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今日,中国的政治形势表现出自六四以来少有的相对宽松。从海外媒体的角度看(这不一定是最佳角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莫过于浙江、山东等地一批民运人士的公开申请组党活动,当局的反应出乎一般人意外的温和,虽然没有批准,但也没有扣上罪名逮捕镇压。与此同时,象“中发联”一类民间组织应运而生,并在短时期内就取得可观的进展。这里,还不必提发表党内民主派政纲的方觉,不必提一直发出独立声音的其他异议人士。在思想学术界,则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并成为民间思想界的最强音。

中共上层的动向也值得注意。朱熔基新官上任,在推行经改和反对腐败上都摆出坚定姿态,一时间声望很高。江泽民忙于大国元首外交,虽是作秀的成份多,但毕竟也赚得了几分开明形象。那时候,中美正处于蜜月期,双方正建立起所谓“战略伙伴关系”。台湾海峡相对平静,克林顿在结束中国行之前公开讲出“三不”,这多少表明美国政府对两岸和平统一比较乐观,从而也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比较乐观。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如果这种趋势能保持下去,那么,不用三五年,中国的政治开放就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然而,仅仅一年,形势就发生了严重的逆转。首先是大批民主党人和异议人士遭到残酷镇压,紧接着是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极端民族主义风潮的兴起,然后是对法轮功的文革式围剿,再加上台海危机;在党内,人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强硬派的猖獗和开明派的窘迫;更不必说经济的持续衰退,腐败的愈演愈烈,以及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迷茫和困惑。

应该说,这一年多的变化并不奇怪。六四后的中国,始终在进入人类文明主流和退回极端专制二者之间徘徊。这一段徘徊之路不可能太长,它很快就到了尽头,决定性的选择就在面前,非此即彼。因此,一年后的今天,中国要么比去年好得多,要么就坏得多。这话也适用于中共统治者,就象我们在前年写的致江泽民公开信里所说:处在他的位置,不为大善,即为大恶。如今世人都可以看到,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当局已经越来越偏离了人类文明的主流。

8月12日北美明报刊出一则消息,称北戴河会议达成两共识,与美修好,确立朱地位。报道说,北戴河会议检讨了外交工作,认为在外交工作中应把国家利益置于首位,绝不允许过激的民族主义干扰破坏,承认“一超多强”的既有国际格局,看到“人权高于主权”新准则的必然性。会议认为,在处理使馆被炸问题上,应接受美方关于“误炸”的解释,促使中美关系解冻,以积极态度如期完成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报道还说,在使馆事件后,江泽民与朱熔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朱数次提出辞职,在北戴河专题会议上还与江泽民、李鹏发生争执,经党内元老协调,江-朱关系修复,朱的经改政绩获得肯定,其党内地位再次得到确立。

我对这则消息的可靠性有保留,不过它至少证明党内斗争的尖锐,证明有识之士都体认到时局的严峻。实际上,当今世界的大趋势还是很明显的。但更重要的是,历史从来不是被决定的,它需要我们的警觉和奋斗。多年的专制容易使一般人变得习惯,以至于在它的进攻面前麻木不仁,连力所能及的抵抗都不曾尝试就消极地接受了失败的命运。从事后看来,人们常常惊讶于当事者不可理喻的无所作为。无论如何,当今中国从事改革与民主化的活动仍有着相当的空间。我们必须善于运用这些空间。在逆转的形势下,其实更有可能凝聚力量,造就强力的反弹。这是当前我们最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问题。事在人为。□

《北京之春》1999年9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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