济形势会比较严峻，当局可能会在政治上紧缩，放慢民主改革的步伐（如果当局确有民主改革的意向的话）。这不难理解，从当局的角度，自然乐意在经济形势较宽松的时候推行政治改革。可是如众所知，经济上的困难常常是政治改革滞后的结果，所以，停下政治改革来处理经济困难则有倒果为因的谬误。
十六、为民主化进行战略勾画
回到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中国一旦民主化了，民众会不会要求进行某种经济上的清算？有人说，现在不比八九，民众对腐败的感觉都已经迟钝了。再说现在也不只是当官的在腐败，老百姓也都在腐败，是全民集体腐败。日后民主化了，民众未必有多少清算的要求，另外想清算也无从算起。
这就涉及到麦克瑞所说的“衡量各方的期望”的问题了。政治上最重要也最困难的一点，莫过于推测在什么样的情势下各类人等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和表现了。八九时，民众强烈地反腐败，但没有成效，腐败还愈演愈烈，无奈之余只好回过来想，你腐败我也腐败。如果实行政治开放，人心就会又重新变回来，因此，反腐败的呼声、要求矫正社会不公的呼声势必会起来。由于这种呼声在道义上理直气壮，势必会引起广泛回应。
事实上，矫正社会不公是任何一场民主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民主改革都要求对充满谬误的过去进行某种清理，作恶的应受惩，受屈的应补偿，以此昭示正义。英文中的“REVOLUTION”一词本是指循环运动，如何引出“革命”之意？循环运动即周而复始，革命就是重新开始。但是，正象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样，我们不能、也不应把过去的一切推倒重来。我们只能在过去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未来，因此，矫正社会不公只能以有限的方式进行。西谚云：“过分的追求公正导致新的不公正。”共产党革命，撇开其内容上的谬误不谈，单以方式而论，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邓小平在论及清理文革错误时讲过一句话，叫“宜粗不宜细”。这话在原则上倒是对的。实行自由民主，重要的是面向未来，建立起保障人权，包括言论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制度，建立起对权力制衡的制度，使人们达成和解。
有鉴于此，为了使中国的民主化尽快地走上轨道，象克林顿说的，“不要波折，也不要面对一个无法处理的局面”，我们实在有必要对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基本战略进行认真的勾画设想。□（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1998年9月号
十七、以自由化带动民主化
为了对中国的民主化进行战略勾画，我们有必要对民主本身再作一番考查。
正如萨托利所说的那样，民主是一个“简单的、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民主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两个不同因素组成的：因素之一是使人民获得自由；因素之二是使人民掌握权力。”我们可以把使人民获得自由的过程称为自由化，把使人民掌握权力的过程称为民主化。
所谓自由化是指实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释放一切持不同政见者，释放绝大多数政治犯（即所有以和平、合法方式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的政治犯），取消禁止回国的黑名单，以及诸如此类。所谓民主化，则是指政权的开放竞争，实行自由的、公开的、公正的选举，使政权的合法转移成为可能。（注意：平时我们说的民主化，其实包括了这里说的自由化与民主化两个问题。我在用到民主化一词时，有时是取广义，包括了上面说的自由化与民主化两者，也就是既包括使人民获得自由又包括使人民掌握权力；有时取狭义，单指人民掌权。读者可以通过上下文明白我的意思。）
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大致如下：
1.人民获得自由是人民掌握权力的必要前提。有自由才能有民主，无自由则无民主。在人民的自由权利得不到切实肯定的地方实行民主，很容易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准确地说，是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的对人民的专制。共产国家自我标榜为“最大的民主”，事实上却是最大的专制，原因即在于此。
2.保护人民这种因素是普遍适用的。要使人民获得自由，无非是抵制权力的滥用，因此它可以放在任何文化传统之上，也和经济发展水平无关。人民掌权这一因素则有所不同，那或多或少要受制于一国的文化传统和经济水平。
常听到有人说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理由是中国缺少民主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偏低。又有人举出某些国家在民主转型后引发的危机或动乱，以此主张维持专制现状。这里，我暂且不对上述疑惑一一作答，我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和自由化无关，和人民获得自由这一条无关，只和民主化有关，只和人民掌权一条有关。
3.我们对“保护人民”与“人民掌权”加以区分，也就是说对自由化与民主化加以区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两者是截然分离的。一方面，人民掌权能够更有效地保护人民，民主能够更有效地保障自由；另一方面，自由必将导致民主，民主是自由的自然后果。这在共产国家中尤为明显。我们知道，在表面上，共产国家在理论上都承认选举，但因为在共产国家中没有表达异议的自由，所以它的选举和投票就都成了走过场。反过来，一旦我们有了真正的自由，假选举就变成了真选举，假民主就变成了真民主。虽然在中国现行的选举制度中，公民直接选举的层次偏低（只是县、区级），但只要弄假成真，意义也很重大，而且我们还可以相信，在独立舆论的影响下，省、市级人大和全国人大以及行政与司法部门也必然会发生积极的变化。
根据以上三点，我们不难找出在中国推行民主化的基本战略，那就是，首先争取自由化，其次争取民主化，以自由化带动民主化。
十八、承诺的必要
我们注意到，在这次访华期间克林顿就人权民主问题发表的讲话，其重点也是强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江泽民们是怎样应对这种呼吁的，我们不得而知。想来很难一口回绝，也很难找到什么推托的理由；毕竟，这和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七百美元一事完全扯不上关系。
正如我们在去年江泽民访美期间发表的致江泽民公开信里阐明的那样：“讲到在中国实现自由，保障人权，你说不能一口吃个大胖子，那似乎是说不是你们主观上不愿意，而是客观上一时还不可能。这话至少不适用于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属于消极自由或曰否定性自由。如何实现言论自由？那就是终止因言治罪。别人发表了什么不同政见，不去抓，不去镇压，这就够了。我们要求言论自由，不是要求你们去做什么，而是要求你们不去做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全系于一念之差”。换言之，实行自由化，在原则上有着最大的普遍性，在现实中又有着最大的可行性，道义上的依据最大，实践中的风险最小。为什么不，凭什么不呢？
应该说，近些年来，中国的自由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以言论和出版的开放度而言，现在比过去宽松了许多。今春有消息说，中共当局拟在未来数年内逐步向外资开放文化市场，预计三年后开放出版及期刊市场，五年后开放报业，八年后开放电子媒体。另有消息说，当局也打算在未来几年内允许公民自行经营出版业。最近又传出江泽民承诺将在二至八年内对内对外开放出版业。这些当然都是值得鼓励的动向。不过上述消息均来自小道，还未见到有公开宣示。再有，这里的所谓开放究竟是什么意思，人们也不清楚。如果只是在理论上允许公民申请办出版，但仍须政府批准，政府仍可对出版物进行事前的干预和限制，那么这就和真正的出版自由还不是一回事。当然，辩护者可以说出版的开放也要逐步进行，正如文化的开放要从出版、期刊，而再进到报纸、广播、电视一样。然而问题是，我们又如何能
够肯定这套说词不是推托，不是欺骗呢？
这就涉及到承诺的问题了。依我之见，当局若希望比较顺利地实行制度转型，及时地作出公开而明确的承诺是关键的一步。非如此不能展示诚意，非如此不能建立起朝野之间的基本互信。我们知道，即便有了当局的承诺，一般人尚且怀疑你是否肯兑现，如果连承诺都不肯作出，别人的怀疑自然就更强了。
都说改革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实行改革本来是为了代替革命，也就是用和平的、社会动荡较小的方式去完成制度的根本转型，然而在历史上，有些改革非但没有代替革命，反而引发了革命，招来了革命。再看历史上那些处于大革命前夕的统治者们，其实大多数都比他们的前任要好，要心软一点，有的还一度试图对前任留下的弊端作某些纠正。可是，革命的炸弹没有在他们前任的时代爆炸，倒是轮到他们给炸开了。
这并不费解。因为革命的种子是孕育于残酷的暴政，但种子要能破土而出却常常需要坚硬的大地呈现某种松软或缺口。其实，一般人何尝不希望能够平稳有序地进入新时代。他们也不是毫无耐性。关键是必须让他们能够保持信心，相信和平转型是可能的、现实的。这就要求当局展示诚意。就拿放人一事来说吧，克林顿希望中共方面能做得主动些，干净利落些，不要只放特定的知名人士，“要再向前跨出一大步，研究是否可以尽快检讨对所有这类人的判决，因为如此可以凸显出这是一种政策转变，而不只是和美国交涉的结果”。这就是说，当局要表现出它的改进是出自诚意而不只是出自压力。
然而，三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中共当局在放人一事上并没有做出什么重要的举动，最近我们获得的关于中共当局的信息，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或许当局正在酝酿，但更可能是在犹豫不决，左右摇摆。有人以为在过渡期当局需要这样收收放放，因为你既不能让人们一下子没了恐惧，又不能让人们失去希望。但我要指出的是，这种摇摆反复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不用多久，它就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觉得你当局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结果是使得人们既不怕你又不信你——这就很麻烦了。
不错，由于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因而其间总会出现种种问题，免不了会有摇摆有反复。唯其如此，当局才需要把承诺作在前头。承诺是给出方向，也是给出约束。众所周知，国民党政权的民主转型要比前苏联东欧等共产政权的转型进行得更平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早就作出过自由民主的承诺，它明确承认训政不是宪政，威权不是民主，一党专政只是权宜之计，承认多党竞争、宪政民主才是正道。中共若想平稳转型，它就必须及时地作出承诺。
不言而喻，我们这里说的承诺，必须是公开的、明确的、清晰的，是放弃了旧意识形态的语词系统，接受了国际主流文明对人权与自由的解释与界定的。这就是说，中共在自由民主的问题上也要“不问姓社姓资”，肯定自由就是自由，民主就是民主，肯定言论自由包括反对共产党言论的自由，民主意味着放弃一党专政——即便在一时间还不实行全面开放选举。
十九、再谈六四
这里不妨再讲一讲六四。
在联合记者会上，克林顿公开批评六四，江泽民则重申六四之必要，克林顿没有进一步反驳。我估计他在私下会谈中大概也没有再作反驳。因为克林顿最关心的不是如何评价六四，而是如何处理六四。
克林顿说要有一些制度化的方式，让真正受委屈的人能够有正常的渠道表达他们的不满，即使他们不一定是对的。这可以看成是克林顿向江泽民提出了处理六四的一套办法。它们包括：承认和平表达异议的自由权利，这意味着肯定了八九民运的诉求目标，同时也意味着不让六四事件再次发生（至于说如何保障自由社会里的正常秩序，包括如何保障和规范街头运动，那是另一个问题）；释放因六四系狱的人士；对受害者给予人道关怀的善后安排，等等。这套办法说简单点，无非是要当局实行自由，实行法治，实行人道。它不是专为六四，但自然包括六四。换言之，只要当局认真实行自由、法治和人道，那么它也就大体上解决了六四。在此前提下，当局是否宣布为六四平反，倒不是那么重要了。象过去中共习惯于搞的那套平反冤假错案的办法，例如为四五平反，看上去很彻底，但由于当局并没有承认自由民主，其实仍是落入专制政治的怪圈，反而没多大意义。
江泽民坚持六四镇压必要论。据了解，有一些民众似乎也多多少少接受了这种观点。我过去写过许多文字驳斥这种观点。今后我们还要进一步阐明我们的观点，说服更多的民众，并力图使政府早日对六四作出新的评价。
如果中共当局作出决定开放自由民主，至少是在起初一段时期它会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但是，鉴于中共在历史上犯过的严重错误以及当前中国社会积累的各种问题，也鉴于国人毕竟未曾有过民主的经验，当局实行政治改革会不会到头来反而引出乱子呢？这就需要当局对国人抱有基本的信心，要相信大多数人是通情达理的。如克林顿所言，要相信“这种可以直言无讳的能力——即使你想你未必能够说服对方——能够给我们带来力量”。作为民主化的迟到者，我们也有迟到者的优势，我们能从先行者那里吸取大量的经验教训，从而做的更好一些。当然，进行这样一场大的改革，风险总是有的。要敢冒这份风险，因为你要是不敢冒风险，其实也在冒风险，是在冒失去机会的风险，那无疑是更大的风险。
二十、不怕慢，只怕站，更怕退
中共当局究竟有没有实行政治改革的诚意？这固然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如果江泽民等果真有诚意，我们自然十分欢迎；不过对我们民运人士而言，我们宁可对这种诚意估计得低一些。我们要记住，权力的本性就是倾向于滥用的，它很难自我限制，因此我们宁可对当局保持戒心，保持怀疑。
基于对当局改革诚意的怀疑，在推进民运的斗争中，我主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的基本策略是，冒有限风险，打有限战争，争取有限目标的实现，积小胜为大胜。我不主张一步跨越好几个台阶的做法，因为它很少成功的可能，而且还容易跌跤倒退。这并不是说民运只有渐进没有突进，不过突进的出现通常有赖于某种突发事件。当年波兰的团结工会和八九中的高自联，都是在突发而起的群众运动中阵前成军，一成立就有千军万马的实力；好象希腊女神雅典娜，一生下来就全身披挂，所以别人奈何不得。至于在平时，因为缺少广泛的群众参与，我们只能采取费边式的渐进策略。有些人很勇敢，采取高风险的行动；但考其初衷，恐怕多半还是抱有侥幸心理的。古语“行险侥幸”就是指的这个意思。这是反对运动中常见的一个悖论：许多看上去特激进的反对者，其实暗地里倒是对当局抱有相当高的幻想；而那些较为稳健的反对人士实际上是对当局的善意更有保留。类似的，激进反对者在实际行动上往往对民众的期待过高，总以为遍地干柴，一点就着，等到失败了又去指责民众愚昧怯懦。稳健派不会抱怨民众，因为他们本来就对民众有更平实的估计。
现在，一方面是少数勇敢者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向前冲得很远，另一方面，大多数民众却依然显得冷漠消沉，很少关注，更很少参与。先头部队和后续部队严重脱节，这不能不令人忧虑。鲁迅说：“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我记得先前在学校演说时也曾说过，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罢休，不至于比卓厉风发无效的。”
今天中国的问题主要倒不是麻木，而是犬儒。我在《犬儒病》一文里指出：“现今犬儒病的流行，正是先前失败留下的苦果，是巨大创痛的滞后反应”，因此要治犬儒病就离不开一味药——成功。“理想主义者不能一味地愤世嫉俗，怨天尤人。我们必须力争在现实中赢得成功，从微小的成功开始，并不断地积累成功，然后以我们的成功去治愈他人的犬儒，然后再以更大的实力去赢得更大的成功”。
我以为当前民运的重要工作应是做民众的工作。所谓争取自由争取民主，有些人理解为向共产党争，向统治者争，不过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争取人心，争取民众。民运如果少了“民”就构不成“运”，构不成实际的力量或压力。不要等到挫败后才想起中国有八亿农民三亿文盲，才想起军队的士兵还缺少民主启蒙，而在有机会做民众工作的时候却没兴趣扎下去，做深入细致的民众工作。
在谈到中国的改革、中国的民主化时，克林顿引用了一句中国俗语——“不怕慢，只怕站”。我在八零年竞选运动中也引用过这句话，还加了三个字，叫“不怕慢，只怕站，更怕退”。回顾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如果没有那么多站、那么多退，哪怕我们的步子再慢，几十年下来，今天的局面也断然不是如此。
把停顿和倒退归咎于专制者吗？这是废话。专制者既然是专制者，他们就一定要让民主进程停顿、倒退，但是，我们是干什么的呢？我们的责任不正是要让他们无法停顿、无法倒退吗？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舞台上，民运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应该努力扮演好这一角色。
由此便引出了对民运策略的重新思考。比如说，中共签署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这无疑为我们开展民运提供了新的契机。怎样运用这种契机呢？有些朋友的做法是以身作则，勇敢实践。人权公约规定了人们有权组织独立工会，于是他们就着手组建工会，以此测试当局是否有履约的诚意，并借助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对当局形成某种制约。
我不认为这是最好的策略。首先，我以为我们没有必要去测试当局是否有诚意。我们宁可假定它缺少诚意。再者，如果我们测试出当局没有诚意，那又怎么样呢？国际社会的压力会发挥一定影响，但一般而言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效果。至于民众，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过当局会有诚意，因此这种结果对他们也并无启蒙作用。既然我们假定权力很难自我克制，除非遭遇到其他足够强大的力量的抵抗，因此，我们首先要做之事恐怕就还不是去实践公约而是去宣传公约，让公约的真精神深入人心。
在今天的形势下，进行这种宣传工作应该没有多大困难，当局很难正面压制。一旦公约深入人心，化为共识，然后再去实践，便可望获得更为广泛的理解和认同，获得更为广泛的同情、支持与参与。这就可能迫使当局作出让步。事实上，所谓和平转型，很少是当局自愿的结果，而是在民间压力下的半推半就：当局先宣布要实行自由，你在动员起足够的实力之后——而不是之前——再去找它兑现，它见你实力雄厚，很难压制，于是就顺水推舟，成全了好事。这种策略是先务虚后务实，先布局后将军，先扎扎实实，不动声色，充分利用已有的空间，铸造社会的抗争实力，积累起巨大的政治势能，引而不发，然后再将之转化为政治动能，取得突破。
采取这种策略，在初期看上去很慢，有如十月怀胎，但实际上更快，因为早产太容易夭折。你要再受孕怀胎，从头做起，反而更慢。中国民运之所以屡遭挫折，原因恐怕就在于习惯性流产。既然当今中共当局，已经没有——或是不能，或是不愿——使民主力量胎死腹中，这种策略就大有成功的希望。不消说，实行这种策略也非常不容易。要让自由的种子受孕成胎，对于有习惯性流产的民族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犬儒病流行的今天。但是我看不出舍此之外还有什么捷径。
如前所说，这种策略是基于对当局改革诚意存有戒心，不敢有侥幸之想，是假定当局缺少改革诚意而力图使民运不停顿、不倒退，稳步发展的成功策略。反过来，如果当局真有改革诚意，这种策略可能也是很好的策略，因为它可以避免民主改革一旦启动而出现“塞车”、出现萨托利所说的“负担过重”的困境，有利于形成朝野双方民主派的良性互动和民主化的平稳进行。
当然，民运（国内的和海外的）并非单一体，不可能只实行一种策略。也许，一些更激进的朋友到头来取得了某种出奇制胜的意外成功，那自然值得庆幸。不过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采取这种坚韧稳健的策略。这样，如果别的策略遭到挫败，不致于对民运全局带来严重影响。经验证明，只要不发生大的停顿、大的倒退，政治气候的回升还是很快的，民气的回升也是很快的。（全文完）□
《北京之春》1998年10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