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使馆事件之余波

Share on Google+

——兼答邓郎

“使馆被炸事件与中美关系危机”一文(见上期《北京之春》)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应。支持赞成者甚多,也有一些人提出异议。校友邓郎寄来一篇商榷文章,其论点论据都很有代表性,理当认真回应,其温厚理性态度,更令人相敬相惜。邓郎文章的重点自然是对使馆事件的不同评判,顺便还提到了别的几个问题,我这里不妨先从这几个问题入手,进一步展开我的论述。

1、关于霸权与反霸

邓郎说,一党独大是专制,一国独大就是霸权。我以为这种说法不准确。

以日本为例,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但日本是民主不是独裁。所谓一党独大,实际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和平竞争,因而有真正的反对党,但在某一时期内还没有一个反对党足够强大;一种是用暴力禁止竞争,从而使得真正的反对党根本不可能产生。前者仍是自由民主,后者才是独裁专制。

再有,所谓分权制衡,严格地说,不是说用两个或三个权力去代替一个权力,而是把一个权力分成不同性质的两个或三个。三权分立不是要建立三个政府,而是把最高权力分成立法、执法(即行政)和司法三部份。如果一个国家竟然有三个总统,那不是分权是分裂,不是民主是内战。

另外,国际问题不同于国内问题。当今,人类还没有实现大同,地球上还没有世界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持国际间正义的和平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和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强国还是有两个或多个超级强国并无直接关系。有时候,由于存在着两个或多个强国,可能形成一种均势下的和平。有时则相反,正因为存在着两强或多强,反而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不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吗?在美苏两强并存的几十年间虽然没有发生世界性的大战,但局部战争仍是层出不穷。其中,流血最多的两次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恰恰是植根于两强对峙的背景。相比之下,冷战结束后的这十年,战争还要少一些、小一些。我承认,一国独大不是什么理想局面,多个强国并存或许更为理想,但应是多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或联盟(譬如说,欧盟的产生就是一件好事),起码别是反民主的国家。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在国际关系上固然有很多问题,但若是出现一个反自由反民主的超级强国或集团与之对峙,只怕这天下更不公正更不太平。那不是又全面退回到冷战时代了吗?过去半个世纪的冷战没有爆发热战已是侥幸,再来一轮冷战呢?

说到反霸,别以为高喊反霸就必定是好事。文革期间,毛泽东反对美苏两霸主宰世界,以“不称霸”为口号到处扶植对抗美苏的力量,其结果又如何呢?红色高棉就是在中共支持下才夺得柬埔寨政权的,战争中的流血牺牲不说,掌权后只几年工夫就杀死了100万-200万柬埔寨人(其中,40万华人被杀掉18万)。另外,反美反苏的口号落实到国内政策,那就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下,清除掉党内多少还有点理性有点务实的大小当权者,压制下任何一种关心民生疾苦追求自由民主的声音,从而把整个国家带入一切善良的人们事先绝对想象不到的黑暗与恐怖。

一种势力独大必然导致霸权,这种观点在事实上和在逻辑上都有很多问题。在中国,汉人一族独大,那是否意味着中国必定是汉人霸权呢?照此逻辑,其他民族唯有独立,但独立也不行,例如在独立的西藏,岂不是又成了藏人的霸权?可见,要解决霸权问题,关键是要大力提倡人权。不能搞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或阶级至上,政党至上,只能是人权至上。

2、关于新闻自由

邓郎写到:“这次美国舆论界的表现,让我着实领受了一番新闻自由的教育。”言下之意,是批评美国的新闻自由为欺人之谈。我不能赞同这种批评。什么是新闻自由?那就是每个人都有传布新闻的自由,政府无权查禁和迫害。就在这段期间内,我们看到有各种新闻自由传布,包括亲中共的大小媒体,包括中共自己直接掌握的大小媒体,都能在美国境内公开而合法的自由传布,没听说有谁遭到查禁或迫害。这样的新闻自由难道不是实实在在的吗?

我推想邓郎在这里是用词不确。他实际上要批评的不是美国新闻不自由,而是批评美国的主要媒体在报道新闻时不客观不公正,譬如说刻意渲染某一类新闻,淡化或隐瞒另一类新闻。这个问题可从两方面看。首先,许多西方媒体都标榜客观公正原则,在报道重大新闻时一般都注意到兼顾正反两种立场。我们从美国的电视上可以看到南斯拉夫群众如何地支持米洛塞维奇,在美国的塞族人如何地抗议北约。中国大使馆被炸的画面我们也是首先从美国电视上看到的,还有中国民众的反美示威。一位写《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作者被邀请在美国公共电视台侃侃而谈。就在南国接受北约条件,克林顿宣布胜利之日,媒体的民意调查显示,不赞成此次干预行动的美国人仍然不少。凡此种种,多多少少总还体现出某种客观性和公正性。

其次,我相信,在每一次重大事件面前,总会有人对某些媒体的报道感到不满——我就常常感到不满,总会有人认为某些媒体对某一方面的新闻和意见没有给予足够的表达。但正如前面所说,这与新闻自由原则无关,你不能说这就叫新闻不自由。另外,你对某些媒体不满意,你可以找别的媒体嘛,如果你对现有的媒体都不满意,你可以自己办一家嘛。新闻的客观公正,一方面是靠每个媒体自制自律,另一方面更是靠大家相互竞争,彼此补充。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在一个人人都有权发布新闻的地方,纵然没有一个人坚持客观公正,但千千万万个主观和片面相加,就能给民众提供一个相当客观相当公正的图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断言自由社会有客观公正的新闻。

真的,那些抱怨自由社会的媒体不客观不公正的人(譬如《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作者们),你们自己为什么不办媒体呢?我就从来不要求人民日报刊登我的文章,从来不要求中央电视台邀请我发表讲话。我只是要求当局允许我们创办自己的传播媒体。我是说,当我们自己办起媒体时,你政府不要劳神费力地来查禁来镇压就行了。我坚信,只要中国实现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事实就可以战胜谎言,真理就可以战胜谬误。为什么你们这样没信心呢?

批评自由社会里的大众传媒不客观不公正的朋友,通常总是把矛头指向传媒,或者是指向支持传媒的资本家或政府。这多半是找错了对象,要批评你就该批评大众。因为在有竞争的情况下,正是大众爱看什么不爱看什么,才决定了媒体的影响力,从而决定了媒体的命运。人性有其固有的弱点,所以大众传媒的品质总是难以令人满意;但人性也有不可泯灭的美德,有求真求善之心,所以,在自由社会中人们获得客观公正的新闻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专制社会。这一点总是无可置疑。

3、再论使馆被炸不是美国政府行为

以上,我附带地对邓郎文章中顺便提出的几个观点略加橙清。以下,让我们回到彼此争议的焦点上来。

邓郎是这样总结我的观点的。他说:“胡文的基本逻辑是,中国驻南使馆是被误炸的,事件的性质是偶然而非蓄意,不能认定是美国政府的行为,所以根本不必大惊小怪,更无理由怒火中烧反应过度,尽管中国的示威者们作出了那样激烈的反应,但是他们的抗议态度是否诚恳却大须质疑。胡平先生用以支持误炸说的主要论据是:美国和北约没有攻击中国的动机。”

严格地说,邓郎对我观点的概括并不准确。使馆为何被炸,有过很多说法。有人说是错用了过时的旧地图,有人说是一小撮阴谋家蓄意挑起事端,有人说是中使馆偷偷地做了不该做的事(帮助南国政府发送电讯或窝藏米洛塞维奇),等等。我对这些说法通通未置可否。我只是作出了一个否定性判断:这件事不是美国政府的行为。所谓误炸,所谓意外,当然也是对美国政府而言。有最新消息,说使馆不是意外误炸,是因为使馆进行频繁的电子活动,故美国军方的某些负责具体操作的人员作出决定将其当做军事目标予以攻击。其实,这种说法早在事发后第三天就在流传,也曾披露于某些媒体。和上述其他说法一样,它们都表明此事并非美国政府的行为,因而它对美国政府而言仍然可以叫做误炸或意外,因为美国政府并没有下令轰炸中国大使馆,美国政府并没有蓄意对中国挑衅。

网上一位朋友在读了我上篇文章后很表支持,他正确地指出,我那篇文章的要点在于提醒人们“谁代表美国政府?谁代表美国?”这个问题清楚了,整个事件的性质就清楚了。有朋友对我说,你不该在事件真相还没弄清楚前就匆匆表态。然而,我的表态与此无关。我没有表态说事情是什么,我只是表态说事情不是什么。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能肯定使馆被炸的具体内情,我只能肯定它并非美国政府所为。我得出这一否定性结论是基于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一般性理解。这是简单的常识,不需要什么深奥的学理和什么特殊的讯息。不错,我讲到过美国和北约没有攻击中国的动机,但那并非支持我作出上述否定性判断的论据。因为二者并无逻辑关联。正如我在上篇文章中所说,我们很可以推测共和党有除掉肯尼迪的动机,但我们仍然相信肯尼迪遇刺不是共和党的行为。

我一再强调,要把个人行为、小阴谋集团行为,和政府行为、国家行为区别开来。在上篇文章里我写到,也许由于中国人在专制下生活得太久了,所以分不清阴谋与政治的区别。后来一想,恐怕也不尽然,从我们过去的经验看,照说我们应该是非常理解这种区别的。套用过去的术语,好比有某些共产党干部,利用手中的某种职权,背着党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做出了某件错误行为,或者是在党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做出了某件错误行为,难道我们就该归罪于党中央,归罪于革命群众吗?难道我们就要去反党反革命吗?

邓郎承认,如果不把政府行为和政府里可能有的一小撮阴谋份子的行为相区分,那就有可能导致几个别有用心之徒在一夜之间改变世局的荒诞结果。但是,邓郎又提醒我们说,不幸的是,在历史上,有很多重大变故恰恰就是让个别阴谋份子给造成的。我要说的是,在今天,在核时代的今天,对于核大国,人们再也犯不起这样的错误!这正是当年美苏首脑间设立电话热线的原因。假如两个核大国的政府并不想彼此开战从而把全人类带入毁灭的深渊,那么,他们就一定要避免让少数阴谋份子或鲁莽之徒把大家卷入一场他们本来并不想卷入的战争中去。

邓郎说,如果这件事不是美国政府的行为,“那么理所当然就应该迅速作出调查,交出责任人”。这话不错。事实上,我们都看到,在事发之后,美国政府就公开认错道歉。用大陆人习惯的用语,这就是给事件定了性,接下来的事——调查处理以及善后等等,自然也就提上了日程。正象我们要求平反六四,就是要求当局承认六四杀人是严重错误。只要当局明确认错,调查处理及善后事宜自然也就提上了日程。由于种种原因,调查未必能迅速得出结论,此事既然牵涉政府内部的运作,其间还可能会有政治上的干扰,处理善后方案也未必能令各方满意,人们还可以据理力争。我并不是说只要认错就算万事大吉,但正如孔子所言:“必也正名乎”,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有了及时的认错,这就为以后的事情铺平了道路。这个道理共产党太明白了,要不,它怎么在很多事过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还不肯认错呢?

4、中共当局错在何处?

在使馆事件上,中共当局的错误在于,从一开始,它就清楚地知道这件事不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蓄意挑衅,但是出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它却坚称此事是美国政府的蓄意行为。

有迹象表明,中共当局已经在悄悄地改变说法,对先前的错误多少有所纠正。据5月23日北美《世界日报》和5月24日北美《明报》报道,中共外长唐家旋说,中国对外关系不因使馆事件而大幅调整,中美关系会受影响,但整体上也不会变化。

请注意唐家旋的这番讲话,它实际上已经表明,中共并不认为使馆事件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蓄意挑衅。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共认为使馆事件确系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蓄意挑衅,那么,它就应该从原则上改变其对美政策。如果中共认为使馆事件是不是意外还有待考查,那么,它就不应该在考查清楚之前便预先宣布对美政策不变。换句话,只有当中共承认使馆事件是意外——虽然是何种意外(是技术性事故还是阴谋集团行为或具体操作人员的擅自行动或其他)还不清楚——而非美国政府的蓄意挑衅,它才能本着我们早在5月8日就提出的原则——意外事件就当意外事件处理,不因此而改变原有关系——做出此一宣示。6月11日,钱其琛副总理更明确表示,中国的外交政策没有变。中国无意与美国对抗。从逻辑上讲,你不和别人对抗是和别人不和你对抗常常是互为前提的。可见,钱其琛也认为美国政府并没有对中国蓄意挑衅。

我们一再指出,对使馆被炸事件,关键是要确定此一行为是不是美国政府行为,是不是代表美国政府。这层道理,中共其实很明白。眼下便有一例。5月27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要求“美方目前的政府明确地反对(考克斯)报告”。我们知道,考克斯报告是美国众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考克斯提交的一份正式报告,照说是有官方性质的,但中共外交部完全懂得,只要“美方目前的政府”即克林顿政府没有表态,那么它就还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另外,中共驻美大使李肇星在批评考克斯报告时,说这个报告“是由于美国一些人”抱持冷战心态,把中国当敌人。在这里,李肇星批评的是“美国一些人”,而不是批评美国政府,可见他也懂得这个报告,起码是到目前为止,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

5、关于国家尊严

正象我们先前预料的那样,中共当局似乎已经在准备接受美方以意外事件的名义作出的善后方案。可见,我们认为使馆事件不是美国政府行为的看法是正确的。

也许有人会说,不,这是出于无奈。中共当局明知美国政府在蓄意挑衅,奈何现在实力不如人,没本钱采取应有的强硬措施,只好委曲求全,忍辱负重。

这种说法未免太离奇了。照这样讲,中国的国家尊严又在哪里?也许你会说,因为中国弱,所以讲不起尊严。错了,尊严,虽是泛指一切,但尤其是指相对的弱者;好比英勇,好比英雄主义。托马斯。曼曾说:除了“弱者”的英雄主义之外,我不知道究竟还有没有其他的英雄主义。所谓英勇,通常总是指面对比你更强大的敌人,武松打虎是英勇,孙悟空打虎就不算英勇。一个拥有十二亿人口,其军事力量雄居世界前五位的国家,竟然不能在国际上挺直腰干,坚持尊严,这样的政府不打倒不推翻还等什么?中国政府没有对美宣战,这还可以用“实力不如人”来解释;可是,中国政府也没有下令断绝邦交,没有下令断绝经济往来,甚至没有降低外交规格,甚至没有下令召回大使,这又怎么都能用“实力不如人”来解释呢?就算你不敢热战也总敢冷战吧,就算你认为断绝经济往来太不上算,召回大使一类行动总是可以做的吧,否则你这个政府还有何面目立于世上,有何面目向国人交代?我一向对中共当局评价不高,但若说它窝囊怯懦愚蠢颟顸到如此地步,我相信还不至于。

合理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共当局知道使馆事件不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蓄意挑衅。我要再次重申的是,这事它从一开始就知道。

6、还是不结束语

说到参加反美示威的那部份群众,显然,他们是受到中共当局的误导。他们误以为美国政府在对中国蓄意挑衅,“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以才怒火中烧。但只怕也不尽然。如前所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最懂得要把少数共产党干部的胡作非为和英明的党中央、和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相区分的,绝不因为看到有共产党干部作坏事就迫不及待地把矛头直指党中央直指党直指政府,为什么同样的思维习惯换个对象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呢?要说蓄意杀害无辜的中国人,克林顿的嫌疑大还是毛泽东的嫌疑大,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为什么在示威队伍里只见到“克林顿杀人犯”的标语漫画,从没见过在国内有任何一次示威游行有人打出“毛泽东杀人犯”的标语漫画?相反,在这次游行中,我们倒是还见到了“毛主席万岁”一类标语。这中间奥妙何在?这中间真有什么常人想不通的奥妙吗?

至于说到示威者的真诚,没有人比我更希望他们真诚。如果他们果真如此地关心中国的命运,关心同胞的生命,关心人间的正义,即便他们一度被误导,那份真诚也是十分宝贵的。因为那意味着,一旦他们认识到真实,认识到真理,他们必定会作出另外的行动。真诚就是真诚,它不容许双重标准,你对三个人的生命充满高尚的同情,你就不能不对三千人的生命、三千万人的生命充满同样的同情,如果还不是千倍、千万倍同情的话。

事到如今,我们先前耽心的情况都已经显露无遗。中美关系严重倒退,党内开明派陷于困境,民间要求改革开放自由民主的呼声更是遭到严厉打压。连有亲共倾向的北美《明报》(6月12日)也报道说,“在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热浪高涨之下,左倾保守思想近期在中国大陆迅速回潮,并且攀升至近十年来的高峰”——这中间也有他们《明报》的一份“功劳”。中国又一次遭遇危机。它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危险还是新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现在如何思考如何行动。整个事态还在发展变化之中,行文至此,只得打住,还是不结束语。□

《北京之春》1999年7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阅读次数:1,212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