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局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纵然是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也不能不为之惊讶、震动。在这篇不可能充分展开的文章里,我只能从几个问题谈起。

1.关于法轮功

中共突然大举镇压法轮功,世人多感意外;其文革式的粗暴手段,更令人恐惧和愤慨。

正是通过对法轮功的野蛮镇压,一般人才更了解了法轮功。显然,法轮功不是白莲教或太平天国,它的成员多是中老年,而且不少是妇女,并没有多少战斗性,当然也不可能对政权构成什么威胁。这一点,中共当局应该很清楚,那么,它为什么还要开动全部镇压机器不遗余力地严厉镇压?反过来想,那是不是当局明知故犯,以显示其赫赫武功,杀人立威呢?

现在我们总该明白了,为什么共产党每隔几年就要大搞运动,为什么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近年来江泽民政权的内外交困,正象毛泽东在“三面红旗”惨遭失败后陷入尴尬,就靠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动员令,让务实派温和派不好说话,从而强化了自己被弱化的权力,或许,我们就会更加理解江泽民为什么要采取这次镇压行动。

象何柞休一类学者批评法轮功是伪科学,这种批评本来是正常的、正当的,在内容上可能也有正确的成分;但是,当政府粗暴侵犯法轮功信徒的信仰自由、表达自由等基本人权时,他们就应该象伏尔泰那样,“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可是,何柞休却象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杨荣国,热衷于以理杀人,甘心作专制者政治迫害的帮凶。

法轮功确实无关政治,仅仅是当局以泛政治化的方式镇压法轮功,这才使法轮功染上了某种政治性。不过,一些法轮功成员以不参与政治为理由,一再表示要和民运人士划清界限,那又不对了。在维护基本人权的问题上,不同的人们必须互相支持。我们知道,共产党的特长就是整人害人,它的策略一向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它给我们贴上五花八门的标签,让我们彼此自动的互相分离,划清界限,以为这样做就能使自己安全些,或被整得轻一些。于是,专制者就能以少制多,坐收渔人之利。有鉴于此,我们就该反其道而行之,在捍卫人权的共同点上无分彼此,互相支持,和“划清界限”划清界限。

这次镇压法轮功,大规模地重演文革故伎。尤其是所谓公安部六条规定,从名称到内容都使人想起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它连纯粹的私人空间都不留分毫,把法治精神扫荡以尽。当然,象“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所”悬挂、张贴、散发法轮功的图像、标识、书刊、音象制品的规定,在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彻底实行,但是,这种规定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颁布,却无疑是在显示权力的绝对性和野蛮性,是对个人自由的最猖狂无忌的践踏和嘲弄。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人如何竟能容忍这种事情在我们眼前再度发生?

2.关于“两国论”

不久前,台湾李登辉提出,海峡两岸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这一陈述被简称为“两国论”。

两国论一出,台海形势迅速升高,国际社会咸表关注。中共再次文攻武吓,不过和九六年那次台海危机相比,中共的反应还算留有余地。现在,世人最耽心的是中共会不会对台动武。照我看来,两国论并不等于台湾独立,即便按中共的立场看也不算台湾独立,因此中共没有理由采取过激反应。

这层道理,中共当局想来心知肚明,因为他们和台湾方面打过不少交道,应该熟悉对方的立场和理由,但是出于政治上的种种原因,中共依然对台湾采取了高调批判的姿态,指责两国论就是要搞台独,并做出随时动武的架势。少数大陆民众受惑于官方的片面宣传,再加上近些年来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噪,有可能对当局的指控信以为真。这就需要我们再解释几句。

八十年代,大学生提过一个口号,“理解万岁”。所谓理解,就是要能够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站在台湾人的角度看大陆,给两岸关系定位,无非两种选择:

一、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唯有中华民国才代表全中国。照此逻辑,中共政权就是叛乱团体,大陆就是沦陷区。

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成了两国论,成了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

除了否认就是承认,不存在第三种选择。除非你要求台湾人自己否认自己是中华民国,不过,那只可能是你看台湾的角度,不是台湾人自己看自己的角度。

再从大陆这方面看,中共指责李登辉的两国论是搞台独,因此威胁要台湾放弃两国论,否则将可能对台动武。言下之意是,如果台湾放弃选择二,哪怕回到选择一,大陆也不必对台动武。

这就怪不得有台湾朋友要抱怨了。他们说,中共当局实在莫名其妙。过去两蒋时代,我们不承认你们,你们倒不太在意;现在李登辉时代,我们承认你们了,这分明是向你们表达善意嘛,你们反倒更不能容忍了,非要文攻武吓不可,这不是有病吗?

然而,站在中共的角度,中共有中共的考虑。不错,如果台湾继续两蒋的路线,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看上去和中共的立场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双方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双方都认定两岸关系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抓住这一点,中共就可以宣称,两岸不论是谈是打,都只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外国人干涉。如果依了两国论,两岸问题成了国与国的关系,虽然有“特殊的”作定语,但毕竟成了国际关系而不再是纯粹的一国内政,国际社会就有了干预的正当理由。所以,中共宁肯要两蒋的敌意,也不肯要李登辉的善意(其实,中共何尝愿意容忍两蒋治下的台湾,五八年的炮轰金门就是不容忍的例证)。

在中共看来,如果台湾继续两蒋时代“汉贼不两立”的政策,还有利于在国际上封锁台湾的活动空间。既然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了北京,它们不愿意牺牲和北京的外交关系而去承认台北,这就使台湾在国际上陷于自我孤立。如果依了两国论,那就有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对北京和对台北的双重承认,台湾的日子更好过,那就更不愿意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统一方案了。

顺便澄清一种语意上的混乱。正象很多人指出的那样,李登辉讲出两国论,无非是讲出一个早就存在的事实。中共当然知道这个事实,但它就是不肯承认这个事实。这不是自相矛盾或鸵鸟政策吗?那倒未必,因为在政治上,“承认”一件事不只是说承认这件事的存在,“承认”意味着承认这件事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譬如有的异议人士表示他不承认中共政权,那当然不是说他不承认有中共政权的存在,那是说他不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而在一般表述中,“不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又常常可以简化地说成“不承认中共政权”。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组貌似矛盾的表述:“某人既承认中共政权,又不承认中共政权。”在这里,前后两个“承认”的意思是不同的,前一个承认只表示对事实的承认,对存在的承认,后一个承认还表示对合法性的承认,对正当性的承认。北京一直不承认台北,恰如过去台北也一度不承认北京,这不是承不承认对方存在的事实问题,而是承不承认对方合法性的价值问题。

如前所说,中共心里完全明白,台湾人提出两国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台湾人不可能不希望得到国际承认。另外,中共也明白两国论还不等于台独,但是它还是对此感到十分紧张,因为它耽心国际社会接受两国论,对台北和北京双重承认。比方说,要是美国在承认北京的同时又承认台北,北京该怎么办呢?和美国断交吧,代价太大;不断交吧,那又等于接受了两国论。这就是为什么两国论一出,北京首先关心美国一类大国的态度。其实,北京之所以大搞文攻武吓,不只是做给台湾看,也是做给美国看的。北京试图让美国相信,如果美国接受两国论,在外交上承认两个中国,北京就会认定台湾在外国干涉下已经实行独立,北京就会发动武力犯台,即便和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也在所不惜。反过来,如果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国家不搞双重承认,台湾的两国论就成了自说自话,问题就不那么严重了。

美国优先考虑的是台海和平,而它认为保持和平的最简单的办法是维护现状。美国对两岸的态度是,台湾不独立,大陆不动武。假如在台湾没有宣布独立的情况下大陆对台动武,根据对台关系法,美国出兵协助台湾自卫的可能性会很大。假如由于台湾宣布独立或者是由于美国承认台湾而招致大陆武力犯台,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会比较低,所以美国不鼓励台湾宣布独立,不肯贸然承认台湾。

维持现状对台湾有利有弊。有利之处是它为台湾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和平的外部环境,不利之处是它使得台湾争取国际承认的努力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维持现状对中共也有利有弊。有利之处是它能够阻止台湾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包括以“两国论”的方式对台湾对大陆的双重承认),不利之处是它会使中共一国两制统一目标的实现变得遥遥无期。

正因为双方对现状都有所不满,双方都有突破现状的冲动。在大陆方面,不时有人说起要为统一制定时间表,不能让台湾问题老是拖延下去。那分明是暗示,台湾再不受招安就打吧。中共一向迷信武力。要是有把握打胜,恐怕早打了。台湾方面也想突破现状。平心而论,九六年台海危机和这次台海危机都是由台湾方面、由李登辉主动出击引起的,所以那些一心维持现状的人免不了要怪李登辉惹是生非(troublemaker),可是站在台湾人的角度想一想,他们有着令人称羡的繁荣经济,货真价实的政治民主,有着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一切,而且很愿意为国际社会作贡献尽义务,然而却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如果你是台湾人,能不委屈不着急吗?近来一段时期,中共当局倒行逆施,越益背离人类主流文明,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反感。在这种背景下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就显得比较情有可原。

最后,不妨再讲讲两国论。两国论是不是等于台独,等于分裂中国?应该说既是又不是。说它不等于台独,不等于分裂中国,因为它只是对眼下分裂现实的宣示,台湾并没有放弃一个中国的前提,没有放弃统一的目标,并且坚持了未来实现统一的承诺。但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台独或分裂,如果台湾把一个中国的前提只当做虚晃一枪,把未来实现统一的承诺只当做空头支票,那和独立、和分裂有何区别?如果李登辉真想台独,那么可以说,他已经把搞台独该做的事都做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只是等着国际社会慢慢接受,慢慢承认了。

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中共当局为两国论大伤其神。现在就打吧,人家辩称不是台独,打的理由还是欠充分。现在不打,等到将来某一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台湾,两国论终于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台湾则躺在两国论的现实上乐不思蜀,你更不好打,更难找出理由打,只好徒唤奈何。所以,中共强硬派是主张现在就开打的,温和派则主张再等等看看。由此看来,台湾提出两国论并坚持不肯后退,可能使中共温和派陷于被动。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共温和派陷于被动,关键是他们没有使出他们手中最有力的一张牌——自由民主牌。正因为大陆不自由不民主,才使得台湾一般热心统一的人士也不能不拒绝中共的统一,才使得台独思潮日益发展。美国是答应过促进两岸统一的,但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说得有理:在大陆还如此不民主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一味向台湾施压呢?台湾说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对独派来说,这也许只是托词,就算你大陆民主了他们也不想和你统一。不过那毕竟表明唯有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他们可以接受的统一。

国人讨论政治问题,一个常见的缺点是,还没有理解就匆匆判断。本节文字,主要是对台海危机中有关各方的立场及其互动关系给予客观的分析说明,基本上没有提及我对这些问题的价值判断。我希望大家能够先求理解再下判断。经验证明,一旦我们对问题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我们的价值判断、我们的结论,往往比我们预想的要更相近。

3.关于“超限战”

最近,国内有两位解放军军官写了一本《超限战》,出版后引起不小反响。

《超限战》一书提出了一整套在现代战争中弱国抗制强国的战术。该书作者之一乔良说,经过第一次台海危机,“我们意识到,如果中国军队和美军兵戎相见,我们的军力不足,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战术,帮助我军取得力量均势。”这种新战术就叫超限战。它指的是一种超越一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战形式,即可以是军事的,包括游击战、恐怖活动,也可以是非军事的,例如贩毒、破坏环境、传播电脑病毒,等等。另一位作者王湘穗说,打仗讲规矩,但那些规矩都是西方定的,如果弱国遵守这些规矩就没有赢的机会。但如果我们不按常规作战,弱国就可能赢。

首先我要指出,所谓超限战并非“创新”而是复旧。人类并非自有史以来,打仗就是要讲规矩的。就是到了现代,也不是一切国家打仗都要讲规矩,譬如侵华日军打仗就很不讲规矩,南京大屠杀即为突出一例。提出超限战,无非是回到法西斯,回到野蛮人而已。这对于共产党尤其不是“创新”,因为共产党打仗一向不守规矩。

其次,我们也不要忘记,打仗讲规矩,决不是只对强国有利而对弱国不利。规矩意味着限制,意味着约束。它对强国弱国一视同仁,弱国由于弱,格外需要规矩的保护。要是在这个世界上,强国弱国都打起超限战,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弱国别说取胜,恐怕连生存都变得不可能。在古代,不少弱国被灭国甚至灭种,原因正在于当时打仗都不讲规矩。

上述道理十分简单,超限战的作者不会不懂,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鼓吹超限战,而这种荒谬的主张为什么还有人信奉、有人喝彩呢?这里有一个没有公开说出口的假定。超限战的鼓吹者其实是说,一旦打起仗来,对手在那里讲规矩,“我们”却早把一切规矩扔到九霄云外;对手还在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却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你敢干的“我们”都敢干,你不敢干的“我们”也敢干,这样,“我们”就比你们平白地多有了几样武器,于是,“我们”就能克敌制胜了。

乔良发表宏论,他说南斯拉夫总统米罗塞维奇当初遭北约空袭时,应该派遣恐怖小组攻击德国、法国的人口稠密地区。大家知道,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飞机一来空袭,老百姓赶快往防空洞里躲。这次北约空袭南斯拉夫,我们却看到许多南国市民不但不躲避,反倒挺身而出,手拉手,一排排站在大街上或桥头上,胸前还贴着靶子的图样,摆下肉盾之阵。这是因为北约的空袭规定了只针对军事目标。科索沃战争持续了七十八天,而南国方面死亡的人数并不多。问题是,如果南国政府打起超限战,公然以恐怖手段对付北约国家的平民,从而激起北约反弹,也如法炮制回敬南斯拉夫,用飞机导弹不但轰炸南国的军事设施,而且还轰炸南国的居民区和非军事设施,轰炸南国的平民百姓,到头来更吃亏的又是谁呢?

《超限战》鼓吹恐怖主义,而且还是国家恐怖主义。这实在愚不可及。我们知道,恐怖主义本来是某些激进的地下反对派的斗争手段。不错,有的国家也在别国搞恐怖活动,但那都是在暗中进行,政府自己绝不露面,矢口否认。道理很简单。因为恐怖活动的特点就是它的隐秘性,别人在明处,你在暗处。你能打击别人,别人却打击不着你。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公然声称它要在别国从事恐怖活动,那势必会刺激对方报复,从而使得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平民陷入危险的境地。政府还好办,因为政府可以重兵保护,只是害苦了一般的平民。简言之,一个国家要公然对另一个国家采取恐怖活动,公然袭击别国的平民,那不是等于把自己国家的人民送给别国当人质,当肉票吗?

有人抱怨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其实,《超限战》才是妖魔化,是自我妖魔化。一本顶一万本。《华盛顿邮报》大幅报道《超限战》一书的出版和畅销,而人们又都知道,在没有出版自由的中国,象《超限战》这类直接涉及敏感时政的书能够出版,能够被炒热,多半是得到了中共当局的认可以至鼓励。其结果便是,日后哪里出现了恐怖活动,只要它看上去对中共当局有利而对它的敌人不利,世人就会怀疑是中共当局所为。如果在下次记者会上,有人问起江泽民中共是否要采用超限战,我真不知江泽民何言以对。

如前所说,弱国对强国实行超限战,由于它会刺激对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此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反倒可能对弱国更加不利。不过你要用这套逻辑反驳超限战的鼓吹者,他们未必会理睬你,因为他们心里想的是,超限战只有“我们”才最敢打,只有“我们”才最打得起。要打超限战,你就必须不怕死人,不怕死别国的人,尤其还要不怕死本国的人,不怕死本国的平民百姓。这就显出“我们”的优越性了,这就显出专制的优越性了。当年冷战时,谈起核大战,世人无不色变,唯有毛泽东气吞山河,说打核战争怕什么,中国有六亿人,死一半还有三亿呢。似这等豪言壮语,哪个民主国家的总统敢说?这就是超限战鼓吹者的最后底牌。□

《北京之春》1999年9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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