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着月色我走在山路上，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即将结束。七点过后，北方的冬天仿佛深夜。北风刷在脸上，剃刀般令人兴奋。你得打起精神面对它，要是觉得冷的话，它只会变得更冷，甚至你在其中跳跃，心里暗自欢呼：“好痛快的北风！”若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北风，当然，你对它持有任何态度都是正确的；而我们的生活远非如此简单，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和他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要么是你影响了他人，要么是他人正在影响着你。你完全可以在一场围坐的餐会上，嬉笑着模仿刘晓波博士的口吃，这也许会令其他在场的人们胃口大开。但是刘晓波博士刚被判刑，你再也笑不出来了，在过去，也许模仿他的口吃是一道开味菜，而现在，这样的做法会被你自己都指责为一种罪过：他在承受着迫害，而你却在取笑他的口吃。你亏欠着他许多，至少，他所想要看到的，那种发生在你身上的诸多有益变化并没有发生，而你本来完全可以做得到却没有去做。也许他也同样亏欠着你不少，是选择记下自己所亏欠他的，还是他所亏欠你的，将把你的命运推上绝然不同的两条道路。在过去，当提起刘晓波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可以心中充满欢乐，而现在，一切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你必须让自己凝重起来，否则会觉得自己不是东西。
每一年，都要送走一些人。刘晓波博士，在我心中，他只是人流中的一个。你也许有一万个角度告诉我刘晓波博士之与众不同，对他的抓捕和审判有多少非同寻常的意义，但我只愿选择其中的一个：他是为义受难的，并非心血来潮，数十年来他一直在坚持不懈。也许昨天，他们中的某一个人还在你身边畅快地生活着，你怀着小小的恶作剧心理告诉他：某位女士对他存有某种乍隐乍现的倾慕。但是转瞬之间你们天各一方，他不是去旅行，他去了一个极端残酷之所在。
因此我没有多少心思去留神头上那轮明月，尽管如此清澈的夜空我已多年未见。我应该驻足一番，将神志凝聚在路旁那清辉覆盖的积雪上，昏暗的林间而后朦胧的黛色远山，以及月光洗过之后，隐隐泛着湛蓝的天空。理智告诉我，我不该如此低沉，这是我的生活，那些从监狱里进进出出的人们，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应该高兴，随时保持兴高采烈，否则十年之后会被焦虑和抑郁击垮。而我实在高兴不起来，凭什么别人坐牢我开心？凭什么别人受罪我取乐？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当轮到我去的时候，我的朋友们不要难过，他们应该高兴，他们的一个兄弟接受命运的挑战去了，只要他明白无论音信如何隔绝，自己都在被人默默地惦念着，满怀希望地惦念着，他就有足够的力量昂着头回来。
明天，我要到火车站去接一位朋友，然后帮忙搬行李。这不是什么难事，可在北京，为此需要耗费一整天的精力。我曾经为了搬一卷铺盖，从城市的这头跑到那头，然后再回来。路途上花费的精力相当于从北京乘火车去了趟济南，再从济南倒车去青岛。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桩小事，而我却认为这是一桩大事。这是持不同政见者的生活，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才能表达出自己希望和其他同伴们紧紧抱成一团的愿望。象哈维尔说的那样：“真正的共和国，就是服务于人民并因此而希望人民亦为之服务。”我坚信，这个共和国在未曾建立之初，便早已存在于我们持不同政见者这个族群心中。我愿意按着这个共和国的规则行事：我，一个自由沦陷之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既是这个共和国的公民承担其责任，又是这个共和国的人民享受其惠利。如果我们在诸如此类的一丁点小事上，都不肯相互成为对方的支持者，那么又有谁愿意相信我们这个族群，在面对巨大压力时会拥有强大的反弹力呢？须知，这种反弹力取决于我们之间相互支撑的力度，如果在我们持不同政见者内部相互支撑乏力，那我们将被专制集团象捏一团烂泥一样在股掌中蹂躏。我们不该以任何名义忘记常识，因为任何追求都要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之上，并且我们所追求的，也仅仅是常识的一部分而已，违背常识的结局必将一事无成。因此我乐意将此等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看作头等大事，我知道，哪怕我们抱成一团，专制者要想将我们摧毁亦并非难事；反之的后果，则更加可想而知。对持不同政见者这个族群而言，存在的意义远远高于其发展。若是跳过存在这一步而直接去谋划它的发展，只会沦为专制者的笑柄。这个族群并非天生就具备存在的能力，它的存在仅仅合乎良知和理性，并不合乎专制者的利益，专制者没有良知更谈不上理性而只有利益。作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若是不去努力地以各种方式去向你的同伴们表达自己希望与对方形成强有力的相互支撑的意愿，而是去围绕着一些无稽之谈，成天与持同样价值观者喋喋不休的话，那么这个族群的生存将岌岌可危。尤其对那些声名远扬的人们来说，则一言一行更加举足轻重，甚至一个微小的举动，极有可能令无数人默默无闻、不辞辛劳想要倾力打造的内在张力，顷刻间毁于一旦。当然，你完全可以认为你并不属于这个族群，这个族群的生死与你无关，那样的话，你就更加没有资格来对这个族群评头论足甚至想要引领它的走向。因为这个族群没有伤害过你一丝一毫，也没有伤害过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的一丝一毫。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无论你是否认同这个族群，当专制者认为你和我们是一回事的时候，你我的命运就已经绑在了一起，这并不取决于你的意愿。
月亮已经升起很高，除了北风刺骨之外，一切恍如昨日，在孩提时代，故乡山间的明月。你离开某个亲戚或朋友家，他送到门外并要你带走他家的手电筒，那是夜间送别的最高礼遇，手电筒既是奇缺之物，又是必需之物。这时你笑着回答：“不用了，太阴亮着呢！”这月下的山道可以让我暂时地忘记刘晓波博士，对他而言，我更在乎不是他现在会受到多少关注，而是当他入狱三年之后、五年之后、甚至十年之后，仍会受到多少关注。在他即将面临审判当天的那个早晨，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是一辆大客车的司机，我，还有很多似曾相识的人们坐在车里。车上不知何时上来黑压压一群强人，要抢劫这车。他们把刘晓波博士堵在角落里，刘用一根撬棍拼命撑住自己那一角，我想要上去帮他，却感到自己四肢乏力动弹不得，周围的人，似乎也都和我一样。当我忽然从梦中醒来时，对室友说出这个梦，然后说：“晓波也许挨得会比我们想象中的重！”那些天，无数人在谈论着刘晓波，但不知道为何，每当听见人们说起刘晓波这个名字，我脑海里便情不自禁升起许万平先生那瘦弱矮小的身影。
霜冻的月光象是一位想要追随你的女孩，你刻意地想要摆脱她，她却在你的路上无处不在，你拼命想把注意力从她身上移开，却又总是回到她那里，因为她，实在是太美了。你每走出一步，都在触动着她的清辉，她在高天上向你凝神遥望，只要你爱她。就象这脚下的自由之路，你所信奉的价值观在遥远彼岸注视着你走出的每一步，为你的成功或是失败，为你的明智或愚蠢，为你是真正爱她或者仅仅是在玩弄她，为你对她所作的一切悲喜交加。
在我的故乡云南，天色应该还早，我的父亲和母亲刚刚吃完晚饭，也许正在河边散步。我的母亲偶尔会表露出对我那些家业有成同龄人们的羡慕。因为她总是情不自禁地认为，只要我离开故乡，便会在外生根立足。可是每次都被政治警察将这个肥皂泡一样的幻像扯碎。每当此时，父亲总是宽慰她：“只要一家人能在一起，就足够了。”
我的父亲到了花甲之年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满十六岁就以全专区第一名的高考成绩被北师大录取。当录取通知书下到家中时，一家人喜形于色。唯有我那年迈的曾祖母闻之变色，她抱着我的父亲也就是她的孙子日日哭泣，说是不能让他走，不能让他去北京，如果去了，就再也见不着了。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曾祖母，所有的人都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位年迈老人对孙子近乎自私的疼爱。多年以后，当反革命的帽子落到我头上时，父亲才恍然醒悟，当初他的祖母为何不顾一切地阻止他到北京去。曾祖母所言并非痴话，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没有熬到曾祖母的岁数，很难明白那个恐怖的政治中心，对父亲那样一个一秉天真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至少当时在身边没有人能够明白，只有曾祖母预见到了孙子将一去不归的未来。
我那饱受中国传统孝道侵染在祖父说服了我的父亲，他放弃了入学。在当时，自动放弃录取资格的考生将在三年内不得再次报考。三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高考取消。曾祖母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为家族作出了一个正确抉择，将最聪明最被寄予厚望的孙子留在故乡，不令其远走，当孙子再没有机会远走高飞，她撒手人寰。在她眼中，祖孙相守、父子相保，是任何功业、抱负和成就都无法比拟的幸福。这也许才是人生的终极幸福，最易得亦最容易失去。一个对自己血脉负责的人，自然离不开他的宗族和血脉；只有一个离不开他宗族和血脉的人，才会对自己的血脉负责。因此人这个物种才得以生生不息，亦不至于自己埋葬自己。
假如父亲早在二十年前就明白这个道理，他也许同样会不顾一切地阻止我前往北京，或者我的祖母能够延寿二十年，但一切已不可逆转地发生了。父亲时常会以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他的反革命儿子，似乎那并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本人换了一个时代重新托生。那五味杂呈的目光中隐隐透露出几分惆怅或赞许。自从他的儿子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后，那个他所熟悉的柔弱、腼腆的男孩形象渐渐褪色，而代之以仿佛是来自遥远西藏或安第斯山上的牧民幻像，这些牧民需要为了一丁点生存的机会倾尽全部的生命力。当他年岁渐高，作为一个家庭的主心骨，他这一生男子汉的使命似乎现在才算正式开始，他的余生需要面对一位病患的妻子和一个在监狱高墙上走钢丝的儿子。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他正在为自己儿子将来的牢狱之灾做准备。
尽管我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坐牢，但知子莫若父，父亲对我的了解，比我自己对自己的了解更深。当父亲开始准备，我明白这命运之于我已如板上钉钉，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降临，但它终有降临之日。
在我家门前，有一排年久失修的电线杆，那些电线杆时常出现线路故障。每当故障发生时，供电局招来的那些编外临时工们，就冒着寒风或酷暑，冒着大雨或深夜，在几乎没有什么安全保障设施的保护下，爬上危机四伏的杆顶，把线路搭好。如果故障出得太大，县上的头头们也会来露上一面，以及与他们若影随行的电视台记者。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母亲，每次看到电视台上又在播放拍那些头头们马屁的报道时，都忍不住面露愤慨，从四十岁到六十岁，皆是同一个表情：明明是那些临时工们冒着凶险和艰难爬上去修复了线路，凭什么到了电视上，功劳全都算在那些“亲临现场指挥”的头头们身上，而临时工们却连个影子都见不着？
这就是我身上的血脉，我离不开这种血脉，并愿意为之负责。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嘲笑我：这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古往今来，只有仗义者低视苟且者，还从来没有反过来的道理。因此我的父亲开始为自己儿子未来横遭迫害而准备，因为他年轻时若是有机会到外头去见见世面，他会做出和儿子同样的选择，儿子身上流淌的是他的血，正是他自己身上所流淌的血液，把儿子推上了反革命的道路，这一点，他比自己的儿子更加明白。
在我所敬重的人中，没有一个不是饱尝迫害的，既然我将他们树为自己生命形态的模板，那同时也就意味着我要选择他们的命运。这很公平，比我更有资格享受自由的人，他们所失去的自由却要远远地多于我，那么，我又有什么资格抱怨这命运呢？
他们把刘晓波送进监狱，又抓走了赵达功，当我得知赵达功先生被抓走时，心头又好一阵阴霾。直觉告诉我，他被“监视居住”了，想起当初刘晓波先生被“监视居住”的情景，一种不祥预感袭上心头。我不希望任何一个异见分子去坐牢，如果在其中非要让我选出一位“之最”，那么赵达功先生，将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位。赵达功先生如果不幸遭到迫害毒手，那将不仅仅是他个人或是家庭的灾难，那将是整个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因个人人权灾难所蒙受损失中最惨重的一笔。我与他忘年至交，深知此君性情爽落，在我记忆中，凡我有求于他之事，他总是一口应承，从不推脱，并且总是总是将它们办得超出我预期之后，仍觉得仿佛有亏于我。他若是决心站出来担当责任，绝不会儿戏视之，此一去凶多吉少，前途难卜。这新的十年到来得并不喜庆，就象那过去的十年，它的结束并不令人欣慰一样。你可以找出无数的理由来解释为何十年来我们的民主历程仍在原地踏步，但你永远也绕不开一个理由：作为这个民主历程的基石，我们持不同政见者族群，做得远远不够好。否则我们就无需再去仰望哈维尔、米奇尼克、萨哈罗夫甚至甘地和曼德拉。
那天晚上我在我的老师李海先生家里过夜，象往常一样，他对所有到他家中投宿的朋友来者不拒，并且似乎没有一丝主客之分。这不是可以通过接人待物训练得来的，他对任何人，无论贵贱雅俗，从不存一丝偏颇与私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菩萨心肠吧。有时候我望着他，觉得他不象是从这个世界里来的人，我很愿意将他当成一位来自彼岸的使者。而佛家有云：不在此岸、不在彼岸、不在中流。我明白这种愿望多少显得有些一厢情愿，我能深知他心中难以言表的焦虑，那焦虑至少是我的两倍，因为他所承受的要远远多于我。而他却似乎并不愿意将这些焦虑在人面前表露出来，你只有在趁他不经意间向他凝神，可以偶然间发现自他眉头掠过的一丝凝重。那些天他的八十老父正在住院，病情反反复复，难见起色。他每天白天到医院陪床，夜里回来。那个晚上，是我唯一见过的一次，在他脸上，笑容仿佛是强行堆起来的一般。他不停地播放着寺庙里诵经的光盘，然后跟着光盘诵经。
我听不懂那经书里在说什么，只是仿佛依稀听出一句：“无过去心，无未来心，无现在心。”它象一道电流般从我脊梁上注下。我不懂什么叫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却不由自主被它强大的震颤力定坐在屋子一角，然后闭上眼合什，并不祷告，向谁祷告呢？又祷告些什么？那些以前曾经见过，现在却又无法相见人们的身影，一个一个从眼前划过。故去的何家栋先生，我于他去世前一年在他客厅里见过，阳光照在他已渐显痴呆的脸上，表情凝固，不知在想着什么？党治国先生，我在他临终前两天的病床上见过，那时他已知道自己身患晚期肝癌，几乎没有说话的力气，眼底凝滞着不肯就此善罢甘休的痛苦；远走异国的余志坚先生，以及他放荡形骸之外的长发，终日微醺迷蒙的眼神，为了让自己的兄弟得到更好的治疗而舍弃故土，带着神志不清的郁东岳辗转流离；形容枯槁的王荣清先生，不停地向我重复着自己要直奔牢狱而去的命运，仿佛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与专制彻底决裂的决心；还有随时神情庄重专注的吕耿松先生，当我第一眼见到他时，甚至有点害怕他，因从他站立的姿势里我看到那是一个真正坚如磐石的男子汉，无论做什么都会追求全力以赴，并且总是在寻找可做之事；谢长发，他风雨飘摇了一生，仍旧象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少年一样充满热情和宏大的志向；还有胡佳，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他，从他的笑容里很难看出他真的意识到了自己是在从事一项艰难而险恶的工作；刘晓波，他很象是一位成功者，但眼神充满矛盾，里头隐隐折射出对自己过去的否定和想要寻找机会重头再来的夙愿；赵达功，我无法形容，在认识他之后，我才明白何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可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慷慨悲歌过，仿佛也从没有人见他慷慨悲歌过，为何我会觉得他是一位慷慨悲歌之士呢？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真正的慷慨悲歌之士，怎么可能动不动就玩慷慨悲歌的游戏，只有当面临十字路口一般的抉择时，譬如一边是炼狱般的折磨，一边是玉盘珍馐，“慷慨悲歌”一词才可能成立。就象一位真正重情重义之人，他只会觉得自己是无情无意的，他亏欠着这个，亏欠着那个。当一个觉得自己是重情重义之辈时，那么完了，他大概是无情无意的。一个成天价“慷慨悲歌”的人，更不如说是成天地在无病呻吟。
我甚至不知道何谓过去、未来、现在？当赵达功的脸渐渐消散，我问自己：和昨天的你相比，你有什么不同吗？明天，你又能做到些什么？你真的配得上“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头衔吗？那一刻心头忽然涌起一阵冲动，想要逐他的后尘而去，旋又落入恐惧和胆怯的漩涡。尽管我自认为自己的命运已被钉死，却仍没有勇气主动向它靠近。赵达功不是心血来潮，也许早在一年前刘晓波先生被带走时，他就已经盘算好。他在用自己的行动回报刘晓波先生对他的情谊，所谓“勇士死知己”。刘晓波的满肚子苦水都只找他一个人倾诉，这是一种莫大的信任，他是为回报这种信任而挺身而出的。但我仍旧希望他能回心转意，我坚信，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族群中，最不该去坐牢的就是他，即便轮到我，也不应该轮到他。于是我终于把祷告词说了出来：“菩萨啊！让他回心转意吧！”
如果他真进去了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场景？是否还有爽落的大笑？我想会有的，因为到时候，他所面临的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去承受迫害。我一万个不愿意他去受迫害，可我仿佛看到胡石根先生和孙立勇先生的形象正在向他贴近。这两位的第一次相逢，是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先前，他们互有闻名却从未谋面过。有一天胡石根先生带着铐子和镣子蹲小号，最重的铐子和最重的镣子，他把毛巾垫在脚踝上，想要缓冲一点脚镣的折磨，那毛巾不久便被血迹浸满。看守们要把他弄进医院去，他不去，因为带着镣子，根本无法行走，那镣子太沉了，据说是二监最重的一副脚镣。于是看守们找了四个犯人把他抬担架，四人步履艰难地抬着他往医院而去。这时他身边出现一个非常滑稽的场景，一名魁梧健硕的大汉坐在一辆工地上搬运沙灰水泥用的翻斗手推车上，由一名犯人推着，从他身边路过。他低声问台担架的犯人：“这是谁？”答曰：“孙立勇。”
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你可以认为很滑稽，亦可以认为很悲怆。身材矮小，大概只有一米六五的胡石根，被四个人抬着；而身材魁梧将近一米九零的孙立勇，被塞在一辆小手推车里，两位北京市第二监狱的传奇人物就这么初次相逢。
发生在十多年前的那一幕结束了，而另一幕的序曲又要拉开。演的还是同一出剧本，只是换了一批演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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