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的农民林樟旺，自己出钱，为落后山区农民修路，未来预期的收益不过是未来一段时间里，对那里山民出村的货物收取价值5%的抽头。使用那里土地的手续由当地村子集体办理，合同上和事实上，林樟旺只是外来的投资者。
那条6米宽（应为两米多宽）的机耕路快修好后，浙江龙泉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就出动警察警车，呼啸进入山村，将作为投资者林樟旺拘禁起来，后来转为逮捕，罪名是“非法占用农用土地”。
目前案子已经进入起诉阶段，林樟旺面临有期徒刑的刑事处罚。
林樟旺真的犯罪了吗？如果林樟旺真的占用了一定数量的农用地，或者改变了一定数量农用地的用途，那么他就是犯罪了。可是他使用的土地不是农用地，而是少量废地荒地，也没有改变用途，因为机耕地的用途仍然属于农用，同时他只是投资者，而真正使用那里土地的是姚坑村全体村民，按照合同，使用那些土地的法律手续，也归姚坑村依法申请办理。
那么很明显的合法行为，为什么被定罪呢？有人推理可能浙江龙泉警方处于利益驱动，需要办案；有的认为是当地的受益者，嫉妒投资者未来的收益，为了本地私利，而利用警方，枉法争夺利益。
原因应该是多重的。制度的、个人的、文化三个方面的原因，盘根错节，一起生产了冤枉。
中国社会专制制度的普遍特征的是：民众对官府，下级对上级，中央对地方或者地方对中央，都缺少制衡力量。由于民众对官府，没有制约的权利，官府则任意妄为，随意侵权，不受到任何法律制裁，天长日久，任意欺侮民众而不用负责的现象则形成了一种鼓励机制。比如九十年代，安徽北部一个乡镇公安、保安，就敢于将一个村民丁作明拘禁到乡派出所，轮番殴打，极端残忍，棍棒就打断了几根，直到将那个对乡村干部乱收费只表示一点异议的正直农民活活打死。
林樟旺案，制度方面的动因也应如此。林樟旺以及他的乡亲们，不享有制约当地官府的权利，无论官府如何伤害他们，他们也不能找到保护的途径。这样的制度前提下，作为农民、居民、国民的林樟旺等，就是地方腐败势力的任意统治的对象，地方腐败势力可以随意抓捕我们，可以随意示意索贿，可以以交保证金或补办土地使用证为名，敲诈他们六万钱财，当然他们也可以释放他们，总之制度没有作用，一切听凭执法者的个人意志。
个人的因素，说的是专制制度下，人们普遍缺少法治观念，普遍缺少对他们的自由、尊严、权利、利益的发自内心的尊重，人际中普遍流行的是拜物利教，将物利至上作为信仰，也作为言行之动力，为了自己的物利趋炎附势、尔虞我诈、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的人心风气之下，姚坑村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即为了不兑现未来林樟旺的收益权，就暗中破坏利用他人之手，假借法律的名义，迫害林樟旺，也是大有可能的。
文化的因素，这里说的是专制主义文化下，官僚机构或者个人，普遍侵犯民众权益而不用负责，逐渐养成了傲慢自大的老爷意识、藐视人权与民权的霸主意识，渐渐这些意识沦落为一种蔑视民众的集体无意识，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支配了官府，人人不自觉地相互仿效，以侵犯人权与民权为能事，而不是为上帝与民众服务。
任何真正的宗教，都提倡悔改意识。但是专制主义文化以痞子意识为内核，背弃天道与人道，逐渐养成惟我独尊、惟我独是、拒绝认错的恶习。这种独尊拒悔的意识同样逐渐转化为集体无意识，支配了官场风气。中国大陆官场很少有机构或者个人乐意认错的，它们或他们很少有悔改意识，因为老爷和霸主的意识始终是它们或他们的主流意识，由此而明明它们或他们知道自己错了，也不肯表示悔改和认错。
我们以为林樟旺案件中，这种中国大陆官场的独尊拒悔的集体无意识，造成他们很多主办这个案件的官员或警官，明明很快发现自己错了，也不乐意承认错误，释放林樟旺，相反会固执己见，百般编造理由，甚至会说那些批评者是利用林案反党反政府。专制主义文化之下，人们到处可以见到这样的事实，即为了
掩盖一个错误，官府或官员继续犯下更多的错误，为了替一个罪恶辩护，官府或官员会犯下更多的罪恶。
2005年8月20 日 于南京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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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