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读者知道雅典首先实现民主,但知道法治对雅典民主至关重要的人就少多了。先提醒一下,一般来说法制与法治有巨大差别。法制的意思是统治者以法律来治理国家,但是统治者本身却不受法律限制。法治的意思是法律高于统治者,或者说统治者也必须遵守法律。法制开始于公元前1754年美索不达米亚的汉谟拉比法典[1] 。法治与法制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人类这一步可能需要走1200年(雅典)甚至3000年(欧洲)。对民主政体来说法治法制的意思相同因为公民就是统治者。如果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法治,就有多数暴政的危险。

年纪大些的大陆人应该熟悉多数暴政因为多数暴政在中国文革时期很普遍。被煽动起来的群众(或者说mob即暴民)完全不顾法律而随意攻击,迫害,甚至杀害他人。其它极权政权也有类似多数暴政。根据历史学家Michael Burleigh,沃格林描述他所亲眼目睹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聚会的德国民众那种极为兴奋魂不守舍(德语Rausch)的状态。最后参与者的灵魂达到一种升华:‘自己在群众中消失了,却找到了民众和帝国’[2]。读者有时会看到新闻媒介用一个贬义词demagogue来指一个民粹主义的领袖(有人用它来指川普;这是另外话题,这里不谈)。Demagogue这个词从希腊文来,可以翻译成蛊惑民心的政客。这样的政客可能鼓动和操纵民众攻击迫害另一些人。没有法律限制的民主可能比一般专制危害更大。

要了解雅典的法律体系需要追溯到民主时代以前的希腊。(以下摘译自[3],95-96页)对 750BC – 600BC之间的雅典我们所知甚少,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段时期雅典是世袭贵族统治。后来经济的变化使阶层之间关系紧张。公元前594年的经济危机使许多农民非常贫穷又负债沉重,负的债可能使他们成为半奴隶。为了缓和政治危机,掌权的贵族推选一个有智慧并且有公平声誉的商人索伦(Solon 638 – 558 BC)为领袖并授给他紧急大权。索伦赦免农民的所有债务,作为平衡他建立了新的政府体制增加贵族的权力。作为贵族权力的制衡索伦引入一些民主机制让穷人有某些否决权。索伦还引入一套法律。索伦以后雅典曾经过一段混乱和独裁时期,详细见[3]。

雅典民主时期的法治建立在公元前六世纪梭伦制定的一套法律的基础上。索伦法律常被用来指不能改变的法律(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宪法)。为了防止多数暴政,雅典尽力使立法院和法院无法随意修改法律和擅自立法,其目的是法院和立法院成为法律的卫士而不是政治的工具。法被认为是超越现实的(transcendental),具有特殊地位。如果新提的某项法案被发现与现有的法律冲突的话,提这法案的人有可能被惩罚。通过上面这些措施,法律的主权高于雅典公民的主权([4],8页)。

那雅典是怎样实施公民立法和执法呢?雅典没有专职的法律人员也没有专职的执法人员。无论财富多少或社会地位高低所有三十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与执政委员会,法院,和立法院,也都受法律约束。委员会主席是轮流担任,法院的主席是由抽签决定。为了法院的问责,公民可以控告法院人员犯法。这些使得“雅典民主与法治成为同义词”([4],7页)。这些相当符合哈耶克的法治三特性:普遍性,平等性,确定性([4],66-72页)。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既然雅典已经实现了法治,那是不是现在模仿它就是了?不是那么简单。首先,雅典的政治体制只能适用于很小的政体,例如城邦。因为地域大人口多而且工作分类和阶级差别大,现代国家无法直接搬用雅典的政治体制。这我在一篇文章已经详细讨论过[5]。

其次,雅典的法治源自一人(梭伦),而现代法治是基于无数哲学家法学家思想家的研究而来。

第三,雅典的法治缺陷可以从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看出。苏格拉底被控不敬雅典的神和教唆青年。如果雅典的法律有类似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即保护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苏格拉底就应该没有罪。耶鲁哲学教授史密斯在《政治哲学》一书中详细深入探讨了苏格拉底[6],很好也不难懂。

第四,雅典民主生存时间不长,只有一百多年。美国法国(英国也算)等现代民主国家已经有二百多年历史,现在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雅典民主之所以衰败有不少解释原因,不在本文考虑之中。但法治不够好也是一个可能原因。

注释:

(1) 韩家亮:俯瞰法治的发展:法制的起源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91711

(2)Voegelin interspersed them with powerful accounts of the delirious mass excitations and intoxications, or what in German is called the Rausch, of Communism, Fascism and Nazism that he had witnessed first hand: The transition from rigid pride to merging into and flowing with fraternity is both active and passive; the soul wants to experience itself and does experience itself as an active element in breaking down resista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driven and swept along by a flood, to which it only has to abandon itself. The soul is united with the fraternal flow of the world: ‘And I was one. And the whole flowed’…The soul becomes depersonalised in the course of finding and unification, it frees itself completely of the cold ring of its own self, and grows beyond its own chilling smallness to become ‘good and great’. By losing its own self it ascends to the grander reality of the people: ‘I lost myself and found the people, the Reich.’ Michael Burleigh, “Earthly Powers:The Clash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Europe,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Great War,” HarperCollins, 2005.

(3)Lerner, Robert E. “Western civilizations :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Vol.1, 13th Ed., Norton, 1998, pp.95-96.

(4)Brian Z. Tamanaha, “On the Rule of Law: History, Politics,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5)韩家亮:现代民主与雅典民主的不同 http://hx.cnd.org/?p=151214

(6)Steven B. Smith, “Political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apter 3. (好像有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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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May 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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