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中华见闻记》之三十四

这样粗俗的题目,唯美主义者见了,一定会嗤之以鼻的,就是笔者自己也同样觉得不美,但是这个问题由是无法回避的,它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活和权利。

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普遍泛滥的国度,从朝廷到民间,从元首到百姓,从官场到市井,所到之处,所遇之人,能够具备宽容、理性的民主心态者,实不多见。做官的遇到下级意见不同,会怀恨在心,会暴跳如雷,会打击报复;官府遇到百姓异议或者上访,会实施暴力,打击压制;就是民间的异议群体内部,也往往一言不合,要么互相鄙视,要么互相攻讦,要么干脆就是分道扬镳;市井之中,到处震而欲聋的音乐声,满街那种噪声,吵闹得令人痛不欲生,其实那些放音乐者也同样是专制主义者,他们根本不顾别人的愿望、感受和死活,将他们自己的行为强加给别人;大陆的酒席上,专制主义同样盛行,很多人不顾他人的愿望,不尊重他人的爱好与生活习惯,以各种理由强劝他人喝酒,已经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在中国,专制已经不仅仅是制度问题,也是个文化问题,民族心灵问题,生活恶习问题。就是说,专制主义已经成了中国社会严重的恶习。

在大便问题上,专制主义一样横行。在中国大陆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的集训队等禁地,专制主义已经到了专制到大便的地步。在那些场所,除了统治阶层,就是那些号长、带班、组长,拥有可以自由大解的权利,其他人员这样的权利通常一律遭到剥夺。

看守所里,通常只有放风的时候,其他人员才可以大解,有的号房人多,这些人各自只有匆匆几分钟的时间,慌慌张张,再加上由于人类的生理机制,不可能按照人为的时间运行,所以那些失去自然节律的在押人员,经常为大解问题痛苦得痛不欲生。便泌、内分泌失调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慢性疾病,往往将这些人折磨得焦虑不安、面黄肌瘦。他们经常说:“比金钱重要的是自由,比自由重要的是健康,比健康重要的是大便。”这个通俗的诉求中,包含了多少对专制主义的控诉!

劳教所和监狱的集训队,也同样如此。尤其是监狱的严管队里,两天才准许备犯人一次大解,加上其它的折磨,很多人严重生理失调,渐渐就患上肠梗阻一类的疾病,直到生命危险。这样的事情很多,在龙潭监狱服刑的时期,我就亲眼遇到过这样的事例。

那是一九八九年八、九月某天早晨七点多,我在医院中队的一个病房,听到对过病房有痛苦的呻吟,过去一看,原来是和我住过一个监房的王某,南京人,二十岁多点,因为扒窃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因为抽烟一类遭到严管处罚,乃父还是个中共的中层干部。我看到他大口大口吐出粪便一样的黄色粘稠流质,臭味熏人,问了几句,看他脸色苍白,站立不住,我便去找犯人医生,要求组织抢救,犯人医生到前排房子,回来后说警察医生还没有上班。就这样大约一刻钟过去了,这一刻钟对于病人是多么痛苦的漫长时期!

王某继续呕吐,人已经倒在地上,一个犯人医生过来说:“这是肠梗阻,大便不能从下部排出,只有通过呕吐出来,看来会有生命危险的。”听到如此严重的后果,我赶紧促使这个犯人医生,再次到前面找警察医生组织抢救,并对他说:“讲得越严重越好!”那个犯人医生,性格随和,就赶紧去了。

不一会,警察医生已经上班了,来了好几个,看了后,叫犯人医生赶快送王某去做B超。大概二十分钟后,听犯人医生说,王某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如果再晚半个小时的话,就无法抢救,死定了。

王某后来的身体非常糟糕。没有身体如何奋斗、养家、糊口?如果在民主国家,他完全有权利起诉那些责任者,并且要求经济赔偿。可是在中国大陆,他只能拖着快垮了的身体茫然走出监狱。

象这样的因为专制主义对大便也实行专制而引起的死亡和半死亡,在中国大陆的劳教所和监狱,时有发生。同时中国的在押人员、劳教人员、服刑犯人有几千万,他们中的多数,都在这个问题上饱受过专制主义的毒害。

杨天水于故乡

05年2月23日

作者文集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