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早己慢慢地忘记了这个“战友组织”，直至2014年8 月朋友传来左丁山文章，文中提起因他另有一篇关于《青年乐园》拿北京资助的文章，金文泰中学学生，《青年乐园》派报员石中英给他电邮说：“误解往往由不沟通开始，偏颇往往来自事实了解不足”，并附上他于2013年7 月在理工大学讲座上的演讲辞：“我们认识的《青年乐园》”，似乎是为了说明他的讲话就是事实。谁知左丁山看后并不买账，反诘石中英：“《青年乐园》是否拿北京的钱？《青年乐园》刻意招揽官校学生，如巴富街、金文泰、庇理罗士，有无政治性？石中英没有正面回答。”《青年乐园》影响所及的人物，如曾钰成、曾德成、梁锦松、陈坤耀等，现在都成了政权的高官名人，左丁山认为自己对《青年乐园》有合理怀疑。
这一来，便挑起了笔者的回忆，我曾去过《青年乐园》社址，见过两个人。事缘1967年初，我所在的地下共产党组织领导人梁焕然（又名大姐）曾与我有一番谈话。她说：“《青年乐园》是由地下党所创办的刊物，一直由党所领导，社长李广明，督印人及总编辑陈序臻都是党员（幕后策划人是党员吴康民，我后来才知道）。”她又说：“《青年乐园》的工作和”学友社“一样，以官立、津贴、补助和私立（简称官津补私）学校学生为对象，团结教育他们爱国爱党。”学友社“利用舞蹈，戏剧，音乐等艺术形式作为工具吸引学生，而《青年乐园》则利用文艺写作，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发展青年学生成为党员干部。”从此，我确认〈青乐〉就是党的外围组织，从没怀疑。
大姐曾嘱我去《青乐》找大菱，我去了湾仔骆克道四五二号十三楼，见到了大菱。记得是通知一些事项，具体细节己经忘记，总之，我见过一个人叫大菱。隔一段时间后，大姐又告诉我，大菱因情绪低落己经离开《青乐》，我有点挂念她。大姐又曾嘱我去《青乐》找羊咩，我见到他，主要是请他介绍“课本出让站”的情况，我参观了他们收书、分类、定价、出让、退书、退款等运作过程。我特别深刻地记着大菱和羊咩这两个名字，是因为心中有一份“同志情”。当时的我，在地下环境为党工作，看到《青乐》的同志，自然欣喜无限。
于是，我开始找寻大菱和羊咩的下落，也可以说是追寻地下党在《青乐》的线索。我看到许礼平的文章〈曾氏一门轶闻〉和〈记‘青年乐园’周刊〉，也看到石中英的〈我们认识的‘青年乐园’〉和他在罗孚先生追思会上的讲话。从这些文章或讲话中，只见一群编辑、作家、学者、教授又开同学会，又开研讨讲座，组织饭局聚餐，赴穗探访老社长。旧人聚旧，围炉取暖，玩得很开心似的，却看不见地下党的影子。
直至2017年6 月《明报月刊》附册《明月》刊出专题“回望‘青年乐园’”，其中作者舒韵，原名李秋莹又名李玉菱，1964年中投稿《青年乐园》后，逐渐被培养成为义工编辑，估计她就是我记挂的大菱了。在专题内我又看到石中英的文章〈我是‘青年乐园’的派报员〉，他在文中自认叫阿咩。这才真相大白，他就是羊咩，真名杨宇杰。那一刻，羊咩在我脑海中的容貎与现在照片上的吻合了，石中英就是羊咩，我不禁兴奋万分。
另外，我又在《明月》七月号专题〈“六七”刊物与文化思潮〉中看到石中英的口述文章〈我的“六七”文化之旅〉，文中看到当年是《青乐》英文及功课版编辑傅柏林这个名字。想起以前“学友社”文艺组的一位地下党员，名叫宋树材，在叶国华领导下主编《学艺周刊》。他于2005年来访，让我记下他口述的经历，后于2008年因车祸去世，我于2009年发表了这篇遗言（请参阅拙着《我与香港地下党》页62），在遗言中他告诉我，他一共发展了十五位地下党员，并让我记下了全部名字。他又揭露了地下党曾组成一个六人特别党组，专门计划渗透“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六人中除宋树材外，还包括张绮玲、罗平、黎凤娟、赵善炬和傅柏年。后来宋树材因脱党没有参与行动，罗平和赵善炬当上教协副会长，黎凤娟是罗平的太太，张绮玲是地下党员，曾参加“学友社”戏剧组，后又出现在教协的活动中，名单中只有傅柏年一人我无从稽考。现在看到傅柏林这名字，估计就是傅柏年了。
此外，宋树材的太太甘玉珍毕业于宝觉中学，1965年参加“学友社”文艺组活动，曾是文艺组组长，在“六七暴动”期间加入地下共产党。曾考取中大入学资格，但领导人叶国华不同意让她就读，说是对革命无用。2005 年她随宋树材来访，也让我记下她的经历。她说：
‘六七暴动’后的1969年，我被调动组织关系，由“学友社系统”转至“青乐系统”，改由张绮玲领导，即与宋树材分别在不同系统的党组织中。我同时被派去“青乐系统”出版的《青春周报》工作，就是《青乐》被迫停刊后重新出版，代替《青乐》的刊物。月薪一百八十元。我负责编辑，探访及组织读者活动。因为外形老实，党组织指派我出面负责租赁社址事宜。有一负责人叫邝太，庇理罗士中学毕业，是叶国华的秘书。1971年结婚后，领导人通知我要上广州开学习班，宋树材为送我一程上了火车。我在火车上告诉他，这次学习班是专门为批判他而设，《青乐》方面党组织认为他思想落后，要我与他划清界线，不要被他拖后腿，无形中是劝我离婚。宋树材非常愤怒，随我上了广州，领导人宣布取消学习班。回港后，宋树材质问“学友系统”领导人叶国华，要求解释，叶推说不知情。两年后，我离开《青春》并脱党。报社公开负责人姓李，因四人帮下台解散《青春》后，他回广州暨南大学任教。他曾向大家道歉，说是上级领导路线错误。我于1972年后入读师训班，从此当上教师。
以上资料，足够证明《青年乐园》不单是有左派背景，不单是拿左派资金，对其神秘面纱的政治猜测也不是误会，而是彻头彻尾由中共在港地下党所创立，所领导控制的外围组织。有人说：“其内容回避政治，左派色彩并不鲜明。”“这份刊物从编写内容到工作人员未显示有鲜明的政治观点，鼓吹政治。”石中英转述李广明及陈序臻的叮嘱：“他们管理下的《青年乐园》绝对不是一份政治宣传刊物。”这是没有错的，因为公开讲政治不是他们的任务，暗中培养地下干部才是他们的目的。如果刊物文章充满政治性，还能吸引学生来参加吗？我是过来人，我知道其中的秘密。
港英政府应该知道这个秘密，只是苦无机会。《青年乐园》出版副刊《新青年》，正中港英下怀，藉以取缔。这个错误的形成，无论是陈序臻所说的是读者要求，或是李广明所说的是赞助人要求，都是谎话。实情是他们的上级领导，当时的地下港澳工委领导人梁威林和祁烽头脑发热，紧跟文革推行极左路线，违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这党的地下工作方针及“长期打算，充份利用”的对港政策，误以为人造花厂工潮就是时机。吴康民说是暴露了。
然则，我的高高在上的领导人梁焕然，如何知晓当年的小编辑和一个只当了近三年派报员的名字，大菱和羊咩？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当时的港澳工作委员会（现为香港工委）即“新华社”属下的教育战线，又分红线和灰线。红线是指由工委直接创立及领导的红校，如香岛、培侨、汉华等中学。灰线包括“学友社”和《青乐》以及其系统在官津补私学校内所组成的学生秘密读书会。在“六七暴动”期间，这些读书会转为“斗委会”，被我们称为“单位”。教育战线有一个最高领导会议，灰线的“学友”和《青乐》领导人都会参加。大姐在这个会议上听到《青乐》方面汇报培养干部的成积，自然知道这两个名字了。看来历史的真相就在这里，《青乐》的“党印”，无论如何水洗不清。
如果你看过石中英的文章或讲话，你会发现他非常着力于撇除两个关系。一个是《青乐》与地下党的关系，他甚至对理工大学讲座的宣传单张上有“左派刊物”字句，也批评是不平等不公允。另一个是他与《青乐》的关系。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派报员”一词使用频率之高令人惊讶且烦厌。我没有认真数过，至少有几十次以上。这样的矫揉作态，太着痕迹了，无非是要让大家知道，他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与《青乐》的关系极浅。
现在，根据石中英提供的资料，我可以为他补上隐瞒了的部份。他参加了《青乐》党组织在金文泰中学所组织的读书会，由读书会的同学带他去《青乐》。做完派报员后没有再上《青乐》并不说明他己离开“青乐系统”的党组织，因为他仍然参加读书会，成为金文泰三剑侠之一。这个读书会在“六七暴动”时转为金文泰中学“斗委会”，印制“爱国无罪，抗暴有理”小报。他被港英控以“藏有煽动性标语罪”而入狱。他何必隐瞒这些经历呢？
《志。青春——甲子回望〈青年乐园〉》主编陈伟中在专题文章中说：“不管它创立的真正目的和背后真正隶属的组织为何，它在协助学生成长，倡导文学创作所作的贡献和发挥的作用，不应因刊物的政治背景，或是因”六七暴动“禁刊而被一并抺杀。当《中国学生周报》早己能够超脱美元资助的政治目的，而被反覆审视，回顾甚或推崇的时候，《青年乐园》为什么不能超脱左派资金，中共机构等刻板的政治定位，而被重新回顾和检视，找回它在历史中应有的位置呢？”
笔者的意见是：《青年乐园》的出版是香港文化历史的一部分，应该记载和研究。但是既然是历史，就应该还原历史的真相。地下党在这个刊物中存在和所起的作用的历史事实应同时记载，让曾参与的人知悉真相，是我们的责任。我认为刻意隐瞒地下党部份的历史，只是残缺的历史。人们可以对历史不作评价，但必需呈现真实完整的历史。如要超脱的话也应该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去超脱。
为了填补历史的空白，我写下这篇文章。
2017年12月5日
（本文原刊于《明报月刊》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