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踏上旅途,不要忧愁,我有一位朋友名叫火车。在长长铁轨上,再没有谁能够象它一样,无论如何都陪伴你从起点直至终点。爱马的人能懂马语,爱花的人能懂花语,你若是有心,也能听见那笨重的铁疙瘩,一路都在倾诉。

我爱冬天,寒冷令人沉思。尤其是冬天的火车,你可以把脸贴到冰凉的玻璃窗上,运气好的话,还能借着车内灯光,模模糊糊看见窗外茫茫夜空里有雪花纷坠。那是思念爱人最好的时刻,如果你曾经爱过。她在俯瞰着这一切,你的火车在风雪的中疾驰,苍凉而又温暖。

每年春暖花开时,我总迫不及待离开故乡。于我来说,春天并不是一个出行的好季节,紧张的空气一直要持续到六月。奇怪吗?这一点都不奇怪,对于某些人来说,我的存在是个麻烦,尽管我在茫茫十三亿中只不过是瀚海一粒,但是在他们的逻辑中,这广袤的国土如同他们脆弱的眼珠一般,揉不进一粒沙子,他们认为这国土上的一切都是他们的。并且不遗余力宣称自己是这国土上一切生灵的大恩人。可是人们总在抬头低头间发现他们是这国土上一切生灵的公敌,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如果他们也能配得上被称为“生灵”的话)。这实在是荒谬透顶,存在主义哲学最好的例证。

我所说的不是政治,而是最现实的生活。如果有人否认这一点,那他一定是在逃避现实,或是在逃避生活。

并不是我想要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只是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都被烙上了虚伪的印记。我渴望真实的生活,充满人味的生活,我是一个人,不是一个被伪善政治异化的动物,我有我的自由和尊严,这就是我之所以被称为一个“人”并为之活着的理由。

当然,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这仅仅是我旅程的开始。有一天我会死去,那时这旅程也随之结束。而我的朋友火车,还要继续轰轰向前,也许很久,好几代人。这远远超出我想象力的上限,百年之后,那早已是另一个世界。

去年初夏,我从蚌埠前往济南,不为趵突泉,天下第一与我无关,至少,与我今生无关。我要去拜访一位长者,他年届七旬,德高望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称他为“教授先生”。在我们的国家,真正配得上教授这一称谓的人实在少得可怜。记得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时代。我想,那个时代并不见得比现在更糟糕。

我坐在蚌埠火车站的候车厅里,那里拥挤、嘈杂。火车就要来了,最后一个五一黄金周,人潮汹涌。济南城的那位教授先生,他在毛泽东时代坐了二十二年牢,二十二年仍旧不能将一个人的意志摧毁,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因为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够做得象他一样?春节时我打电话给他拜年,他的声音清俊而安详:“不必计较一世的得失。”他说。我一直在掂量这话的含义,足足花了一年多,才多多少少觉得有些似懂非懂。

蚌埠令我难舍,这里有我一位好朋友,她已经四岁,我到过蚌埠很多次,每一次都似乎是为她而来。而这一次,还来不及相见,便要离开,这多多少少令人遗憾。我闭上眼,责怪自己为何无法学会禅定,人潮起伏的旅途,孤独的远行客。这是宿命的归宿,如果有可能,我愿永远在路上。我有一位同乡兄弟,他和我一样喜欢诗歌。他总是奇怪,为何我能够忍受那种旅途的孤独?我无法回答,只能反问他:“这点孤独算得了什么呢?照你这个逻辑,那些坐十几二十年牢的人,他们干脆别活了。”他有一个转经筒,从西藏求来的,我没有去过西藏,是以时常望着那个转经筒发呆。我总是难以把那转经筒和雪山草甸联系起来,不由自主将它想象成儿时童话中神秘的潘多拉魔盒。他见我望着自己心爱的转经筒面带忧色,便略略带着胆怯凑上来,轻声在我耳畔说:“你也转转吧,忧愁一转就没了。”于是我拿起来笨拙地摇动它,那神秘的盒子瞬间打开,将我带到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再也没有忧愁,只有薰衣草盛开在一望无际的普罗旺斯原野上。

有人称我为“诗人”,这让人难以承受。这个称谓太过于沉重,只有最赤诚的赤子,才配得上。于是他们问我:“难道你不喜欢这浪漫的头衔吗?”我不是诗人,我是一个来自遥远边疆的年轻反革命,这个头衔已经足够浪漫,无需再用诗歌或者音乐来点缀。如果你愿意,这个来自遥远边疆的年轻人,会应邀出现在你面前,他乘火车而来,黝黑的脸上还会带上腼腆笑容。

忽然间有人呼唤我的名字,并叫我“叔叔”。原来是我那位小姑娘朋友。她象个浑身是火的小精灵扑到我面前,拉着我的双手在地上欢快地蹦跳着,一边口中有节奏地“嗨!嗨!嗨!嗨!”唤着。她母亲跟在她身后,递给我一袋橘子,我说自己已经有了一袋,王老师给我的,太重了不方便。但她不由分说塞进我手里:“听说你要走,我们赶紧过来,以为火车已经走了,没想到还能赶上。”两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满怀忧愁,每日以泪洗面,因为她的爱人被捕了,五年。如今她们母女却渐渐有了欢声,用她的话来说:“已经过了一半,就象翻过了山头,下坡路总是越来越快。”我知道她的艰辛,以一己之力扛起一个被高墙电网阻隔的家庭,这远非一般女子可以做到。每次看到她们,心头便百感交集,这极有可能就是我未来妻儿的命运。“我们在这找了好久,你不知道安妮(她的女儿)远远见你坐在这里,有多高兴。”

她特地带着女儿来送我,我喜欢她的女儿。那小精灵是又一个潘多拉盒子,我希望她长大之后,能够尽情享受她父亲穷尽毕生所追求的自由,尽管世事总是不如人意,但有谁又能断言不是呢?哈维尔说:这只不过是一排多米诺骨牌而已。

多米诺骨牌,真是有趣。庞大的专制机器只剩下一具脆弱的躯壳。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令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仿佛明天就会崩溃。我坐在火车接头处,想着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下场,心头暗骂活该。这只横行的大螃蟹头天还在广场上接受万人欢呼,仿佛他的江山会万代永传,第二天便命丧黄泉,欢呼者瞬间变成了终结者。他们一辈子都在欺骗民众,并自以为得意,这些糊涂虫做梦也没想到:在他们欺骗民众同时,民众也在欺骗他们,并比他们高明无数倍。

齐奥塞斯库也好,斯大林也好,我并不想去关心他们,他们自有他们的命运,是好死,是歹死,与我关系不大。我只希望他们能离我远一点,可他们却无处不在,令人好生烦恼。我的一位朋友说:“这个国家有我的十三亿分之一,这十三亿分之一于别人也许微不足道,于我,却是沉甸甸不可轻易舍弃。”这也有我的十三亿分之一,你的十三亿分之一,你我皆不可轻易舍弃。我坐上火车去往远方,想要找回我这十三亿分之一,这是一代代先人留给我,作为我来到这个世上唯一的礼物,任何人都无权将她从我手中夺去。

火车接头处是个美妙的地方,没有买到座位的人可以坐在那里,那里很舒服,随时可以抽烟。不过这趟车显得有点不太走运,人太多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块可以坐下的地板。在我身边是一对青年男女,他们的打扮象农民,脸上的气色又象工人。工人的结实程度看起来和农民差别不大,但长期在车间做工的人,神情气质却和长期在田边劳作者迥异,他们看起来往往心绪不佳,无论多么年轻,总要流露出些许病色。他们就是只有在这个国家才独有的,那种被称为“农民工”的人。这是对人莫大的侮辱,一个人若生为农民,那么无论他走到哪里,做什么工作,他这一生都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尽管我并不认为农民这个职业是低贱的,如果允许,我会非常乐意去当一个农民,每天和阳光、雨露、植株、牲口作伴。但是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却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新皇帝的登基大典都是用无数农民的尸骨换来,然后,余下那些为新皇帝打下江山的幸存者们,再次沦为社会最底层,直至下一个新皇帝号召他们去为自己打江山卖命。并没有多少人认为“农民工”一词,是一种侮辱,这个国家里人们承受的侮辱太多了,多到令人实在顾不过来,所以干脆不去想它们。

那小伙子长得很英俊,姑娘也不难看。与街上的俊男靓女们相比,他们所缺乏的是梳妆打扮的时间和金钱,多出来的是手上的茧子和脸上的忧愁。那姑娘坐着,象是一尊雕像,眼睛望着对面一米开外的车厢板壁。令人惊奇的是,她似乎是在眺望远处什么奇妙的风景,眼神清澈而专注,看不出丝毫的疲惫和迷惘。小伙子有时坐着,有时躺在姑娘怀里。弥漫的烟草气息似乎令他非常不适。有时他坐起来,目光恰好与我相对。“你生病了。”我说。他苦笑了一个:“发痧,好得差不多了。”

他的四川口音令我心头一阵绞痛,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去过四川,并且很久没有听见四川口音了。为了冲淡绞痛感,或是因为不愿让他们看见我脸上的难看表情,我提出去锅炉边替他们打点开水来。那姑娘闻言忽然略显惶恐,继而又掠过一丝笑意,一边低头掏出杯子递给我,反复地道谢。锅炉里只有温吞水,不过总比没有的好。

他们原先在南京工作,因为生病的缘故,被炒了鱿鱼。有同乡让他们到济南去,说是他所在的工厂在招女工,晚了就迟了,于是拖着病前往济南。他们喝着我打来的温吞水,从行囊里拿出一袋真空包装的南京酱鸭掌要请我吃,行囊里似乎还有几袋,我疑心那是他们送给在济南同乡的礼物。

我不忍心吃这东西,却又无法抗拒,便拿出橘子来和他们分享。一面有一搭没一搭说着什么,很想从他们那里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四川究竟怎样?我小心翼翼吃着一块酱鸭掌,浑身觉得不是滋味。有时济南那位教授先生的声音会浮上耳海,马上就能见到他了,这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曾经做过一次错事,身上带着一摞他的书稿,准备前往济南,把书稿送给他。但是在临行前一天,警察出现在我面前,不由分说将我带走,押回云南。那摞书稿从此不知下落。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原来党无处不在,并随时可能动用手中的国家机器将我抓走,只要党觉得有人在威胁它的权威,那它对这个人就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我不明白,究竟什么叫做“不要计较一世的得失。”人们常说:“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这并不稀奇,因为计较一时,可能会耽误一世。可是一世呢?计较一世会耽误什么?更何况,什么是得?什么是失?譬如眼前这难以下咽的酱鸭掌,究竟是得,还是失?

我最喜欢绿色的火车,每次与他辞别,总隐隐不舍;我最向往蓝色的火车,却总在他面前望而却步;而我最习惯的,是红色的火车,车上很少会出现没有开水的时候。如果有座位,就先泡一杯绞股蓝,那是我亲手从家乡山上采得,无论路途多么遥远,它总令你唇边沾满故乡的气息。但是火车上也有我讨厌的地方,那就是软卧车厢。我只坐过一次软卧车厢,而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起解。云南的三个警察把我从北京带回昆明受审。

在我脑海深处,有一幅图画总是难以抹去:低垂的天空、荒凉的旷野、火车、政治犯和西伯利亚。我几乎拥有了这幅图画中的一切,除了那个闷罐车厢。我的起解坐的是软卧,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重要,因为而是解差们需要享受,他们绝不愿去坐那闷罐车厢。时光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这广袤的国土,为他们提供了无尽财富,他们完全可以坐着软卧押解。薛霸董超吗?那翻老黄历的年代早已一去不返。唯一不变的,是皇权仍旧高高在上,贱民的生死仍旧在他们翻云覆雨之间。

回故乡,多么可笑,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回故乡是件令人烦恼的事。但是我太累了,我已经好久没有睡过安稳觉,于是脊背沾上铺位,便呼呼睡去。每当我回想那两天的场景,就觉得奇怪。疲惫的人不会做梦,而我却仿佛总在做梦。有一个梦我已做了许多年,并且每一次都被它惊醒。那一次我照例被这噩梦惊醒,我梦见洪流再来,玉石俱焚,一个声音在阴沉沉的天空里回荡:“这个国家注定万劫不复……万劫不复……”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火车上,许久才回过神来,原来自己身在押解途中。于是从车窗望出去,只见江南江北一片白雪茫茫。车厢内,有个军校的学生带着他的女朋友,在和几个解差套近乎,拿了很多东西给解差们吃,俱是不菲之物,还有名贵的茶叶,泡了很久最后和解差们交换电话。我明白他的意图,他还在读军校,便已经试图为自己日后转业铺垫关系网。

真要万劫不复吗?一时间忧伤袭上心头,闭上眼似乎看到外面白雪覆盖的大地在战火中被毁。睁开眼,定睛看时窗外的雪越发白了,洁净得如同史前时代一般。“纵使注定万劫不复,也值了,”我告诉自己:“我曾经活过,爱过。真挚地活,真挚地爱。”

那是我的火车,绿色的,从蚌埠开往济南。对面地板上坐着一对青年男女,小伙子说了一会儿话,累了,又倒在姑娘怀里,似乎是睡着了。我不知他是否在做梦,要么没有,睡得无忧无虑,要么在做着一个美丽的梦。他们一路相伴,即便没有火车,他们还会相伴下去。他们相互拥有对方,而我,有我的朋友火车,开往异乡的火车,开往自由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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