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天安门文件》定于四月十五日——也就是胡耀邦的忌日——正式上市,中文版的书名叫《中国“六四”真相》,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共1067页,约五十七万字。正文分为十章和一章尾声,编著者张良写有序言和后记,美国学者黎安友也专为这本中文版写了一篇序言。我提前几天得到这本书,先睹为快。

《中国“六四”真相》这本书,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闭幕,以编年史的方式,逐日实录下中共中央高层会议决策记录、各部委及军队的动态反映、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报告、国外政府反应及媒体报导。

依我之见,中文版书名《中国“六四”真相》,恐怕还不如英文版书名《天安门文件》来得恰当,因为它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中央文件,包括内部参考,如果说它是真相,那只是从中共眼里看到的真相,并不等于事实的真相。当然,说它是文件也不大合适,因为它们并不是以文件的形式出现。严格说来,这本书是以中央文件为基础,经过张良的整理编辑写成的一本编年史。至于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也就是学生的方面,知识界的方面,市民的方面,书中当然有许多记述,但基本上是从官方的角度的记述,很可能是内参报告,因此显得比较粗略。好在有关学生方面、知识界方面和市民方面的情况,已经有许多当事人写了回忆录一类文字,可以弥补这本书的不足。

《中国“六四”真相》一书,主要揭示了中共高层在这一事件中的内部矛盾和决策经过。这是本书最大价值之所在,也是最多争议之焦点。在这段时间的秘密文件没有充份解密之前,我们无法比较,从而无法断定这本书内容的真假。粗读之下,我们大致可以判定,编著者张良确有较深的体制内背景;本书涉及的许多材料,确是出自中共文件。

读到中文版,有些先前英文版引起的疑问可以消除,例如港台语言的疑问。先前英文版出版,根据英文版再译回中文,由于翻译的人是港台背景,所以翻译出来的中文带有明显的港台色彩,现在我们直接读到中文原文,语言并没有所谓港台味,这个问题就自然消除了。

不过,仍有一些疑问得不到完全澄清。这本书收录了许多高层会议记录和对话,照说是属于机密文件的内容,但是没有注明文件编号和发出单位,虽然编著者早有交代,但毕竟影响其可信度。

另外,这些会议记录和对话,文字不像口语,更像书面文字,这还可以解释成秘书进行了文字上的技术性加工,然而问题是,这些讲话有些地方显得做作,好像不是在讲给对方听,而是在讲给公众听;本来是在紧急状态下讨论决策,听上去却带有很强的自我辩护色彩。不过这个疑点也不足以构成否证,因为整个天安门事件,既是对中共专制政权的最严重的挑战,又是被全世界所瞩目,专制者们一方面很心虚,知道自己的有些讲话见不得人,另一方面又知道这件事不可能被隐瞒得太久,其内幕迟早要大白于天下,因此很可能他们对这些会议讲话和对话的内容早就做了不少修饰、掩盖、增添或涂改,当最后整理成正式文件时,已经和当时的原话有了很大的出入。这就是说,文件可能是真的,但文件的内容早就有若干失真了。

再有,书中对几次关键性会议的记录,我以为还有一些遗漏,而这些遗漏的内容并非不重要。因为照现在的文本读起来,有些重大决策的产生过程还是让人看不清楚。这些问题,细心的读者不妨留意。

《中国“六四”真相》这本书,尽管有着上述让人不够满意的问题,但总的说来,我仍然认为它是很有价值的一本书,值得阅读,值得分析,值得讨论。对于这本书的出版,中共当局的反应竟比一般人预料的还要强烈。这再次证明,“六四”的伤口还远远没有愈合,自由民主的火种更不曾熄灭。在十二年后的今天,重新激发对“六四”的关注与争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公正地评价历史,而且,它也会深刻地影响当下,影响未来。人们总是在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区别只在于如何吸取教训或吸取什么教训。□

2001年5月14日

——转自《北京之春》2001年5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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