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今日，中国的政治形势表现出自六四以来少有的相对宽松。从海外媒体的角度看（这不一定是最佳角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莫过于浙江、山东等地一批民运人士的公开申请组党活动，当局的反应出乎一般人意外的温和，虽然没有批准，但也没有扣上罪名逮捕镇压。与此同时，象“中发联”一类民间组织应运而生，并在短时期内就取得可观的进展。这里，还不必提发表党内民主派政纲的方觉，不必提一直发出独立声音的其他异议人士。在思想学术界，则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并成为民间思想界的最强音。
中共上层的动向也值得注意。朱熔基新官上任，在推行经改和反对腐败上都摆出坚定姿态，一时间声望很高。江泽民忙于大国元首外交，虽是作秀的成份多，但毕竟也赚得了几分开明形象。那时候，中美正处于蜜月期，双方正建立起所谓“战略伙伴关系”。台湾海峡相对平静，克林顿在结束中国行之前公开讲出“三不”，这多少表明美国政府对两岸和平统一比较乐观，从而也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比较乐观。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如果这种趋势能保持下去，那么，不用三五年，中国的政治开放就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然而，仅仅一年，形势就发生了严重的逆转。首先是大批民主党人和异议人士遭到残酷镇压，紧接着是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极端民族主义风潮的兴起，然后是对法轮功的文革式围剿，再加上台海危机；在党内，人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强硬派的猖獗和开明派的窘迫；更不必说经济的持续衰退，腐败的愈演愈烈，以及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迷茫和困惑。
应该说，这一年多的变化并不奇怪。六四后的中国，始终在进入人类文明主流和退回极端专制二者之间徘徊。这一段徘徊之路不可能太长，它很快就到了尽头，决定性的选择就在面前，非此即彼。因此，一年后的今天，中国要么比去年好得多，要么就坏得多。这话也适用于中共统治者，就象我们在前年写的致江泽民公开信里所说：处在他的位置，不为大善，即为大恶。如今世人都可以看到，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当局已经越来越偏离了人类文明的主流。
8月12日北美明报刊出一则消息，称北戴河会议达成两共识，与美修好，确立朱地位。报道说，北戴河会议检讨了外交工作，认为在外交工作中应把国家利益置于首位，绝不允许过激的民族主义干扰破坏，承认“一超多强”的既有国际格局，看到“人权高于主权”新准则的必然性。会议认为，在处理使馆被炸问题上，应接受美方关于“误炸”的解释，促使中美关系解冻，以积极态度如期完成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报道还说，在使馆事件后，江泽民与朱熔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朱数次提出辞职，在北戴河专题会议上还与江泽民、李鹏发生争执，经党内元老协调，江-朱关系修复，朱的经改政绩获得肯定，其党内地位再次得到确立。
我对这则消息的可靠性有保留，不过它至少证明党内斗争的尖锐，证明有识之士都体认到时局的严峻。实际上，当今世界的大趋势还是很明显的。但更重要的是，历史从来不是被决定的，它需要我们的警觉和奋斗。多年的专制容易使一般人变得习惯，以至于在它的进攻面前麻木不仁，连力所能及的抵抗都不曾尝试就消极地接受了失败的命运。从事后看来，人们常常惊讶于当事者不可理喻的无所作为。无论如何，当今中国从事改革与民主化的活动仍有着相当的空间。我们必须善于运用这些空间。在逆转的形势下，其实更有可能凝聚力量，造就强力的反弹。这是当前我们最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问题。事在人为。□
《北京之春》1999年9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