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中华见闻记》之三十一
一．引言
估计全世界看守所的号房大体都分成三种类型：文明的，半文明半暴力的，完全暴力的。这里的“文明”的含义仅仅限于牢头不实施暴力统治而已。
看守所的号房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但是这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生活形态，更多地取决于它们的外在制度环境，就是说，民主国家的和专制国家的看守所中，肯定有很大不同。
到目前为止，我总共经历了六个号房：1990年时候，南京市看守所的三个；2002年的时候，东莞市公安局特警大队看守所的一个；2004年的时候，南京市公安局白下区分局看守所的两个。
1990年时候，经历的号房，是文明型的，我的首任号长是原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的副处长，因为贪污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而实质上不过是内部分赃不均，在斗争中处于劣势，失败而已。他六十岁开外，尽管以前只有小学学历，是个“根红苗正”，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但是喜欢读书，我们一起阅读《资治通鉴》，和平相处；尽管他在领导刑事侦查处时，对待普通的刑事犯罪，绝对遵从“严打”政策，心狠手辣，有几个小年轻人，在街头打打闹闹，都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这个时候的他，也不主张暴力统治号房，我们其他人也互相配合，非常和睦。
到1991年9月，我快离开南京市看守所时，新来的号长周某，是个暴力型的青年。不过直到我离开后，到了江苏龙潭监狱，遇到了来自南京市看守所的犯人，了解到他后来才大开杀戒，充当看守所的打手，疯狂地殴打虐待那些无辜的弱者、警察示意殴打的人等等，这种狂乱的殴打虐待，不分对象，完全听凭主观好恶，结果将一个有点来头的人打成重伤，遭到驻所检查官的过问，他说出真相，说是警察委派他如此“执行任务”。这还了得！警察们为了逃避责任，就搜集看守所所有被打者的证明材料，递交检察员起诉他。他因此遭到加刑，由原来的五年徒刑，被加至十九年有期徒刑。后来周某也被送到龙潭服刑，因为他心理严重失衡，经常虐待其他弱小同犯，大约在1995年夏天某日，隔着窗子，我亲眼看见他在水一中队的活动室里，遭到警察们十根左右的电警棍殴打一个多小时，直到大口吐血。
2002年4月28日到30日，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黄江分局，明明知道我的身份，却知法违法，对我实行法律意义上的留置，而中国大陆的法律规定是这样的：对身份不明的人，可以实行留置。4月28日晚十一点左右，我被关进东莞市公安局特警大队看守所，而且一到那里，警察们就用将一步镣将我禁锢起来，所谓一步镣铐，就是一根不到一市尺长的铁棍，两头连着两个脚箍，加戴这种刑具，无法行走，只得跳跃而行。东莞警察们这样随意加戴刑具，也是违法的。因为加戴刑具，法律有很多详细的规定，当时我的情况，按法律规定，是不允许加戴刑具的。
记得那个时候，除了米饭粗糙得猪食，有点荤腥的菜臭味四散，蚊子吃人，厉害得不亚于腐败分子。同号房另外三个警察安排好的犯人，还算友好，我们之间，没有发生暴力事件。
2004年5月28日到6月12日，我被诬陷以“在剥权期间，多次撰写文章，内容有损害国家荣誉和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为名，南京市警方对我实行行政拘留十五天，关押到南京市白下区看守所二区202号房。这也是文明号房，就是说号长没有实施暴力统治，在押人员之间，因此而能够和睦相处。
去年平安夜，我在杭州遭到警察们的侵权，次日圣诞节，被南京市的警方“带回”，其实就是押回，圣诞节夜晚，被再次送进南京市白下区看守所。这次我经历的号房，开始的半个月，是半文明半暴力的号房。这种半暴力，给那些受害者，造成了极大的肉体的和心灵的痛苦。
二．半暴力号房的权力结构概要
2004年12月25日晚上十一点左右，我被送进了上面所说的那个号房。进门之后，看到墙上写着1至12的数字，每个数字相应的铺位大概是80公分到90公分宽，铺板上睡满了在押人员。管教警察喊醒号长，要他出去，然后对里面的人说：“帮他先找床被子，不许瞎闹。”意思是不许对我实施暴力。我观察了一下，最里面有三四个人，睡四个铺位的空间，而另外的剩余铺位上，拥挤了十个人左右。
不一会号长回来，首先叫人帮我找了床被子，一个人从自己的垫被中抽了一条给我，然后号长指定一个位置，叫大家移动一下，为我腾出一个睡位，自己就进了被窝。我一看那位置不到两尺，正在忧郁，号长又坐起来，怒吼几声，结果那些睡觉的人，个个心惊胆战，起来挪出了铺位。后来我才知道，就在下午我被南京市警方押解于杭宁高速公路上时候，这里的警察已经找这个号房的人开过会，主要告诫的是：“马上要来一个政治犯，你们不要和他罗嗦。”意思是要求在押人员不要和我接近交往。同时我想警察们也一定这样嘱咐：“不许胡来。”意思是不许对我实施暴力侵犯，这个方面，南京市的国保和警察，还算细心周到。所以我进了号房后，没有“过闸子”，既没有立刻洗冷水澡和挨打。
但是我从那个号长的怒吼中，以及那些人的心惊胆战的服从中，已经看到了这个号房，和我以前经历的号房，很有不同了。
次日以后，逐渐了解到这个号房的权力结构：属于寡头共和那样的性质，一个名义号长，一个生活委员（负责秩序），一个学习委员（负责每天房间内部人员进出的记录，和每天下午的号房会议的记录）。名义号长何某，是个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下属的南京一家分公司的老总，与我年龄相仿，已经因为涉嫌受贿罪，遭到逮捕，在外面的时候，年薪是四十二万人民币，很善于管理企业，到了南京二、三年，他管理的企业，由原来年利润一千万上升到三千万；生活委员刘某，二十四、五岁，南京人，高个子，因为打架斗殴，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属于随意性比较大的那种类型；学习委员朱某，原来是南京市一个中等专业学校的校长，遭到上级的排挤打击，涉嫌受贿罪（平时人家送的烟酒一类物品的总价值三万元左右）、挪用罪，已经逮捕，就在我进了号房的次日起，气温突然持续下降到零下六、七度左右，二十九日下大雪，我穿的仍然是两件单裤，整天冻的发抖，大约在二十八日，他悄悄地借一条毛裤给我，并说：“不能让人知道，不让我们接触你。”这样真是雪中送炭，我内心感激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仍然保持了善良和人类亲情，直到2005年元旦，我四姐夫乘车两百五十公里，从苏北泗阳到南京，送来了衣被。
这个号房是三驾马车，共同管理，但是主要依靠那个生活委员维持秩序，他是号房事实上的最高领导，地位类似于共党内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那样的职位。这样的生活委员，各地称呼不一，有的称呼“号长”，有的称呼“带班”，古代中国的看守所大概称呼“牢头”。
另外负责为他们做些生活起居方面服务的人，在外面做老板的人，我这样的人，属于平民类型，一般身体上人格上不会受到损害。
另外的就是那些新来的人，外来的打工者，经济上赤贫而又比较愚笨者，属于奴隶阶层，这个阶层，既被迫干活，还时常遭到暴力侵犯。
二．半暴力号房的暴力记事
刘某并非心地恶毒的人，他在的时候，殴打过几次其他在押人员，他并不是将殴打有意识地当作统治术的那种恶人。他的殴打，只是顺从一种习惯，即以前别人也是如此统治他，或者说他动手，是因为在他眼中，某种行为按照习惯，是不能够给予容忍的。
有天晚饭后，号长号长刘某和几个人在铺板的一角下棋，一般这个时候，其他人仍然要么一齐坐在铺板边沿，要么统一靠墙坐到铺板上面。这个时候另外的几个人就是靠墙坐着的。有两个人在窃窃私语，被号长刘听到，立刻声色俱厉，命令他们到过道的墙边蹲下，然后随便问一两句：“你们谈什么？不准说话，你们不知道？”那两个人，都二十岁左右，不胜惶恐，接着就挨了几个重重的耳光。这个时候，有个管教警察在上面巡视层巡视，看到了，就责问刘某：“你打他干吗？”刘某答道：“他们才来，不背诵监规，倒串通案情。”那管教警察木然，走了。
很多时候，管教警察都是这样过问暴力事件的。有天一个胖大的警察，快关闭放风门的时候，正好遇到一区102或者103号房有个人，被打的喊救命，那个警察也是缓缓问：“打他干吗？”放风池里一帮打人的人说：“他耍。”警察说：“耍就该你打吗？进去！”然后关闭放风池的门后，就走了。
某天晚上，又有两个人声音大了，一个人不会背诵监规。那两个人遭到劈头盖脸几个耳光，然后被迫到水池边上弯腰九十度，接受体罚；那个不会背诵监规的人，被责令到门边站立，后来号长过去问话，他笨嘴笨舌，更因为处于恐惧，回答的罗嗦，头部就遭到了重击，被打得眼泪花花。
很久之后，那两个九十度弯腰站立的人，有一个已经无法承受了，几乎多次瘫倒，号长的帮手，俗称“小妖”、“闸子手”的，还不得不接受命令，前往纠偏，内容是强制他继续保持原来那种痛苦的姿势。
又过一会，名义号长何某，毕竟在外面是个经理，不是暴力类型的人物，就上前数说受体罚者几句，然后说：“去个认错，以后好好的。”其实这是他无奈的婉转救人的办法。那两个人，得到解放一样，主动地蹲到号长刘某的面前，从他们脸上那种沮丧、惶恐、无奈的表情，我心里推测到了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生活状况。
这个刘某，脾气完了，一切就结束了。我到那里几天，他就被调走了。新来的生活委员，即事实上的号长，是另外一种类型了。他姓顾，一米八以上的大块头，因为洗吸贩毒，被判一年多有期徒刑，以前有过几次共五、六年劳教的经历。他和刘某不同，刘某只是根据习惯进行统治，心灵上还有几分淳朴，顾某则属于那种富有心计的，非常熟悉如何进行暴力统治术的那种类型，他有意识地使用暴力统治，以达到他的目的，而且平时言行，表现出十足的暴力崇拜和强权崇拜，他非常善于制造恐惧气氛，我觉得他的统治不过是共党统治中国的一个缩影。
顾某到来之后，将他原来号房的部分管理模式带来了。他原来所在的号房，属于那种完全暴力型的号房，他在那里被统治久了，一旦当权，就比原来的统治者还要凶狠，这是专制主义国度普遍存在的现象。他来之后，我们的号房才开始真正的半暴力统治，这种暴力统治，持续了十天左右，直到警察觉得必须将他调走为止。
被打的主要是三个人：安徽六安的周本松，此人三十岁许，浓眉大眼，在南京打工，喝酒醉时，在小饭店和老乡打架，伤害了他人；安徽灵壁县的张玉亮，三十岁许，在南京一个拆迁队打工，为了增加收入，夜晚还要和他表弟一样，去帮助承包化粪池的老板拖运大粪，一车50元，那个老板一年下来，还欠他们1260元人民币，并且躲避他们，拒绝还钱，被他们找到后，打了起来，根本没有构成伤害，派出所处理，要求他们赔偿5000元人民币，他们不同意，就被刑事拘留了，后来转捕，连看守所的警察，也说他们的案件办的荒唐；第三个矮打最重的人，叫毛苍德，浙江温州永嘉县人，元旦前后，来南京游玩，遇到温州一帮老乡，就在宾馆里赌钱，因此而遭到刑事拘留。周本松的家里只有老母和孩子，思想负担非常承重，而自己又不能面对现实，整天为思想负担所困扰，所以怎么也不会背诵监规八条，其实那是很容易记忆的八条。为此他挨的打，不下于二十次，被打得痛哭起来，就有几次。有时候，早晨八点以后的一刻钟队列训练的时候，他走神，动作和声音不合标准，就遭到一顿暴打，拳头、巴掌、耳光，肘，往往轮番使用。还有两次，号长命令他脱下裤子，自己和其他人，一起用鞋底猛打一阵，同样打得哭叫起来。最重的一次是，几种打法都使用完毕之后，顾某命令他蹲在放风池门边，然后用脚蹬他的头，结果左眼角被蹬得淤血发紫。同时还经常不让他穿棉鞋，只能光脚、或加袜子穿塑料拖鞋，不让他穿大衣，必须脱下，给别人穿，那可是摄氏零下六、七度的冰冷的寒天！
张玉亮大约是2004年12月27下午进入我们的号房。那天下午大约五点左右，我们的号房门响了，大家习惯性地立刻严肃端坐，门开了，张身穿草绿色军大衣出现在门口，里面的人吆喝他进门喊报告，那个瞬间，他一挥手，笑容可掬，充满做人的自信，喊了声报告，就进来了，身后号房门关上了，苦难也就开始了。
因为刚来，前三天是不容许和别人说话，也不容许别人和他说话。刚进来那天不久，就开始晚饭了。饭后，他必须和多数新来的人一样，面对监规，站立于墙边。一般这样的站立是三天，直到会背诵监规为止。同时新来的人，一般立刻接替前任，负责擦地面，也同时负责一些其它的清洁事务。
次日早晨早饭后，起立、坐下、问候警察的文明用语、报数等等为内容的队列训练开始了。张玉亮是个比较笨拙的人，声音、动作都经常出差错，于是拳打、脚踢、耳光、肘子经常一齐上了。大衣也不准穿了，棉鞋也被迫换成了塑料拖鞋，从此开始，张玉亮失去了笑容，直到2005年1月7日，警察开始禁止号长打人的时候，他才重新有了做人的笑容。
本来到第三天，张玉亮被提出号房，回来后说他的拘留延期是七天，其实他根本没有看清，负责他案子的派出所的警察也不负责，根本不作认真的宣读和告知。直到他遭到逮捕，也不知道当时拘留期究竟是多少时间。他进来以后的一个星期，正是苦寒逼人的时期，摄氏零下六、七度左右。张身上穿得非常单薄，赤脚穿冰冷塑料拖鞋，冻得整天发抖。就在岁末那天，在放风池里，还偷偷对我说：“杨师傅，我还有几天就出去了，我会给你送衣服来，再给你送五十元钱。”我非常感谢他在这样的被虐待被迫害的境域中，还保持善良。到元旦那天，他被冻得实在受不了，放风的时候，看着自己的棉鞋，犹豫起来，看得出想穿又不敢动手。我告诉他：“你拿去，请求一下号长。”算是幸运，号长竟然同意了。
接下来的几天，他经常头晕，蹲下久久不能站起。其实那是由于头部遭到打击太多，已经有了轻微的脑震荡了。大约在2005年1月8日或9日，由于他负责的过道地面上有个米粒大小的毛绒球，号长顾某便摁着他的头，强迫他趴在地上，用舌头舔掉。
到期待中的第七天，没有释放，接着逮捕之后，他最担心的是两件事情：一是换号房，因为换一次，就意味着受殴打虐待会重复一个轮回；二是恐惧判决一年以上的刑期，会不会送监狱服刑，他经常问：“那里打人厉害吗？”为此我们看到他焦虑得嘴角生了火疮，溃烂不已。
受苦最多的是浙江的那个毛苍德大哥了。他和我同龄，都是生于1961年，但是看上去，比我还要苍老，而且显得衰弱。记得他是2005年1月4日的夜里被送进来的，当时我们都睡觉了，听到号房门响，自然多数人醒了，看到一个中等个子，穿西装的中老年站在门口，身后的门关闭了。号长顾某叫“闸子手”（号长的打手）负责料理他的安排。那个时候，这个号房的两个“闸子手”，一个姓王，二十五、六岁，我的邻居，南京新街口人，涉嫌贩毒罪被拘留，为人心地也不凶狠，算是和善通达之人；另一个姓张，十八岁，因斗殴伤害罪，已经逮捕，为人活泼热情，他们二人平时“过闸”都很有节制，只是骂骂咧咧，举手作势，恐吓而已。
其实半夜里，谁也不愿意起来“过闸”，但是迫于号长顾某的威权，王起来后命令毛苍德先蹲在水池旁边，问他一些基本情况，毛回答说：“以前在上海浙江蹲过号房。”又说：“我们都是朋友，过几天就知道了。”这个时候，很显然他不是很了解号房生活的习俗，还是用社会上的人情标准，企图来争取友谊。
大概是毛的说话声干扰了号长顾某睡觉，他很生气，命令“闸子手”，说：“把他西装扒下，浇上水，鞋子脱掉，站墙边背监规。让他连续值班，不准睡觉。”“闸子手”王某只得照办。于是毛抖抖嗦嗦，仅穿一件羊毛衫，光脚站在冰冷的瓷砖地面上。然后“闸子手”叫毛背诵监规，说：“这里的规矩，三天内监规八条，刑法八条，都要会背。”毛说自己是文盲。“”闸子手“手：”你要撒谎，自找苦吃。“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警察在上面的巡视层看见了，就问：”叫他赤脚干吗？让他把鞋子穿上。“号长就用写话来搪塞警察，然后毛大哥才得以光脚穿上冰冷的塑料拖鞋，当时气温是零下六、七度左右，冰冷袭人。直到快天亮的时候，毛才经过容许，和衣倒在铺板上，睡了半个多小时。
次日早饭后，学习委员开始登记毛的基本情况，即姓名、年龄、住址、职业、涉嫌案由、社会关系的姓名年龄住址等等。这是号房的一个惯例，不知道法律上是否合法，即在押人员是否有权利登记其他在押人员的各种情况。
毛按照指令，蹲在墙边，面对坐在铺沿上的号长顾某和学习委员。随便问了几句之后，毛苍德的普通话非常吃力，还是说了几次“我们都是朋友”之类，结果顾某几个重重的耳光，打得他不住用手挡，越挡，打得越重，直到他再也不说“我们都是朋友”了。而且由于恐惧，毛承认自己识字，又说没有在上海浙江被关押过。这样就为顾某殴打虐待他留下了“把柄”，顾某总是打后，还要口头讨伐他的“撒谎”。
难道撒谎就应该受到殴打么？如果说撒谎是错误，那么殴打他人就是罪恶。这些道理，在那样的环境中，一般的在押人员不会多加思考。
毛蹲在地上，被打的晕头转向，表情痛苦而麻木，任何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和自信的迹象，也没有了。
过会，队列训练开始了。毛本来就是反应有点迟钝的人，加上寒冷的袭击，暴力的袭击，恐怖气氛的压力，整个人更加迟钝，加上以前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训练，起立、坐下、报数、文明用语等等，就总是出差错。因此而挨打无数，重重的耳光、拳头击打腹部和胸脯、肘子猛击面部和胸部，很多次被打得无法承受，叫唤起来，也有很多次被击打倒在铺板上。
六日早上，又一次殴打中，毛大哥蹲在地上，号长顾某先打了他几个重重的耳光，然后一脚蹬到毛的脸上，顿时毛的左颧淤血暴肿，又是一脚蹬去，他的右门牙齿被蹬掉，毛要去将掉在嘴里的牙齿和血液吐在厕所，也没有立即得到许可。
这个时候，我内心斗争非常激烈，想到：顾某这样滥用暴力，不仅仅是伤害挨打者，也是对我们其他所有在押人员的蔑视，同样在对我们间接施暴，同样损害和蔑视我们的尊严。我内心在考虑和他如何开战，以及是否还有其它更婉转的方式。正好这个时候，号房门响，屋里的气氛一变。不久毛苍德和我，先后被提审了。
这次我的提神时间很长，直到中午12点左右，和警察的对话中，我间接地告诉南京市国保警察，里面的警察有失职行为，而且我们几乎吵了一个上午，因为我目睹其他在押人员遭到号长残暴殴打虐待后，心中的愤怒一直没有消失。同时我也暗中希望毛大哥能够乘机将自己的遭遇告诉提审他的警察，那些人负责他的案件，如果他们知道毛的遭遇后，有可能与看守所的领导沟通，提醒他们制止暴力的恶化。
我回到号房后，大概十二点多的时候，毛回来了，麻木的表情，恐惧的心理，因为恐惧而整个人不知如何是好的左右为难的样子，真让人非常痛心。他端起为他留下的午饭，半盒米饭，一点素炒黄豆芽，打开自来水龙头，放了点水泡饭，然后惶惶恐恐，蹲在靠门的铺沿上吃。如果他的亲人，要是亲眼看到这样的状况，如果有点血性，一定会拿起武器，找凶手拼命。这个三天，对他而言，真是地狱般的三天。他经常站立不稳，反复踉跄，头晕而自动蹲下，其实那也是因为脑袋受到重击后的后遗症—脑震荡发作。
下午，负责我们号房的管教警察，开始频频找名义号长何某、实际号长顾某、学习委员朱某，以及另外一些人。等他们陆续回来后，明显看到顾某有意识地对多次遭到他残暴殴打的毛苍、周本松、张玉亮他们德表示友好和关心。从这个时候起，号房开始整顿，顾某为了自己的“面子”，直到1月11日他被掉走，只轻轻唰过毛两个耳光。后来我们才知道毛苍德大哥除了左门牙被打掉，紧靠左门牙的那个牙齿也被打得近乎掉了。
很明显，管教警察知道了这样暴力行为，再不管的话，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利益，也会影响到白下看守所的声誉。所以他们只好认真过问了。就在1月7日的看守所会议上，所长还表扬了我们的号房，说是秩序良好，为此负责我们号房的警察还特意在8日（周日）早晨，进来奖励了号长。当时我们心里感到好笑和悲哀，因为所长看到的完全是表面的一时的秩序—大家坐得整齐而已。
到10日晚上，大家睡觉了。这个时候，门外过道上响声嘈杂，我们知道又上人了。门开了后，一个三十左右的中年被送了进来，管教说是“涉嫌妨碍公务罪”。后来我们知道，那个人姓李，他的老板是我们在龙潭监狱时候的狱友，大约1996年左右出狱，以后一直经商，主要是经营夜总会一类，资产大约有好几百万人民币。
那个李某，进门后表现出很熟悉号房的规矩，进门便主动蹲在水池边上，这天也很冷，反正是结冰的天气。号长问了几句后，命令他洗澡，他商量说：“我实在是因为感冒，明天我一定洗。”号长顾某很不高兴，命令“闸子手”张某，说：“去教训教训他。”这个“闸子手”本身并不凶恶，只是过去用脚轻踢，结果那个李某非常愤怒，起身用拳头将张某打得退了回来，同时大喊大叫：“101号房报告！”连续喊叫，这个时候，外面的警察来开门，里面的号长顾某已经蹿到李某面前，正好警察开门，禁止暴力的时候，顾某还当着警察的面打了李某几下。那个管教警察姓沈，是个一向比较负责的，为人正直的警察，他很气愤地走到顾某面前，大声责问：“你有多大的权力！谁给你打人的权力！我还没有整你呢！”言外之意是“我作为警察都没有打人，你有什么资格殴打其他在押人员！”
接着李某要求换个号房，自动出门，沈管就将另外的人调换了进来。次日，大概是这个事情的影响，促使负责我们号房的警察，决定将顾某掉走，并再次强调文明管理，即主要是不许号长们殴打他人。
也就在这天，1月11日，毛苍德刑事拘留7天期满，获得释放，结束了苦难的非人的生活。这天，本来顾某也当调动，因为耽搁，到了1月12日才正式离开。于是白下区看守所101号房的半暴力的管理模式，暂时结束了。
为什么说，顾某的方式是半暴力呢？因为那些真正的完全的暴力型号房，远比这里残酷得多。那里，只有几个人有自由，此外的人，完全是奴隶，不容许随意说话，也不享有依法享有的娱乐权利，那些号长及其帮凶构成的统治者阶层，为了制造恐怖气氛，垄断号房的利益，显示自己的威风，经常随便找个借口，殴打虐待任何被统治的在押人员，甚至小便也不许有任何声音，一旦有了声音，小便者就要受到殴打，然后是长时间的弯腰九十度，这样的体罚，很多时候，比直接的殴打还要折磨人的身心。
杨天水于故乡苏北泗阳
二00五年二月廿二日
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