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百年之际，人们再次对戊戌变法的成败得失以及革命与改革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认真的思索。我们至少听到了以下四种不同的观点：
1.由于戊戌变法是针对旧体制提出全面改革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危及到满族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所以满清政府一定会坚决反对，残酷镇压，故而改革绝不可能成功。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制度的根本转型。
2.如果清政府采纳变法主张，由专制君主制转为立宪君主制，这其实也更符合特权集团自身的长远利益，可惜的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没有这份见识，遂导致戊戌喋血。和平改革的路子被堵死，人们只有采取暴力革命。
3.戊戌变法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和平改革此路不通，事实上，后来慈禧自己也搞起了改革，后来清政府已经决定逐步实行立宪改革，但由于激进思潮的蔓延，革命派采取了暴力革命的手段，打断了本来很有希望的和平渐进改革，由此开启了长期的社会动荡，反而延缓了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进程。
4.戊戌变法虽然采取和平改革方式，但其内容、其步骤却相当激进，这不但无法获得成功，而且还引发了长达百年的激进主义思潮。
依我之见，以上四种观点各有根据，也各有不足。
首先，我同意，戊戌变法的目的是对旧体制加以根本变革。但若由此而断定，满族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就必定要反对变法，镇压变法，那倒不一定。这种观点暗中假定了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他所属的集团利益行事的，其实未必。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与其说是按照他所属的集团利益行事，不如说是按照他的个人利益行事。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许多汉族官员也站在变法的对立面呢？
再有，就算我们承认，人的行为是利益导向的，但利益并不是一个现成的、客观的摆在那里的东西。人追求的利益，总是他当时所理解的利益，这就和他的理念、见识紧密相关。于是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一个人本来是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因为目光短浅，看不清大势，因此找错了目标，走错了路，到头来反而蒙受损害。
假如满族统治集团接受变法，接受君主立宪制度，皇帝还可以当皇帝，满族还可以是贵族，虽然权力被虚化、被分享，总比后来被打倒、被推翻好得多。当年粱启超等规劝满族统治集团接受变法，苦口婆心，不但责以大义，更是晓以利害，引证古今大量事例，证明坚持君主专制决无好下场，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就是听不进去。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内外夹击下被迫交出政权，起初还有个优待清室条例，皇帝一家还可住在紫禁城内，好歹享有某些特权，后来又闹出个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就连紫禁城也住不下去了，把个优待条例也给闹掉了，再后来溥仪又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满洲国，失败之后终于沦为战犯。如果当初接受变法，又何至于此呢？两相比较，那种做法对统治者自身真正有利，不是很清楚的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天下自有一类权力狂，他们要的就是绝对权力，为了保住这种权力，他们宁肯被打倒被推翻——正如当年他们为了争到这种权力不惜抛头颅撒热血一样——也不肯让权力被限制被分享。中国有句老话，所谓“卧榻之侧，其容他人酣睡”，讲的就是这种独霸权力的心态。八九民运无非是要求与当局平等对话，中共当权者就有人扬言：“共产党的江山是死了三千万人才换来的，谁要想要去，谁也要付出同样的代价！”这就是说，他们宁可不要良性互动，宁可不要双赢，不要你活我也活，他们硬要你死我活，哪怕到头来你活我死。好在这种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清政府镇压下戊戌变法，但此后不过十年，清政府自己也实行起政治改革。顺便一提，在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清政府本来是变得更顽固而决不是更开明。为了进一步抵制西方的影响，慈禧煽动和利用狭隘的排外情绪，引出了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用武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联军中有人主张干脆废除清廷，另立孔子后裔作皇帝，还有人则要求慈禧还政于光绪。再加上一九零五年日俄战争日本获胜，被认为是立宪君主制优于专制君主制的铁证，于是引起朝野上下对立宪改革的强大呼声，这样，清政府才决定实行政治改革。一九零八年八月，清政府宣布了预备立宪的具体计划，许诺在一九一六年颁布宪法和首次选举国会。到了一九一零年，迫于朝野压力，清政府宣布修改立宪计划，决定提前四年实行立宪。然而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近些年来，海内外都有不少学者对辛亥革命提出批评，有些人还进而提出“告别革命”的主张。我理解提出这种主张的良好意愿，不过我以为这种观点未免失之简单化。正如大陆学者苏文所说的那样，“革命”不是知识分子变的魔术，说句“我革命啦”它便从天而降，说句“告别革命”它便离地而去。因此，我们还需要对革命作进一步的分析。
为革命（指暴力革命）辩护的人总是说，他们把革命当做最后手段，只是在和平改革的路子被堵死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暴力革命。这种辩护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但证诸实际，我们却发现，历史上的许多革命，并不是发生在和平改革毫无希望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和平改革有着某种希望、甚至很有希望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最应该发生革命的时候，往往并没有发生革命。革命每每发生在那以后。革命几乎总是父债子偿。
其间道理也许并不复杂。在压迫最严厉、控制最全面的时候，照理说是最应该革命的时候，但一般来说，那也常常是新理念最难得到传播的时候，也是反对派最难生存、最难活动和最难发展的时候，而且也常常是民众最消沉、最感到没有力量以及最缺少自信的时候，因此反而很难发生革命。等到压迫开始软化，控制出现松动，新理念才有了广泛传播的机会，反对人士才有了较多的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此外，由于当局自己也在实行改革，这一方面是把自己的弱点暴露于天下，另一方面也鼓励了人们更高的希望与更急切的期待，所以有时反而引发了革命。
如上所说，在应该发生革命的时候往往没有发生革命，在实际发生革命的时候往往不需要革命，革命在该来的时候不来，在不该来的时候倒来了。这就让人很有几分尴尬，不论你是主张革命还是反对革命。
在我看来，现实发生的革命其实有两种，一种是造成的，一种是生成的。
造成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革命理念的产物，是激进知识分子的产物。列宁讲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胡适说革命都是“穿长衫的朋友”搞出来的。造成的革命是通过革命者的长期鼓吹和长期准备，由革命组织精心策划和实际运作，并且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民众积极参与，自觉完成的一种行动。中共革命就是一个典型。
生成的革命则不同。生成的革命是一种自发的行动。一九一七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即为一例。按照苏文的描述，二月革命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任何一个左派政党有计划地发动的。事实上，“没有一个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那时，正在流亡瑞士的列宁心灰意懒，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革命了。俄国知识界多数倾向保守，不鼓吹革命也不相信会有革命。二月革命来得很“突然”。它起因于一件“小事”：俄历二月二十三日，彼得格勒“由于运输不足”使得商店里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很快便演变成“自发性罢工”。沙皇根据一九零五年的经验怀疑杜马中的“自由派”捣乱，遂下令解散杜马。不料第二天局势突变，派去镇压骚乱的首都卫戍部队有几个团率先哗变，迅即引起全面倒戈，已遵命解散的杜马见状便反过来要求沙皇退位，沙皇调兵遣将却无人理睬，终于被迫在三月二日下台。整个事变不到十天，几乎没有流血。我们知道，中共是整整打了二十二年仗才把国民党政府赶出大陆，这两场革命实不可同日而语。国民党政府是被别人战败的，沙皇政府基本上是自己瓦解的。
辛亥革命介乎“生成的革命”与“造成的革命”二者之间，偏向前者的成份好象还大一些。在当时，革命派虽然进行过多次武装起义的尝试，不过规模都很小，也缺乏统一的指挥和全盘的部属，武昌起义无非是一小批下级官兵的冒险行动。但是就在武昌起义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就有十几个省的地方当局宣告独立，被派去镇压起义军的袁世凯则趁势要求清帝退位。从武昌枪响到民国立元，只经历了两个多月。这就是说，清政府的垮台，不是有太多的人要执意推翻它，而是有太少的人愿意保卫它；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赞成革命派的手段，但是也没有多少人不赞成革命派的目标。清政府的垮台，主要还不是被革命派所战败，更多的倒是政权本身的瓦解。在当时，政治精英们主张革命并直接参加革命的并不多，但尽管如此，革命还是发生了。
当然，生成的革命也不是凭空发生的，它总是和某种社会矛盾的深厚积累，和政府道义威信的极度低落分不开，如果我们不去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而只是单方面地去批评所谓激进革命的思想，去宣传“告别革命”，恐怕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最后一个问题，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改革派自身是否犯有激进的错误？本来，戊戌变法的目的并不激进。在变法期间，改革派出台的改革方案，孤立地看也不激进（我们知道，改革派关于颁布宪法，建立国会和宣布君民合治等方案，在变法期间还没来得及提出）。戊戌变法的失败，其罪责在顽固派。但是从改革派方面检讨，至少表明了他们在策略上不高明。改革派先是低估了顽固派的力量，以为有了皇帝支持就万事大吉。面对顽固派的反对，改革派又不善于使矛盾分离和多样化，不善于使政治保持弹性和适应性，因此未能避免顽固势力的致命一击而全军覆没。在这一方面，后人确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北京之春》1999年2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