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如何,才能把这冬天的第一札交付于你,我的道路好象从此岸通往彼岸。但过去,那仿佛梦境与现实般清晰的分野渐渐模糊,每一次与你别离,都让我更加难以分辨。在路上,有卖菜和水果的农民,大多是上了岁数的妇人。所卖之物稀少而又难看,价格往往不以一斤多少钱论,而以一块钱多少斤论。不是我想要展示自己的贫困和清淡以显示与众不同,贩子们的菜蔬肥大而鲜嫩,可我却不知道那些东西是如何种出来的,又如何保鲜,我对那些食品的安全存有深深的疑虑。农民们那些看起来粗陋难看之物,却在明白地告诉我:它们可以放心地食用。这世间有很多类似的谜题,既可以简单地得到清晰准确的判断,亦可能因为愚蠢而被简单地迷惑。看起来美的,反而是丑的;看起来丑的,反而是美的。这是哲学和审美的双重感悟,甚至还可以带上某种宗教似的神秘色彩,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把我们整个民族推向灭亡的边缘,假如我们一生所吃喝用度的,都是市场上那些看似爽口之物的话。这神秘的力量恰恰正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舍和道德底线。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会这样自己毒害自己,也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会这样自甘被毒害却假装视而不见。在这个可悲的国家里,哲学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审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宗教是无神论的。因此我们的生活一片苍白,好比在北京城里人流最汹涌的地铁国贸站一代,每一分钟都有无数人来来往往,在全中国范围内,这些人的生活至少在十亿人之上,然而在这千万人的脸上,你几乎找不到有一张脸孔,流露着发自内心深处的愉悦,或者发自内心深处的忧伤,那种无需掩饰的愉悦,或者无需掩饰的忧伤。尽管长相穿戴各不相同,他们神态却几乎如出一辙:形色匆匆、焦虑、漠然,他们象是木偶一样被一根看不见的绳索牵着走,直到有一天被牵进坟墓,他们才明白人生有一件必须经历的事,叫做死亡。

我已经三十三岁,而路边卖梨的太太仍然会叫我“孩儿~”。在大概七岁或者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我母亲赶集回来对我说,她买香椿时,卖香椿的老妇人叫她“mei~”(我不知道这个字如何写,那是我们当地山区一代的方言,专用来称呼亲近的小娃娃,有疼爱的意思)。我已经完全记不清母亲当时的表情,但我记得那一瞬间空气中凝结的气息,恬静、安详,淡淡地期盼或者说淡淡地无所期盼。

被人疼爱的感觉是美好的,尤其是,当你已经过了被疼爱的年纪,却仍旧生活在其中。不过我时常提醒自己:“你是一名战士!坚韧和无畏是你需要做到最基本的品质。”当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是一名战士的时候,那是在将近四年以前,在合肥,我想要动员我几位素昧平生的朋友,六月四日那天到天安门广场上去静坐开烛光派对。离开合肥时,我的朋友和我并肩而行送我去火车站,他望着我的侧脸,忽然低声喃喃地有些象自言自语:“诗人,加战士!”

其实,我毫无战斗可言,战斗应该是这样:我既有可能被敌人杀死,亦有可能杀死敌人。我们持不同政见者杀不死任何人,却只是在不停地被人宰杀。我们一切努力的最高境界无非是:哪怕千刀万剐,仍旧坚强地活着,坚守着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

冬天已经悄然降临在我的河上,我想很快就要下雪了,情不自禁凑到窗上,短暂的黄昏稍纵即逝,远处路灯下的夜色里,空气依然干燥。她还没有来,路灯所及之处空荡荡杳无人烟。忽然一个残酷的念头浮上脑海:若你就在那路灯下,该多好啊!旋又意识到自己的残酷,我怎能将你置于那冷风之下?

辞别你的火车咣当咣当北上,短暂的相逢历历在目,每一次咣当声,都象是一枝利箭穿心而过。那铁轮子每一次作响,我便离你又远了一箭之遥。窗外的山河和原野我已完全无从想起,哪怕它们就在窗外。

Fatherland!在汉语里没有一个词能够表达。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聚会,人们衣冠楚楚地坐而论道,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失败者,我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把自己的生活抛进了泥潭之中。而我,本来完全可以象他们一样,携着娇妻登堂入室,在聚光灯下抛头露面,嘴里说着各种动听而又时髦的词汇,所到之处粉丝追随。至少,我若追随他们,将得到他们的提携,我会比现在幸福很多,也会比现在“有用”很多。

他们并不爱那我所挚爱的,尽管在很多场合,我会和他们说出同样的词汇,甚至同样的话。假如你爱什么,那是看你为她失去了什么,而不是看你从她那里得到了什么。可我能够想到自己可以为你失去的,少之又少。有一天一位远方的朋友见到我第一面时,脱口而出:“你看你穿得这么寒酸……”那时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过去的几年里,我很寒酸。我一直在捉摸,“寒酸”这个词,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却一直捉摸不透。我自以为自己的形象还可以,至少和我的老师李海相比,要“考究”许多。

我有一条性命,还有我的情感,有必要的话,再加上一具尸骸。但这一切,都只能用生活本身来证明,假如我说:我可以把这些都交付给你!这不可能,我说不出这样的话。

冬天来了,我越发盼望着你的到来。每天黄昏前后,我都在窗前暗自期许下一分钟,纷纷扬扬的雪就象那隔世的礼物一样从窗前划过,把这肮脏的尘世盖在一片白茫茫之下。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期盼着雪,还是在期盼着你。我可以期盼的东西很少,而且,我是一个战士,我不应该活在期盼之中,我应该活在奋斗之中。

与你辞别之后的那个夜晚,还是在合肥,我走在大雨后泥泞的街道上。“到处都在挖路,挖了又盖上,盖上又挖开……”一个杭州的年轻朋友对我如是感叹,这种情景他也许只看了几年,而我已经看了将近二十年。市委书记说:人行道的地砖不好看影响市容,挖了换马赛克。于是开始换马赛克,马赛克铺了四分之三,市委书记换了,新书记讨厌马赛克,他要大理石。于是又揭掉马赛克,改铺大理石……

我想此景只应我国有,人间哪得几回识?

我不喜欢城市里泥泞的道路,尤其是泥泞的夜路,与我自小所生长的乡村泥泞的道路绝然不同,这种泥泞除了肮脏之外再无它物。而脑海中的悲伤让我只恨那道路不够泥泞,那夜不够深。我踩空了一脚,然后摔倒了。我是一个反应非常迅速的人,一般情况下失去重心之后不会摔倒,我会踉跄几步然后迅速重新找到平衡。但是我摔倒了,也许是任由自己摔倒的。在烂泥坑里感到泪水正沿着脸颊滑落,我的第一反应是:“宝贝电脑完蛋了!赖于生存的全身家当完蛋了!”

但我必须爬起来,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我必须去见他,不能爽约。“你是一个战士!哪怕上一分钟还在万箭攒心,但是你必须打起精神来,拿出最好的状态来去面对眼前你要面对的事!”

这时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战士,若我果真是一名战士,那就毋需这样反复地提醒自己。但无论如何这是生活,你必须去生活。这生活需要强者,哪怕你不是一名强者,也要逼着自己去做一名强者。

我爬起来找了个地方,把身上衣服换了,顺便打开宝贝电脑看看居然还可以开机,这时忽然又有想要掉泪的感觉。“你已经三十三岁了!”离开家时我的母亲如是说。我的老师李海,我忽然想起,假如我现在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会以一种什么方式来迎接我?

有一天,我和他到北京站去迎接一位来自安徽的朋友,我本不想让他去,那天他状况非常糟糕,头晕目眩,茶饭不思。但他一定要去。火车晚点了,我们在北京站的甬道里等候,他脸色铁青,手撑着栏杆直不起腰来,仿佛马上就要晕过去,于是我把背包解下来让他坐在上头。寒春的穿堂风灌满了甬道,他坐在地上,我疑心他还能不能站起来,甚至觉得有必要把他送到医院去。火车到站前几分钟,他终于站了起来,双腿麻木几乎不能行走,我从没看见他状态如此糟糕过。我们的朋友走出车厢,远远看见我们,兴高采烈地挥着手跑过来。这时候他笑了,脸上恢复了血色,然后迎上去谈笑。

这是我们的生活,有人说这象是革命,也有人说压根就跟革命无关。是不是革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中国当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也许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最艰难的一个行当,最优秀的战士才可以胜任的行当。哪怕前一分钟还在忍受着摧心的痛苦,但必须打起全部精神去面对下一分钟我们需要面对的事,这件事在很多人看起来多么的微不足道,而正是这微不足道的小事,其中需要克服的困难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我们必须拿出玩命的态度来对待这微不足道的小事,两名持不同政见者,到火车站去接另一名同样身份的人,这其中意味着什么?也许你猜到了,或者猜到了一部分,这其中充满了无数我们难以预料的变数,这些变数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有可能会将一个人或者一群人送进监狱。

我的老师失踪了,他不知下落。从派出所那里,我们得到一个模棱两可的消息,以此推测,他落到了政治警察手里。之所以落到政治警察手里,是因为他给另一位来自外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朋友带路,去参见一个教会礼拜。

十一月,北京城风声鹤唳,刘晓波博士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们软禁了北京城里所有可能与刘博士家人联系上的人,据估计数以千计,李海亦是其中一位。但是外地的一位朋友来到了北京,他要去给这位朋友带路。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又必须有人去做,并且,充满了未知的风险。然后,他落到了警察的手里,这个本应该被软禁在家的人,居然跑了出来,警察们脸上挂不住了,上头命令他们把李海看在家里,而李海却出现在一个公开场合,他们没法就此事向上头交代,于是,接下来就是李海杳无音讯。

如果警察存心报复他,那么把他送进监狱,亦毋需任何理由。在这个权力不受制约的国家,那些手中控制着权力的人们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很多文艺青年、有闲女士们时常幻想的革命,但是这革命的艰难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哪怕十分之一都想不到。即便他们进入这个行当来滚打三年五载,仍然会有无数令他们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他说。

“是,我们的生活苦多乐少,甚至可以说有苦无乐。”我回答。“因此那些有闲的女士们总喜欢卖弄一点忧伤,因为她们基本万事无忧;而我们,却随时都需要笑口常开,因为我们基本没有欢乐。”

“这些路灯和围墙会见证我们今晚说的一切。”他笑着说。

那天晚上我们俩刚刚把一个任性的孩子安顿下来,我们为那个孩子租好一处房子,办了上网、电话等一应需要。眼瞅着那孩子住下来之,我们离开,然后,我们得为自己找一个过夜的地方。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利用大约十五分钟时间,走到两公里外的车站上去赶末班车,到几十公里外的一个蜗居去;要么就近找一家便宜的鸡毛小店。我们几乎不假思索地一致决定去赶末班车,因为我们都自诩脚力非凡,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省下我们两人几天的饭钱。

“现实一点都不轰轰烈烈,就是这样。那些认为这浪漫的人,因为他们随时可以从艰难想象中回到安逸的现实中来。而我们却没法从艰难的现实里到安逸的想象中去。我想象我可以在哪个学校里教书,在校园里有个宿舍,每天和年轻人们在一起,感受他们的活力。你想象和你的情人浪迹天涯。可是我们都过不去。”

我们相视哈哈大笑,路边的路灯杆子和围墙可以见证。

我见不着他了,每天烧一炷香祈祷,人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就象我这样。包括与你的别离和相逢。我本应该时常与你保持联系,但冥冥中似有一股鬼神神差的力量在阻止着我。这力量十分强大,我说不清它究竟是什么?在我的同胞们中,极少有人会认为我在为他们牺牲着自己,更谈不上什么感激。尽管我并不期待有人感激自己,而现实就是如此,我被当作一个神经病或者失败者,因为荒唐的选择葬送了自己前程。他们更关心的不是我的死活,他们关心的是象我这样一个政治上有问题的神经病,会不会给他们招来麻烦。我象瘟疫一样被人躲避。我并不在意这一切,只要你不躲避我,那么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现实,这是在这个国家选择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下场。我选择这样的道路,并不停地告诫自己,要不停地去努力完整自己的内心和人格。就象圣经里记载的诗篇那样,有一天也许你会唱起:我的良人……他超乎在万人之上。

我梦中的彼岸更加模糊了,漆黑的窗外寒风里没有一丝人气。我看到了你正在凝视,一切仿佛幻化成两个背影,在一千年前,要么一千年后,我是你,那超乎万人之上的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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