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DAHLIN
2018年4月23日

警察走过桂民海(左)姚文田(右)的寻人启事

警察走过桂民海(左)的寻人启事,他是一位被中国当局拘禁的书商。

人们隔三差五就会拿这件事来问我。第一次跟我谈话的记者和外交官通常一上来就问。遇到新朋友时,我根本就不会提起这事,但不知怎么,下次见面时,他们就什么都知道了:那就是2016年我被迫在中国电视上所做的“忏悔”。

众所周知,中国媒体长期以来一直与国家——毋宁说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行政治宣传。现在媒体显然也成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积极参与者。当我第一次带着极度不适感观看自己的电视忏悔时,并没有这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我认为这个场面仅仅是为了宣传,并且企图吓倒其他外国人权工作者。

但是在二月份,当我看到我的瑞典同胞、勇敢的独立书商桂民海第三次被媒体示众时,一切都很明显了:这些电视认罪实际上是外交政策武器。

PETER DAHLIN 彼得·达林

彼得·达林曾被中国扣押,之后被驱逐出境。照片是2016年在他泰国清迈家中的花园拍摄的。

它们符合一个明显的规律。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曾经请我提供证词,如今它的一份新报告揭示了幕后的事情。从我和其他遭受这一折磨的人的经历来看,这些所谓的认罪是与中国媒体密切合作制造的,通常发生在任何法律程序开始之前。它们常常遵循类似的脚本:当事人“忏悔”,谴责他人、赞美党,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打击外国对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瑞典反对中国对桂民海案件的处理,而桂民海在最新的“忏悔”中,对瑞典的意见进行了逐一批驳。

偶尔也会有喜剧性的时刻。与中国国有的中央电视台派来的记者谈话时,我觉得很难保持一本正经。我们两人都坐在那里,拿着几张纸,我的剧本上写着所有的问题和答案,供我们背诵。整个过程经过十分夸张的编排,还有国家安全特工指导我的言行。

这场戏之下隐藏着严酷的现实:我读这个剧本是为了换取自己和女友的自由。我们都处于中国某种秘密监狱的单独监禁之下,根据委婉的说法,这样的监狱是以“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的方式运作。由于严重不良的健康状况,我担心自己无法在监禁下生存。许多受害者忍受着更糟的状况,包括长期的身体和精神虐待,以及对其子女和兄弟姐妹的骚扰或拘禁。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这些秘密监狱的使用范围已被扩大,这只是他努力掌握更多权力的一个例子。电视和其他媒体是中国共产党在全球推行其软实力的重要工具。例如,中央电视台在美国的部门声称它在美国有约3000万户家庭收看,并在2016年获得了一项艾美奖(Emmy Award)。

播出被迫认罪的正是这些中国媒体,还有香港的一些媒体,它们违反了中国法律,也违背了人权原则。伊朗政府据称曾与安全部门和检察官合作,在电视上播出被迫认罪,此后的2013年,欧盟实施了签证禁令,并冻结了伊朗国有广播管理机构负责人的资产,该机构也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美国情报机构称,由克里姆林宫支持的电视台RT美国(RT America)参与了操纵2016年大选的行动,司法部迫使RT美国根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进行注册,该法案要求它定期披露财务信息。

美国应对所有在美国的中国媒体实施类似要求。美国应该援引《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Global Magnitsky Act),对中国媒体公司乃至中国警方和国家安全机构内负责制造这些电视羞辱的当权者进行制裁。该法案拥有极大的权力对付这些人,可以冻结他们的美国资产并禁止他们前往美国。

此前美国曾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惩治中国的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对于这些侵犯行为也应该这样做。以制裁为杠杆,美国还可以推动美国媒体更多地进入中国。

我们应该欢迎并鼓励中国媒体在理念之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不应该放弃对言论自由的信念——这正是美国人允许中国电视台进入美国的原因。但美国也应该认识到,中国领导人正在进行一项复杂的外交政策游戏,它对批评者实施虐待行为,并利用媒体的力量来扩大这种行为的影响。美国的回应理应更加有力。

Peter Dahlin是驻泰国清迈的一名人权活动人士。他曾是总部设在北京的人权团体China Action的负责人,该团体于2016年关闭。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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