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水:中国有多少袁世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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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四日,中华思想巨星辜鸿铭先生在日本大东文化协会演讲,谈论《何谓文化教养》时说:“袁世凯这一寡头集团不光混帐、傲慢,而且也是一个由惟利是图的地痞组成的集团。他们的人生目的不外乎吃喝玩乐,他们腐朽透顶,一点也不考虑全民的利益。”(转引自《辜鸿铭文集》下卷P.285.黄兴涛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

大约在一九0六年,辜先生就预言道:“就我所见,目前中国改革运动的狂热,将注定导致一场灾难。”(——同上书上卷P.284.)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后不久,辜先生写道:“现在灾难来临了,革命以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而告终。”(——同上书上卷P.284.)“真正的灾难,让我指出,它还不是伴随着流血和财产破坏的革命。真正的灾难是革命以袁世凯成为共和国总统而告终”(——同上书上卷P.285.)

为什么辜先生如此结论呢?他引用了一个法国作家的观点,即“一切文明和统治赖以存在的最终基础,在于民众的一般道德,和公共治理中足够的公正程度。”“中国的旧式政体,尽管有种种缺陷,它仍然能够在民众之中维持一般的道德水准。”而“我认为袁世凯及其共和国的统治之下,民众连一般的道德水准也不可能维持。”

辜先生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更多地是依靠道德法律,而不是纸上宪法、国家法规或者治安条例来约束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使那些身居高位、有责有权的人们不敢为非作歹。简而言之,中国的良治完全依赖我们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因为在中国,当不道德的人身居高位、大权在握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危害是无法想象的。而且,在中国,象一切专制独裁的政府一样,政府行好行坏的权力非常之大。因此,一旦象袁世凯这样生性庸俗、粗鄙、暴虐和刻毒的人在政府中享有了某种支配权,那后果便可怕至极。”(——同上书上卷P.379.)

“而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表明他连一般的道德品质,一般的廉耻感都不具备,甚至连小偷和赌徒也不如。”(——同上书上卷P.289.)

“公正地讲,李鸿章还不是一个邪恶的、不道德的和刻毒的人。李鸿章只是一个庸人。他庸俗粗鄙,但不暴虐刻毒。而康有为及其中国雅各宾党人不只是庸俗粗鄙,而且暴虐刻毒。在他们的雅各宾主义中,包含一种理想主义的成分,一种希冀立刻带来太平盛世的强烈渴望。而袁世凯,则综合了庸人李鸿章的庸俗粗鄙和雅各宾党人康有为的暴虐刻毒。”(——同上书上卷P.377.)

“群氓之所以不高贵,是因为他们无法彻底克服和抑制自身的欲望。一个人要想高贵,必须首先彻底战胜和抑制自身的动物性—他的欲望。民众的确拥有实力,但是这种实力来源于强烈的欲望,因而不是一种高尚的力量。此外,受其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影响,群氓是粗俗不堪、无优雅之处可言的。这种粗俗与强烈的欲望两相结合,便使得民众在掌权之后,总是蛮横残暴。”(——同上书上卷P.371.)

“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张伯伦,实在都属于群氓党,分别代表他们国家那粗野、浅薄、污浊和卑鄙的群氓志趣。”(——同上书上卷P.370.)

“袁世凯,正如辜鸿铭先生在他的书中所说的,是群氓的化身,他在第一次改革运动时出卖了同党,现在群氓掌权了,他自然是共和国最合适的人选。我认为他的统治不会长久。不过在短期之内,中国一切精妙、美好、尊贵、崇高、亲切、享有声誉之事物,都将面临毁灭。”(——同上书上卷P.286.)

事实上,袁世凯后来的中国历史的发展,大体上都应验了辜先生的预测。由于袁世凯集团的腐朽堕落、毫无心肝、极端自私贪婪、极端不负责任,中国社会贪官遍地,军阀横行,战乱不断,社会陷入可怕的混乱无序和赤贫落后,人民遭到可怕的贫穷、疾病、战乱、死亡、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恐惧的折磨。这种由于腐朽混帐的统治者造成的极端的贫困和巨大的战乱,导致虚幻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后来一个更加可怕制度恶魔,笼罩压迫中华达到半个世纪以上。

这个起初造反阶段名为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名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超级极权、极端专制、贫困落后、两极分化、空前腐败的历史。它的前期,以极端专制、贫困落后为根本特色,目前以两极分化、空前腐败为根本特色。这种权力和资源统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社会,到处都是袁世凯集团,这些大大小小的袁世凯集团造成的社会性的历史性的人类性的灾难,远远超过了袁世凯集团的所为,造成了中国社会无法维持民众一般的道德水准以及无法维持一般的社会公正。

中国大陆很多村子里,书记们、主任们、或者村长们以及他们的裙带关系,结成了类袁世凯集团,混帐傲慢、惟利是图、吃喝玩乐、腐朽透顶。他们随意增加农民的负担,盗窃或者从农民那里变相抢劫,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几个村级干部,一年就能吃掉几万、几十万。他们依靠暴力,长期把持村子里的支配权,对敢于直言或者抗争的村民,实施暴力打压,倚仗自己权力靠山,倚仗家里男丁多而凶残,依靠和黑社会的拉帮结伙,公开行凶,打杀农民。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安徽固镇小张庄发生过,其它很多地方发生过,只要生活在中国广大乡村的人,经常遇到过。

乡镇级的政府,这样混帐的行为数不胜数。仅仅就吃喝一事,就有过这样的乡镇政府,它的一群领导,经常大吃大喝,不是自己追求口舌享受,就是被迫接待上级机构或领导,最后欠债几十万,一个饭店作为债权人,在不收回应收款就面临倒闭的情况下,只好经常讨债,但是债务人是当地的统治者,哪里会履行民事责任。于是债权人只好诉诸法律,提起诉讼,最后荒唐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欠债的乡镇府竟然倒过头起诉那家饭店,指控它引诱政府和领导大吃大喝。

县级的政府如何?多数同样混帐透顶。就是那里有几个人品中正的领导,也不能挽住腐败和混帐的狂澜。广西合蒲县,从前有个领导,公然卖官,按照每个职务的大小,透露出售价格,他的一个连襟买了个乡镇级的领导职务,还花了十万元人民币。至于学校厕所或校舍倒塌砸死数十百名学生、完全能够避免的火灾经常烧死很多民众、疾病瘟疫时常肆虐人间、司法机构草菅人命或草菅人权等等,一样是数不胜数。

地区级别的政府怎么样?九十年代,宁波市党政企总共四十几个要员,总市委书记,经理老总,科局头头,统统遭到法办。他们腐败到了极顶,结成了宁波市地方一个庞大的特权腐败群体,不但贪污几十个亿的公共财产,挥霍无度不算,更重要的是把持地方的权力,剥夺了国民任何支配权、知情权,将一个富饶的宁波,沦落为风气败坏、毫无公正可言的只有点高楼大厦的蛮荒地带。有正确观念应该是这样:真正的文明必须拥有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公正的政府管理,而缺少这两个基本文明要素的地方,必然就是野蛮支配社会的地方,所以我们称之为蛮荒地带。中国这样的蛮荒地带太多了,安徽的阜阳、黑龙江的遂化、刘涌曾经操纵过的地方官场等等,都曾经是、后正在是这样的蛮荒地带。

去年四川省万源市领导,再次扮演混帐角色。这个市财政年收入只有4000万,去年赤子一亿六千万,但是为了举办荒唐的“纪念红军万源保卫战胜利七十周年”,竟然花费2000万的巨资,而且时间并不围绕真正的时间来确定,而是以一位女明星何时到来为“纪念日”。那个地区的民众,穷困得很多不得饱暖,很多儿童辍学,很多人看不起医生,很多人生活在半原始状态。民众如此悲惨之下,那些混帐的冷血动物,即那些衣冠楚楚,口喊为民的地方官员们,竟然为了虚假的政绩,为了粉饰他们的劣迹,为了能够博得明星的青睐,为了能够有机会捞取民脂民膏,为了能够满足他们自己的愚蠢粗俗的感官享受,竟然花费如此巨大的本可以用来改善民生的资金。你们说这样的政府混帐不混帐?

至于省级的政府,只要看看程维高担任河北省省委书记时候的劣迹,就可以窥见一斑,他袒护自己的裙带,直接干预建筑领域,迫使那里的开发商和城建委,不得不将大量的工程违法交给南京二建,他的秘书李真以及他的儿子,成了他腐败的得力帮手,张家口烟厂曾经一次就给他们五千万美圆的资金。五千万美圆,可以救多少老百姓的性命呵!但是就那样轻而易举被几个民贼侵占了。这样的省级政府混帐不混帐呢?

或许有人说,中共毕竟在反腐,抓了不少,判了不少,杀了几个;一个书记也不能等同一级政府。但是反腐结果如何?不是腐败越来越猛烈吗?中共任何一级的政府,基本上是书记就是政府,老大决定一切,直到他被另外的老大取代为止。仅仅在事后法办,那是非常消极的办法,就是统统杀头,又有什么作用?铤而走险的贪官污吏们,是时常失去理性的人群,他们大量贪污、行贿、受贿、挥霍、为非作歹的时候,都是丧失理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头脑发热,就是死刑对他们也不能构成威吓,更何况亿万财富被他们侵占挥霍,人民和社会的损害已经形成,无法挽回,这个时候,杀头就不具备非常积极的效应。积极的反腐措施是建立民主宪政,依靠民权和整个社会的多重制衡的力量,将腐败遏制在萌芽状态和微小状态。

中国的袁世凯式的集团太多太多,无论哪个行政级别,无论哪个地区,都比比皆是。这样的混帐政府,混帐群体,奉行的是痞子文化,那就是信奉暴力,野蛮粗鄙,心肠冷酷,惟利是图,蛮不讲理,毫无责任心,毫无廉耻感,任意侵犯国民权利,任意侵占国民财富,任意挥霍国民财富,只要他们自己的物质欲望和权力欲望能够得到满足,就是举国大火,举国洪水,举国疾病,举国饿殍,举国沙漠化,甚至是民众统统死光,他们也不会动心。

如此之下,社会风气便日益败坏,国民也受到传染,政府更不能主持公正,于是一个痞子文化当道的社会就日益堕落下去,直到民主宪政的制度来挽救这个社会为止。

杨天水于南京东山

200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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