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中华见闻记》之二十九
这是去年的事情了。去年的圣诞节前夕，我和朋友小陶兄弟共同送走了张林先生的全家，也想过个快乐的圣诞。有这样的想法，不仅仅因为本人是个基督徒，还因为我们一直在奔波之中，很久没有好好享受一下节日的气氛了。
平安夜的那天上午，我再次详细地阅读《九评共产党》。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开天辟地以来的，又一部必将传世的佳作。张林先生才思敏捷，他和很多其他作家已经写了读后感想或再评。我想，我也应该将自己的感想，形成文字，与世人分享。非常简单的晚饭之后，我到了我外甥的住房，打开电脑，因为封锁而无法正常工作。反复点击之际，有人敲门了。阿陶开门，进来四个便衣，领头的个人神情严肃，另外三个满脸仇恨，说：“我们要查看身份证。”我说：“先看你们的证件。”领头的将警官证给我看了，由此而知道他姓高。于是我们掏出身份证，他们查验之后，说：“你们不要外出了，等会有人找你们。”我对他们说：“不要紧，你们先坐，不要有先入之见，不要心怀仇恨。我们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我们追求的无非是社会多数人的利益。我们之间应该沟通交流。”
于是气氛缓解了，高警官先坐下了，其他几个人的脸上的仇恨颜色也慢慢消失，都坐了下来。随便聊了几句，我问他们：“究竟找我什么事情？有什么法律手续？”高警官敷衍而已，只是说：“等会他们来了，就知道了。”这个时候，双方都很友好地交谈。
半个小时之后，杭州市下城区国保大队的杜、蒋、胡等便衣警察或者说是秘密警察，来到我们所在的房间。他们不出示任何手续，随意扣押我的手机，通讯录，然后带我们去石桥派出所。我反复要求他们出示法律手续，最后他们无奈，只是敷衍说：“这是口头传讯。”按照中国大陆的《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口头传唤只是在特别的情况下，来不及开具传唤证的时候，才可以实施。很明显，下城区公安局的国保们，违反了法律。
到了石桥派出所的二楼，蒋警官几句寒暄后，主要关心几个问题，一是你今后究竟要到哪里去？其真实含义是你杨天水不要住在我们杭州了，似乎杭州不是中国人的杭州，仅仅是中共的杭州一样，其骨子里明显将天下当作中共的私产了；二中共是你能够推翻得了吗？说这话的时候，和很多警察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一样，洋洋自得，明显露出鄙视民运力量弱小的心态；三是你自己的住房在什么地方？
对于他的第一问题，我的回答是可以回南京，也可以四海为家，这是我迁徙自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的解释是：“看来你不懂得什么叫民运，总是以为民运就是要推翻中共。其实民运不过是要中国社会改变权力产生的方式，和平理性平等的政党竞争下，如果选民多数同意，中共仍然有权利执政。”第三个问题，他们的意图是要搜查我们的住处，僵持了一会，考虑到我的朋友阿陶也被他们拘传在隔壁，不应该让他也受到牵连，就告诉国保们我们住在何处。
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外出，离开杭州的时候，估计国保们早已光顾过我们的住房了。但是今天他们要显示他们的威力，就迫使我们说出住房所在。接着他们带我们一起去了我们的住房。进了房间后，他们翻箱倒柜，我坚决要求他们出具搜查证，杜警官很轻松地打开手包，拿出一本盖好印章的空白搜查证，填写后，让我过目，又开始搜查了。
这个时候，他们还找来了房东，我的房东是盲人，姓张，平时遇到，皆以张大哥相称，他为人忠厚，非常明白事理。开始他的女儿带他来，他非常紧张。我告诉他：“以前我反对腐败，被政府强行关押十年，2000年就刑满了。现在我剥权期满，他们还在监视我控制我，你放心，我没有违法的行为。”张大哥说：“以前是以前嘛，现在好了，就好了嘛。”我一再向他道歉，给他带来了麻烦。他很通达的说：“没有关系。”之后不久，我就被带走了。
他们最关心的是我的手提电脑，我的通讯簿。一阵搜查后，便要我拎上我的电脑。他们一前一后，押我离开房间。我反复坚持索要法律手续，他们说“等会就有了。”其实我心里很明白。
车子行驶在我很熟悉的杭州道路上。路上，我一再要求他们给予法律上手续，说：“你们这样什么手续也没有，无辜随意地限制公民的自由，是违法行为”。杜警官一边驾驶，一边和善地说：“老杨，政治高于一切，你还不明白？”
到了中山北路上一家宾馆，我被他们带进了楼上的一个房间。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年轻的郑警官，杜、胡二位警官就回去了。晚上蒋、郑二位警官和我，三个人就住在这里。这是监视居住？还是软禁？如果是，为什么不出示法律手续呢？我反复提出这样的问题，最后蒋警官说：“实在你要手续，我们也能给你。”他的回答表明，中共的法律，是可以随意伸缩的，想怎样办你，就怎么样办，没有定性，全凭政治需要和长官意志。
入睡前，郑警官和我很友好地讨论了很多问题。他是一个知识面广泛的，有着强烈正义感的年轻人，有时候他的正义感强烈到催使他非常偏激，比如，他说：“应该对腐败分子的受益者实施株连。统统斩尽杀绝。”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说：“这样违反现代刑法学中罪及个人、刑责自负的原则。”
后来，他说：“历史上所有的保守派，都是真爱国。”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弄清他真正的用意。他说：“王安石变法时候，那些拥护他变法的人，不过是希望在变法中捞取个人好处。象司马光那样的保守派，才是真正的爱国。”
这个时候，我心想：“王安石变法，不过是假借变法名义，为国家敛财而已，他的变法也没有跳出黄宗羲怪圈，即变革之后的各种税收，同样将以前的杂税包含在内，一点也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由于具体执行的官吏，有了新的借口，便大肆扰民、剥民、敲民。而司马光是正统的儒家派思想，即信奉不与民争利，让民休生养息的思路。说他保守，完全是中国史学界滥用现代术语罢了。”但是我觉得和他讨论这样的问题意义不大。就没有说出口来。
这个时候，他又说：“其实依靠你们美国的那些同道，能够救国吗？他们的素养根本治理不了这个国家。他们就是王安石身边改革派的那一类人。”他的言外之意，认为中共当权派是保守派，而保守派是真正爱国的。这下我才明白他的真正用意。我回答他说：
“你进入了误区，以为民运追求的是个人的权力，事实上，民运追求的是自由民主的体制，这种体制的核心是：普选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多元竞争制度、公民的广泛参与制度等等。即使民运人员，有权力诉求，到时候，也得由普选制度，来决定他们的命运。”
“你以为他们一无是处，那是官方封锁资讯的结果。你们并不了解那些人，他们当中很多人，还是很优秀的，尽管每个人各有长短，但是总体上的德才，并不是你说的这样糟糕，很多人德才兼备。我列举了魏京生、王丹、王军涛、陈一咨、草庵居士、等十几个人，做为例证。”
这个时候，我很礼貌地告诉他：“你的思想很反动，而且是比较系统的反动。”我知道郑警官非常执著于自己的思路，就避开这个话题。后来他谈到法轮功，一样是官方的调门，指责为邪教。我不能不为那些深受迫害的法轮功信徒辩护，我说：“宗教信仰自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原则。联合国有关公约，中共的宪法，都有明文规定之。再说，十万人在中南海门口静坐，秩序井然，没有喧哗吵闹，不留下片纸，不丢下垃圾，世界上哪个邪教有过这样多教养良好的信徒？再说，可以让联合国有关人权组织，世界上所有大的媒体，参与对法轮功的调查，这样可以保持对法轮功评价的公正性。如果官方没鬼的话，害怕世界性的介入？”
谈到基督教，郑警官说：“我发现基督教有很强的思想钳制的功能和做法，它利用人类成员寻找归属的倾向，达到了这样的目标。”
我说：“理解基督教，要将基督和保罗分开。基督的真正的教义不外是：人类要相互爱护，不要相互坑害，要通过和解与合作来解决人类的问题，而不要用通过暴力和冲突来解决之。总是基督要求人类发扬人类亲情，放弃仇恨和斗争，这才是基督的精髓。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教堂制度、宗教仪式等等，只不过是宗教的外衣而已。如果一个人混淆了精髓和外衣，那就无法真正懂得宗教。”
同时我心里觉得有趣，想道：“这个年轻的警官，生活在共产主义队伍里，整天接受的是中共的思想钳制，这种钳制熏陶人走向假大空，驱赶人抵制自由民主，将人变得面对反人道主义言行而麻木不仁，面对平民苦难冷漠酷虐，面对同胞的无限痛苦而逐步地丧失爱心，他并没有觉得这种钳制的邪恶，反而说基督教的思想钳制，但是基督教的思想钳制有什么不好？它毕竟苦口婆心，引导人类相互爱护，相互尊重对方的基本人权，关心对方的痛苦，帮助不幸的人们。这样的思想钳制，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钳制，有根子上的差异。”觉得和他争论这些，毫无结果，就转向了其它话题。
后来，郑、蒋二位警官，说了很多“国情论”、“人民素质低下论”、“民主建设时间论”，其实这些调门，就是中国官方的老调，概括起来是—“专制有理，民主不宜。”
就这样，我在平安夜失去了自由，但也在平安夜再次和专制主义思想交锋。法国人有句谚语，“交锋产生真理”。我相信，只要开放报禁、言禁，让举国的公民自由思想，自由讨论，那么究竟什么是真理，就会水落石出了。
杨天水于故乡苏北泗阳
二00五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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