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4-15
一个政治家能不能说谎？永远说真话恐怕很难。问题是要说得巧妙，至少不要损害自身的人格。前几天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朱容基的表现就比较拙劣。
现在中国官方也承认中国不是没有人权问题了。既然如此，朱容基就不必比江泽民还要卖力地给中国涂脂抹粉，比如他拿出孟子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来证明中国两千年前就有了人权观念，这就未免走得太远了。
不久以前，他在和美国国务卿欧布赖特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还自夸他读卢梭的人权理论比欧不赖特要早十几年。但是假如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了人权观念，皇帝也认为自己不如老百姓重要了，何至于到了二十世纪中期朱容基还必须打着人权、民主的旗号反对国民党呢？朱容基曾经在1957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这种事非但不可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即使在苏联和东欧当年也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没有一处发生过象反右运动那样荒谬而残酷的事——党的领袖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结果所有提过意见以及根本没提意见的人都打成右派，本人和全家都变成贱民。为什么？无非是因为欧洲共产党国家多多少少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之下，而中国漫长的封建制度对中国人的影响至今尚未消失，这才会在1949年革命成功之后又出来一个新皇帝和几万万顺民。朱容基不是右派分子中受害最重的，又极为例外的上升到政府总理这样的高位，是不是完全忘记了过去二十几年的伤痛呢？
至于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否比十年前、二十年前有所改善，只需向朱容基提出三个问题：一，倘若人权状况改善了，为什么各地到北京上访的民众不断增多？二，农民若能维护自己的权利，为什么反不掉贪官污吏加诸他们头上越来越重的苛捐杂税？这是使他们的购买力越来越低，以致成为目前中国经济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公安部门对无辜者或嫌疑分子的刑讯逼供，为什么有增无减？这些问题当然无法向朱容基提出，他也不必回答，因为在华盛顿那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只准许中共和海外亲共报纸的记者提问。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