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南京四十六天了。这是杂乱无章的,烦躁不安的,思想失去了活力的四十六天。终于患上了从来没有过的劳改后遗症,什么也不想做,整天焦躁不安,除了挂念狱中的朋友之外,懒散得连世界是否毁灭也不关心。

头十天,是找房子的十天,每天奔波在公交之上,从这个城市的一头,跑到另一头,常常是一天要经历百公里以上的路程,看到的是一个花花世界。一个社会,如果仅仅有了物质的发达,同时精神上还很愚昧落后,那么这个社会还够不上称作文明社会,不过是个花花世界而已,就是物质上有点好看的好吃的刺激人感官的世界而已。

到处是商店、游人,除了路边小摊主和小店主的勤劳忙碌之外,喧闹和玩乐,构成了多数人的主旋。尤其是夜晚,街头霓虹灯闪烁耀眼,叫人眼花缭乱,霓虹灯掩盖社会的所有弊病,它所呈示给人们的是美丽的幻象,无论哪里、小吃铺或者饭店,都是客满,闹哄哄的,充满了杂乱的声音,食客们的欢叫,就是这个国家大众日常精神状态的典型的表现,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同样如此,置身于时刻中间,上演麻木欢乐的闹剧。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监狱,那里高墙电网,气氛紧张,很多时候人为造成的恐怖,让人毛骨悚然,伙食是劣质的,人们难以经常获得饱暖,出工收工列队齐整,夜晚收工后经常还会有各种会议-批判大会、中队会议、电视大课、小组讨论会等等,示众式的殴打虐待犯人,惨叫声就在耳边,受害者就在眼前,这种公然违反世界人权规定的行为的执行者,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殴打虐待犯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相反在他们眼里还是为了稳定监内秩序的正当的管理行为。愚昧的管理造就愚昧的服从,愚民政策造就更多的愚民,是我们中华社会的一大特色。

当我处在花花世界之中,经常想到我们的很多道友还处在紧张气氛和恐怖气氛交错一起的监狱之中。张善光、胡石根、秦永敏、祝正明、朱虞夫、吴义龙、陈西、刘贤斌、戴学忠、韩立法、桑学成、应晚成、高洪明、查建国、何德普、杨子立、靳海科、王炳章、杨建利、王金波、姚信福、颜均、李大维、黄金秋(清水君)孔佑平、徐永海、赵岩、陶海东、师涛、郑贻春、张林等等,目前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深受折磨。花花世界中,人们无论多么劳累和匮乏,也比他们幸福舒适很多,这里人们可以自由走动,可以自由交谈,在一定范围里可以保持自己的主张,可以去饭店高谈阔论,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束缚他们,恐怖还没有直接逼近头上,而这些中华良心公民的处境就大不一样了,他们是现代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有思想而剥夺了思想的自由,赋有良知和智慧,但是身陷牢狱,应该得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但是连基本的人权也遭到剥夺,人身安全终日受到直接的或者间接的酷刑威胁,他们就是易经所说的“贤人在下位”一种例证。专制制度向来是残忍冷酷的,它一向对良心国民实行酷刑。

那些英勇的良心国民,不顾自己的安危和苦乐,因为坚持道义,就遭到牢狱的虐害。我还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是我懈怠了,懒散了,失去思想能力,失去斗志,这不是客观上在帮助专制主义么?这不是我们自己反对的恶习吗?与那些良心勇士相比,我感到惭愧,感到自己罪孽不容忽视。

为了对得起良心,对得起道友,担当起道义责任,花花世界中的人必须坚韧起来,勤奋起来,将我们落难道友的担子继承过来。

杨天水于南京幕府山下

2005年4月21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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