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四日，在香港举行的世界报业公会年会上，世界报业公会主席帕金森（Roger Parkinson）公开批评中国缺少新闻和言论自由。帕金森指出，在中国，至今仍有至少二十八名记者被拘禁。
帕金森仗义执言，令人敬重。可惜，帕金森的批评还未打中要害。帕金森举出被拘禁的记者数目，试图以此作为中国缺少新闻自由的证据，然而，正因为中国缺少新闻自由，外界不可能掌握到被拘禁的记者的完整数目，外界所能掌握到的数目多半是大大缩小的，所以它常常不能加强、而只能削弱批评的力量。
更为关键的是，记者被拘禁的数目并不象乍一看去的那么重要。那些抓记者抓得少的国家不一定比那些抓得多的国家更缺少新闻自由，有时倒恰恰相反。
我们知道，压制新闻自由历来有两种办法，一是事前预防，一是事后追惩。事后追惩意味着媒体在发布新闻前不交政府检查，这就大大增加了那些不为政府喜欢的新闻得以公诸于世的机会，另外，也大大增加了政府对那些它不喜欢的新闻实行惩罚的难度，因为这些新闻已经公诸于世，政府要惩罚不能不找出一点说得过去的理由，显然，政府不能为它不喜欢的每一条新闻都找得出惩罚的理由，于是到头来，政府不得不容忍很多它不喜欢的新闻，不得不容忍很多它痛恨的记者。而在记者和媒体方面，他们完全和当局斗智斗勇，一方面公开发布那些让政府头疼的新闻，另一方面又让政府哑巴吃黄连，找不出理由下手。再说，总有一些品德高尚的新闻从业人员，为让真理昭示于天下而甘冒风险，明知要受罚也在所不惜，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前赴后继。这就逼得那些讨厌新闻自由的政府抓不胜抓，关不胜关，有时甚至只好搞绑架搞暗杀，民国期间著名记者邵飘萍被暗杀即为一例。政府暗杀新闻从业人员固然卑鄙，但政府堕落到不得不搞暗杀的地步，说明它没有合法的手段直接控制记者和媒体，说明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说明某种程度的新闻自由确实存在。共产党治下似乎没有记者编辑被暗杀的事例，因为它还用不着。
相比之下，那些实行事前预防的国家就省事多了，尤其是在共产党专制的国家。老式的专制政府对新闻实行事前预防的办法是设立专门的新闻检查机构，各媒体在发布新闻前需将新闻交给它审查。共产党政府不但设有它的新闻检查机构（如各级宣传部），而且它干脆把一切媒体都直接抓在自己手里，派出党放心的人去领导去把关。这等于加了双保险。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让党不高兴的新闻压根就没有上媒体的机会，偶有漏网之鱼也不必都去抓起来关起来，只消动用党纪制裁和行政制裁差不多就足以解决问题了。网路的发明无疑增加了管制的困难，特别是网友自己上帖，事前检查几乎不可能，因此当局派出大量网路警察，一见到有“不妥”言论或消息立即删除，必要时还可对上帖的网友事后追惩。在这种情况下，当记者的即便下决心“宁鸣而死”也很难如愿，其结果往往是，死是死定了，鸣却还没鸣出声。一个人可以不怕死，但他不能不怕死得无意义。如果你发现即便你冒着被抓被关的风险，到头来还是鸣不出声，你大概只好放弃鸣的冲动。你既然不鸣了，你也就没有风险，也就不会被抓被关了。所以，在这样一种对新闻实行严格的事前预防的国家里，并不会有多少记者被抓被关。事实上，帕金森提到的那二十几个被拘禁的记者有不少是在网路上或者在境外媒体上发布消息而被拘禁的，这还是托现代高科技之福，托对外开放之福，否则，他们连这点“犯罪”的机会都没有，那政府要抓的人很可能也就更少了。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为那些在如此严密的控制下还为新闻自由奋斗不息的中国记者编辑们表示更高的敬意。
压制新闻自由，事后追惩好比屠婴，好比杀人。事前预防好比避孕。至于在网路上发布“有害消息”而被政府迅速消除则好比一受孕就打胎，打得越快，看上去越不像是在扼杀生命。
由此可见，以记者被抓被关的数目去衡量一国中新闻自由受打压的程度，不是很容易误导吗？
2001年6月8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