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林根《完美的独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2018-04-23

完美的独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挪威学者斯坦. 林根的著作:《完美的独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Public Domain)

动物凶猛,人的本性也非温良恭俭让。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头老虎蠢蠢欲动。美国电视连续剧《西方极乐世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人类有了一处终于可以活出“真我”的地方——宛如迪斯尼乐园升级版的“西部世界”,在那里有许多跟真人一模一样的机器人“接待员”,游客可以随意地对他们施加性欲和杀戮。机器人“接待员”被游客杀死之后,会被公司回收、修理、复活,按照剧本再向下一批游客演出。直到有一天,有一些机器人“接待员”产生了自我意识,决定反抗被设定的命运。于是,原先有条不紊的“西部世界”,出现了机器人对人的“反向杀戮”,乐园变成了地狱。

“西方极乐世界”只是电视屏幕上的故事,“东方极乐世界”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那就是“比小说还要神奇”的中国:在这个国度,“高端人口”如同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游客,“低端人口”如同逆来顺受的机器人“接待员”;“高端人口”如同帝王般穷奢极欲,“低端人口”只能满足于“坐稳了奴隶”的“小确信”。生活在中国内部的人,参加排外游行时自以为是自由自在的“高端人口”,等到隆冬深夜被驱离出租屋时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低端人口”。生活在中国外部的人,到中国匆匆旅游一趟,看到车水马龙、高楼大厦,以为是人间天堂、已经实现的共产主义。那么,哪一个中国才是其本相呢?

挪威学者、牛津大学教授治学斯坦·林根(Stein Ringen)撰写了一本事无巨细的“中国导游手册”——《完美的独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书中描述了在这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国度,人民如何被剥夺基本人权,又是如何如蛆虫般生存且被遗忘;书中也剥茧抽丝地呈现了中国领导人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党及政府是如何建构和运作的。作者详细分析了习近平治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贪腐、党国机器、共产党势力、压迫机制、税收与公共服务、国家社会关系,丰富了中国研究的内涵,扩大了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发展与福利国家研究等领域。

斯坦·林根指出,中共政权不是共和国,而是“党国”,党比国家大,党凌驾于政府之上。中共使用伪造的“正当性”加上精致控制的复杂组合来维持它高度珍视的稳定。正如彭丽媛所咏唱的,“永远坐江山”是党唯一关心的事情。它买到了正当性,靠经济上的“分赃体制”,并且塑造出“有效管制”的好名声。它实施控制,靠宣传、思想工作和强力压制。而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管制模式有了改变。“它强化了压制,回到毛的宣传与政治教育的传统,将权力结构合理化且集中化,并扩大了党的角色。它削弱了集体领导,搞一种新的一人统治,完全是围绕著最高领袖搞个人崇拜。它把意识形态弄了回来,比毛以后的任何时候还更强烈,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打著习氏招牌,内里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中国梦。”

不是腐败,而是有组织的犯罪

反腐是习近平赢得民心支持的关键手段。那么,习近平是真心诚意地反腐吗?习近平能打赢这场反腐战役吗?

认识中国,先认识中国的腐败。表面上看,中国似乎并没有某些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那么腐败。比如,有些国家的海关人员直接要求入境游客在护照中夹上一张钞票才予以放行,否则会百般刁难;中国的海关人员至少不敢如此肆无忌惮。但是,与善于伪装的中国文化一样,腐败在中国通常不那么明目张胆,却深入社会的肌理和骨髓。腐败就跟中国的历史一样古老,也一直是中共政权之下管治的一个常态特色。斯坦·林根发现:“对许多政府来说,腐败是个问题;但在中国,不仅进入了国家的心脏,而且规模登峰造极。这个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当国家本身腐败,就不可能在商业上维持诚实的文化,或在公共行政上维持服务的文化。”

在中国,腐败如水银泻地般自上而下地泛滥,掌权者当然要负最大责任。“在最顶端的,是从国家盗窃的高层贪污罪。「腐败」一词在此处是不恰当的,太仁慈了。这是有组织的犯罪,可以说是最隐晦的行为,鲜少有公开的确实证据。”不过,自从习近平展开文革之后最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以来,政治斗争中失败一方的若干腐败事实被官方媒体披露出来。比如,周永康及其派系在石油系统的“化公为私”,徐才厚与郭伯雄两名前军委副主席在军队的卖官鬻爵,数额之巨大超乎一般人想象。习近平的本意是让政敌声名扫地,民间的反应却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虽然人们对腐败官员的落马拍手称快,但并没有对“打虎将”习近平感恩戴德——很多民众在心中嘀咕:习近平为什么不敢公布其家族的财产状况呢?

在中国,腐败成为一种文化和一种制度,不仅在党、政府、军队、国有企业等权力集中的领域盛行,就是在似乎弱势的民间也形成了“彼此敲诈”的“有毒氛围”。比如,作为孩子的父母,为了避免孩子在幼稚园受老师虐待,给老师送上价值不菲的厚礼。同时,如果这个家长是医生,又会在医院利用给病人看诊或开刀的机会,要求病人送上“红包”。病人的命掌握在医生手中,哪敢不乖乖送上“红包”?于是,在这个腐败的社会中,大部分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几乎没有无辜者。斯坦·林根评论说:“正是上层的犯罪行为,创造了下层腐败的文化。当基层的政府工作人员看到上司们在自肥,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有资格这样做。”就连中国式的人情往来、红白喜丧也成为腐败的一部分。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清除了数十万名官员,它能否“除恶务尽”呢?斯坦·林根的答案是否定性的。他指出,习近平的反腐败,是一种“低层次”的反腐败,更多的是反“坏的行为”,而非反“坏的制度”。尽管习近平在官场上散布了足够多的恐惧,但是,更大的体系本身并未重新设计以便更为防腐。换言之,“中国的官僚体系就好像是为腐败而设计的”。在此一体系中,官员不是由选举产生的,不必对选民负责,只对上级负责,上下级之间的“恩庇关系”本身就是腐败的温床。中国既没有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也没有独立于党之外的司法系统,又没有作为第四权的自由而独立的新闻媒体。这样,共产党官员必然因为掌握不受监督的权力而走向腐败,习近平希望这些官员拥有圣徒般的道德情操,无异于缘木求鱼。

是“完美的法西斯”,还是“空洞的法西斯”?

十九大后,中国不再掩饰其磨刀霍霍的凶狠,出手打压圣诞节:不但发公文,下令党政共青组织、大学「抵制西方节日」,而且动用警察暴力,强拆圣诞树、烧圣诞装饰,又组织民众上街游行「反圣诞」,让防暴警察将城市中心广场团团围住,不允许年轻人聚集起来辞旧迎新,宛如处于戒严状态。中共一边打压圣诞节,一边强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用传统文化的“美好叙事”来装饰党国的粗鄙蛮横。习近平本人跟传统文化无缘,他生活在传统文化被摧毁的文革时代,他连最简单的成语都会念错,但人的本性便是如此——越是缺乏的东西,越是要假装拥有,甚至招摇过市。

习近平热衷于传统文化,背后是一整套民族主义的叙事——对于中共而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超过了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无人问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有相当的吸引力。民族主义的叙事,必然指向法西斯主义。对于我的这个判断,斯坦·林根在提及我写的《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时,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一个国家不是因为民族主义才成了法西斯;而是它的民族主义立足于法西斯意识形态,使它成为法西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是一回事,一个被意识形态煽动的民族主义国家又是另一回事。”其实,他没有看明白我的真实观点:中国是“另类法西斯”——在纳粹德国,民族主义是民众的真情实感;在中国,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官方叙事,民众虽然不时与之唱和,但大部分人并不真正相信和信仰。我常常举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反日游行发展成“打砸抢”时,暴民们兴高采烈地去砸街头的日式料理店和日本品牌的汽车。此时此刻,大部分人都不用担心受到警察的抓捕和法律的制约,他们好像突然来到美剧中的“西方极乐世界”。与此同时,没有一个人将自己脖子上挂着的日本品牌的相机扔到火堆中去,当然更不会有中国人像韩国人那样到日本使馆门口去切掉一根手指以示抗议。中国人个个都是“人精”,无论主义多么崇高伟大,若要伤害自己的实际利益,必定一毛不拔。

西方人的思想方式过于“实在”,不知道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演出。中共是导演,民众是演员,导演和演员都知道剧本是不真实的。习近平不可能让如今“过于聪明”的中国人,像当年全身心投入文革那样,忘我地投入到当下的民族主义狂潮中。但是,这场演出又是如此逼真,包括杀人都是真的。所以,斯坦·林根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评估是:中国可能有五种结局——沉着稳定、灭亡、乌托邦、民主、完美的法西斯国家,而他越来越倾向于最后一种。“我们正在中国所看到的,是一个超危险意识形态的胚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落在实力和民族伟大的修辞之中……没有任何个人的独立的善,可以阻挡或限制被视为民族利益或国家力量的事物。如果镇压、侵略和最后的战争符合民族的利益,那么意识形态命令所制定的这些政策,也是为了‘每一个人未来和命运’的善。”

对于这个结论,我只是稍稍加以修正:中国不是“完美的法西斯国家”,而是“空洞的法西斯国家”。习近平及其文胆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了,他们炮制不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来;而中产阶级对中国和世界的真相大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不会主动反抗过于强大的共产党,但他们都会将孩子送到欧美去读大学,如果下一代能够留在欧美生活和工作当然更好。

昨日赞美纳粹德国和苏俄,今日赞美中国

本书不仅致力于揭露中国的真相,也严厉谴责西方对中国的绥靖政策。这种绥靖政策不是史上第一次。此前,西方也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纳粹德国当年广泛受到敬重,直到把欧洲和世界拖入战争,大家才恍然大悟。今天,我们不喜欢回想此事,但是,对早期纳粹德国的敬重,曾强烈地存在于后来与德国打仗的所有国家之中,包括那时的知识分子。即便看到了如此惊人的景象:越来越邪恶、野蛮和种族主义的独裁体制,以及希特勒每逢讲演时的咆哮疯狂,人们还是对纳粹赞美不断。”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在其代表作《长日将近》中描写了优雅的英国绅士们热情款待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场景,那些文质彬彬的英国名流对一战中打败德国以及战后对德国的惩罚心存愧疚,并认为英德合作是世界和平的根基,却对希特勒的狼子野心一无所知。他们不能将所有的错误都推到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张伯伦身上。

第二次的绥靖政策是对苏俄:“许多面对苏联的观察家,把苏联视为一个足以取代民主政体的选项,认为一直到斯大林时期及之后,该政权在许多方面都很优越,有时连道德上都更优越。即使知识分子知道了那些本来应该无法让该政权成立的事情:农村集体化运动和大饥荒、作为统治工具的政治屠杀、与希特勒合谋吞并波兰东部及波罗的海国家、古拉格劳改营、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们还是对苏联赞美不断。到了一九七零年代,当我还是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学生时,校园各处都在讲,东欧政权,特别是东德,在很多方面都要优于我们自己的制度。”左派统治的西方学界和媒体,长期对苏俄竭尽歌功颂德,英国作家萧伯纳、法国哲学家萨特、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是苏俄的吹鼓手。直到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崩溃,西方左派才宛如大梦初醒。

俱往矣,纳粹德国和苏俄如今都已声名狼藉,人们又将美好的想象投射到中国身上。斯坦·林根指出:“今天,中国吸引了人们的赞美。哲学家们赞美中国是一个文明之国。全世界的生意人,还有学者,都争抢着登上中国舞台。”这一趋势,随着中共“大外宣”战略的展开,愈演愈烈。中共投入的收买西方媒体和名人的资金,是纳粹德国和苏俄望尘莫及的。纳粹德国和苏俄有足够的意识形态自信,他们确实有一套“自给自足”的合法性论述,他们的重点是在国内宣传洗脑,至于西方民主国家对他们的看法,他们并不太在乎;相比之下,中共缺乏“理论自信”,中共的意识形态是断裂的、自相矛盾的——如果坚持毛泽东批判孔子是正确的,今天为什么要在国外设置为数众多的孔子学院呢?

中共腰缠万贯而内心极度自卑,在海外如天女散花般撒钱,收买洋人为其抬轿子。钱多好办事,洋五毛们争先恐后地跑来了。比如,加拿大学者淡贝宁吹捧中国高效率的“贤能政治”超越了西方低效率的民主政治,儒家价值帮助共产党的统治稳如磐石。由此,他在中国学界取得了作为一名洋人的最高地位——从清华大学教授跃居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再比如,德国之声专栏作家泽林专门撰写赞美中共的文章。这个连中文都不会的作者自称中国研究专家,甚至说六四屠杀是“一时失误”,引发天安门母亲发表声明指责其“连畜生都不如”。那些批评他的华裔记者遭到解聘,他却稳稳占据专栏作家的位子,让人怀疑德国之声是不是已经沦为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德语部。

与这群洋五毛辩论,无需太多的理论,只用像斯坦·林根这样在书中列出若干事实,就能让谎言成为谎言、让真相成为真相。正如荷兰学者冯克所说:“中国之外,不乏有学者与权威人士会说,中国的独裁体制是为了更大的善。而斯坦·林根这本及时的著作,则有系统地把这项宣称的每个部分给一一摧毁。”《完美的独裁》绝对可以成为一本当代中国研究的必读书。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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