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早己慢慢地忘记了这个“战友组织”,直至2014年8 月朋友传来左丁山文章,文中提起因他另有一篇关于《青年乐园》拿北京资助的文章,金文泰中学学生,《青年乐园》派报员石中英给他电邮说:“误解往往由不沟通开始,偏颇往往来自事实了解不足”,并附上他于2013年7 月在理工大学讲座上的演讲辞:“我们认识的《青年乐园》”,似乎是为了说明他的讲话就是事实。谁知左丁山看后并不买账,反诘石中英:“《青年乐园》是否拿北京的钱?《青年乐园》刻意招揽官校学生,如巴富街、金文泰、庇理罗士,有无政治性?石中英没有正面回答。”《青年乐园》影响所及的人物,如曾钰成、曾德成、梁锦松、陈坤耀等,现在都成了政权的高官名人,左丁山认为自己对《青年乐园》有合理怀疑。

这一来,便挑起了笔者的回忆,我曾去过《青年乐园》社址,见过两个人。事缘1967年初,我所在的地下共产党组织领导人梁焕然(又名大姐)曾与我有一番谈话。她说:“《青年乐园》是由地下党所创办的刊物,一直由党所领导,社长李广明,督印人及总编辑陈序臻都是党员(幕后策划人是党员吴康民,我后来才知道)。”她又说:“《青年乐园》的工作和”学友社“一样,以官立、津贴、补助和私立(简称官津补私)学校学生为对象,团结教育他们爱国爱党。”学友社“利用舞蹈,戏剧,音乐等艺术形式作为工具吸引学生,而《青年乐园》则利用文艺写作,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发展青年学生成为党员干部。”从此,我确认〈青乐〉就是党的外围组织,从没怀疑。

大姐曾嘱我去《青乐》找大菱,我去了湾仔骆克道四五二号十三楼,见到了大菱。记得是通知一些事项,具体细节己经忘记,总之,我见过一个人叫大菱。隔一段时间后,大姐又告诉我,大菱因情绪低落己经离开《青乐》,我有点挂念她。大姐又曾嘱我去《青乐》找羊咩,我见到他,主要是请他介绍“课本出让站”的情况,我参观了他们收书、分类、定价、出让、退书、退款等运作过程。我特别深刻地记着大菱和羊咩这两个名字,是因为心中有一份“同志情”。当时的我,在地下环境为党工作,看到《青乐》的同志,自然欣喜无限。

于是,我开始找寻大菱和羊咩的下落,也可以说是追寻地下党在《青乐》的线索。我看到许礼平的文章〈曾氏一门轶闻〉和〈记‘青年乐园’周刊〉,也看到石中英的〈我们认识的‘青年乐园’〉和他在罗孚先生追思会上的讲话。从这些文章或讲话中,只见一群编辑、作家、学者、教授又开同学会,又开研讨讲座,组织饭局聚餐,赴穗探访老社长。旧人聚旧,围炉取暖,玩得很开心似的,却看不见地下党的影子。

直至2017年6 月《明报月刊》附册《明月》刊出专题“回望‘青年乐园’”,其中作者舒韵,原名李秋莹又名李玉菱,1964年中投稿《青年乐园》后,逐渐被培养成为义工编辑,估计她就是我记挂的大菱了。在专题内我又看到石中英的文章〈我是‘青年乐园’的派报员〉,他在文中自认叫阿咩。这才真相大白,他就是羊咩,真名杨宇杰。那一刻,羊咩在我脑海中的容貎与现在照片上的吻合了,石中英就是羊咩,我不禁兴奋万分。

另外,我又在《明月》七月号专题〈“六七”刊物与文化思潮〉中看到石中英的口述文章〈我的“六七”文化之旅〉,文中看到当年是《青乐》英文及功课版编辑傅柏林这个名字。想起以前“学友社”文艺组的一位地下党员,名叫宋树材,在叶国华领导下主编《学艺周刊》。他于2005年来访,让我记下他口述的经历,后于2008年因车祸去世,我于2009年发表了这篇遗言(请参阅拙着《我与香港地下党》页62),在遗言中他告诉我,他一共发展了十五位地下党员,并让我记下了全部名字。他又揭露了地下党曾组成一个六人特别党组,专门计划渗透“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六人中除宋树材外,还包括张绮玲、罗平、黎凤娟、赵善炬和傅柏年。后来宋树材因脱党没有参与行动,罗平和赵善炬当上教协副会长,黎凤娟是罗平的太太,张绮玲是地下党员,曾参加“学友社”戏剧组,后又出现在教协的活动中,名单中只有傅柏年一人我无从稽考。现在看到傅柏林这名字,估计就是傅柏年了。

此外,宋树材的太太甘玉珍毕业于宝觉中学,1965年参加“学友社”文艺组活动,曾是文艺组组长,在“六七暴动”期间加入地下共产党。曾考取中大入学资格,但领导人叶国华不同意让她就读,说是对革命无用。2005 年她随宋树材来访,也让我记下她的经历。她说:

‘六七暴动’后的1969年,我被调动组织关系,由“学友社系统”转至“青乐系统”,改由张绮玲领导,即与宋树材分别在不同系统的党组织中。我同时被派去“青乐系统”出版的《青春周报》工作,就是《青乐》被迫停刊后重新出版,代替《青乐》的刊物。月薪一百八十元。我负责编辑,探访及组织读者活动。因为外形老实,党组织指派我出面负责租赁社址事宜。有一负责人叫邝太,庇理罗士中学毕业,是叶国华的秘书。1971年结婚后,领导人通知我要上广州开学习班,宋树材为送我一程上了火车。我在火车上告诉他,这次学习班是专门为批判他而设,《青乐》方面党组织认为他思想落后,要我与他划清界线,不要被他拖后腿,无形中是劝我离婚。宋树材非常愤怒,随我上了广州,领导人宣布取消学习班。回港后,宋树材质问“学友系统”领导人叶国华,要求解释,叶推说不知情。两年后,我离开《青春》并脱党。报社公开负责人姓李,因四人帮下台解散《青春》后,他回广州暨南大学任教。他曾向大家道歉,说是上级领导路线错误。我于1972年后入读师训班,从此当上教师。

以上资料,足够证明《青年乐园》不单是有左派背景,不单是拿左派资金,对其神秘面纱的政治猜测也不是误会,而是彻头彻尾由中共在港地下党所创立,所领导控制的外围组织。有人说:“其内容回避政治,左派色彩并不鲜明。”“这份刊物从编写内容到工作人员未显示有鲜明的政治观点,鼓吹政治。”石中英转述李广明及陈序臻的叮嘱:“他们管理下的《青年乐园》绝对不是一份政治宣传刊物。”这是没有错的,因为公开讲政治不是他们的任务,暗中培养地下干部才是他们的目的。如果刊物文章充满政治性,还能吸引学生来参加吗?我是过来人,我知道其中的秘密。

港英政府应该知道这个秘密,只是苦无机会。《青年乐园》出版副刊《新青年》,正中港英下怀,藉以取缔。这个错误的形成,无论是陈序臻所说的是读者要求,或是李广明所说的是赞助人要求,都是谎话。实情是他们的上级领导,当时的地下港澳工委领导人梁威林和祁烽头脑发热,紧跟文革推行极左路线,违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这党的地下工作方针及“长期打算,充份利用”的对港政策,误以为人造花厂工潮就是时机。吴康民说是暴露了。

然则,我的高高在上的领导人梁焕然,如何知晓当年的小编辑和一个只当了近三年派报员的名字,大菱和羊咩?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当时的港澳工作委员会(现为香港工委)即“新华社”属下的教育战线,又分红线和灰线。红线是指由工委直接创立及领导的红校,如香岛、培侨、汉华等中学。灰线包括“学友社”和《青乐》以及其系统在官津补私学校内所组成的学生秘密读书会。在“六七暴动”期间,这些读书会转为“斗委会”,被我们称为“单位”。教育战线有一个最高领导会议,灰线的“学友”和《青乐》领导人都会参加。大姐在这个会议上听到《青乐》方面汇报培养干部的成积,自然知道这两个名字了。看来历史的真相就在这里,《青乐》的“党印”,无论如何水洗不清。

如果你看过石中英的文章或讲话,你会发现他非常着力于撇除两个关系。一个是《青乐》与地下党的关系,他甚至对理工大学讲座的宣传单张上有“左派刊物”字句,也批评是不平等不公允。另一个是他与《青乐》的关系。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派报员”一词使用频率之高令人惊讶且烦厌。我没有认真数过,至少有几十次以上。这样的矫揉作态,太着痕迹了,无非是要让大家知道,他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与《青乐》的关系极浅。

现在,根据石中英提供的资料,我可以为他补上隐瞒了的部份。他参加了《青乐》党组织在金文泰中学所组织的读书会,由读书会的同学带他去《青乐》。做完派报员后没有再上《青乐》并不说明他己离开“青乐系统”的党组织,因为他仍然参加读书会,成为金文泰三剑侠之一。这个读书会在“六七暴动”时转为金文泰中学“斗委会”,印制“爱国无罪,抗暴有理”小报。他被港英控以“藏有煽动性标语罪”而入狱。他何必隐瞒这些经历呢?

《志。青春——甲子回望〈青年乐园〉》主编陈伟中在专题文章中说:“不管它创立的真正目的和背后真正隶属的组织为何,它在协助学生成长,倡导文学创作所作的贡献和发挥的作用,不应因刊物的政治背景,或是因”六七暴动“禁刊而被一并抺杀。当《中国学生周报》早己能够超脱美元资助的政治目的,而被反覆审视,回顾甚或推崇的时候,《青年乐园》为什么不能超脱左派资金,中共机构等刻板的政治定位,而被重新回顾和检视,找回它在历史中应有的位置呢?”

笔者的意见是:《青年乐园》的出版是香港文化历史的一部分,应该记载和研究。但是既然是历史,就应该还原历史的真相。地下党在这个刊物中存在和所起的作用的历史事实应同时记载,让曾参与的人知悉真相,是我们的责任。我认为刻意隐瞒地下党部份的历史,只是残缺的历史。人们可以对历史不作评价,但必需呈现真实完整的历史。如要超脱的话也应该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去超脱。

为了填补历史的空白,我写下这篇文章。

2017年12月5日

(本文原刊于《明报月刊》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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