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民主运动是群众运动。归根结底，政治是实力的较量。只有千千万万群众直接投入民运，才能造成实实在在的压力，专制者也才不得不退让，不得不屈服。民运绝不能缺少民众，民运不能变成只是民运人士的民运，更不能变成只是民运领袖的民运。缺少了民众的支持和参与，民运就失去了力量，失去了根本。不论少量的民运人士和民运领袖们多么英勇，多么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如果没有广大的民众作基础作后盾，他们的奋斗就只能是孤军奋战，寡不敌众。假如说在民运的最初阶段，一小批先知先觉得不到一般民众的理解或认同而身处孤立，确实在所难免，那么，这一阶段应该说早已过去。中国民运曾经拥有过极其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八九民运即为明证。八九民运的规模之大，在世界各国的民主运动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但是由于六四屠杀，民运遭到严重挫败，一时间伤了元气。因此，眼下民运的当务之急就是再次深入动员群众，重新集结民运大军。做民运工作就是做群众工作。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无可置疑。
上述道理无非老生常谈，想来大家都明白，也不会有什么异议。问题是，在实践中，这一浅显的道理却常常被人们淡忘。譬如组建独立的政治社团，独立工会，组建反对党，那无疑是民主运动的一项基本任务，意义十分重大。专制统治者本来只是极少数，他们之所以能够控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是因为在专制社会中，唯有统治者才有组织，人民则无组织。这样，统治者可以利用组织的力量、集体的力量，对分散的民间反对人士各个击破。有鉴于此，民间反对人士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可是，在没有结社自由的情况下，任何民间的政治组织，只要一冒头就会遭到封杀打压。因此，我们必须预先打下深厚的群众基础，先采取‘政治活动非组织化，组织活动非政治化’的策略，凝结共识，聚集队伍，在此后，而不是在此前，再打出政治组织的堂堂旗号。就象古希腊神话中的战神雅典娜，一诞生就全身披挂。反对组织要一出土就有千军万马，让统治者吃不下、啃不动。只有这样，才能突破禁忌，赢得胜利。这就要求我们事先做好群众的说服工作和动员工作。如果我们在不具深厚群众基础的情况下就打出组织的旗号进行活动，由于势单力薄，其实和无组织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增加了风险而已。民运人士彼此之间加强串联，加强跨地区、跨省市甚至跨国界的串联，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和周围群众的联系，把根深深地扎下去，加强和本地区的群众的联系。从现在的情况看，民运人士与民运人士的结合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但民运人士与广大群众的结合还做得很不够。中国的民运至今尚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原因就在这里。
再说闯关。身为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我们当然不能坐等中共哪一天自己撤消黑名单允许我们回国。我们必须努力抗争。问题是如何抗争。单靠流亡人士自己接二连三地闯关（或偷渡），行吗？各国经验无一例外地证明，只有在广大民众群起抗争、尤其是本土民众群起抗争的情况下，专制当局才会被迫取消禁令。没有广大民众的呼应配合，个别流亡人士的闯关行动最多只能造成某种新闻效应，而且还只是在海外的某种新闻效应，不可能取得胜利。说到新闻效应，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大众传媒无远弗届，新闻效应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一件行动，如果没有上新闻，它就没有效应。但是我们也必须懂得，新闻效应的巨大力量只在新闻自由的国家里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对海外媒体造成的新闻效应不可估计过高。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海外的新闻效应而忘记了扎扎实实地推进国内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我们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道理很简单，要造成海外的新闻效应，少数民运人士就足矣，但是，中国民运的成功却不能不依靠广大民众的投入。
总而言之，民运必须把群众工作置于首位。对民运人士的最大考验，不在于我们是否提出了什么新奇的口号，做出了什么惊人的举动，造成了什么轰动的新闻，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动员和团结更多的群众支持我们的事业，参与共同的斗争。□
《北京之春》1999年3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