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知识分子分为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周有光不论就其性格还是职务,都是专业知识分子。他也没有刻意转换,却介入了许多公共事务。

周有光先生于1906年,今年109岁。至今还在思考,还在发声。我以为,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应更看重其思考发声时间的长短及对社会文明的贡献。周有光的口述史公开出版已有两种,都在相当程度上回避了他的公共情怀。最近阅读他的《周有光百年口述》(根据1997年的录音整理的征求意见稿),觉得这一本和他的人生情怀更加匹配。波澜起伏的人生,绵绵广阔的历史画卷,丰富斑斓的况味,耐人百般咀嚼。

按说,周有光这一百多年的人生道路,无党无派,主要以专业服务社会,但引起我思考的,偏偏在公共领域和政治层面,让我感慨颇多。

光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光华大学是怎么诞生的?周老亲历了这个过程:原来,“五卅惨案”发生后,圣约翰大学内,发生了一起“离校运动”。学生坚持挂国旗哀悼被日本人杀死的工人顾正红,学校当局自持是教会学校加以阻挠,部分学生不想在此校读书了。该校的中国教授表示:“我们支持学生,如果学生离开学校,我们也离开学校。”迫使圣约翰大学停办。从圣约翰大学辞职的19位中国教师在孟宪承教授的带领下,决定重新办一个大学,取名光华大学。办学的钱一是来自上海一个大地主,他捐出了近百亩良田做校舍;二是来自募集,造了三座大楼,其中一座是菲律宾一个华侨捐的;三是在江苏和上海政府中管财政的一位旧知识分子,他想办法搞来资金。开学后陆续请来的教授是国内一流的。有资料介绍:校长是张寿镛,文学院长是张东荪,中国文学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系主任是廖世承,社会学系主任是潘光旦。胡适、徐志摩、吴梅、卢前、蒋维乔、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王造时、彭文应、钱钟书、杨宽等知识分子都曾在光华大学任教,周有光先是从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学生,后成为光华大学的教师。这是靠中国民间自己办起的一所私立大学。许多博学人士纷纷前来光华任教,以表示对爱国斗争的支持。教员多用英语授课。

爱国主义有多种方式;大地主有大地主的方式,华侨有华侨的方式,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方式。而1949年以后,捐出100亩地的地主肯定被当劣绅杀;捐过一座教学大楼的华侨,也肯定是不能与国内有任何瓜葛的大资产阶级。光华的创办与管理,可类比美国著名的私立大学。如果在民主体制中,以它当年的师资阵容何妨不能成为中国的哈佛?可见当时民间有多大的自主空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国大陆不知有多少起民间创办大学的尝试,像光华大学这样完全自主决定办学方针,自主搭建师资队伍,自主招生颁发文凭的,居然至今尚无一所。不是中国没有人才,而是国家垄断了办大学的权利,不肯给社会留下空间!

乡村教育

周有光年轻时,一度得了忧郁症。是他的老师帮助他治好的。如何帮助呢?请他参与民众教育。孟宪承来找他,说自己不做大学教授了,要去办一个普及教育的实验学校,这个学校办在无锡乡下。孟宪承办学,要找以前在圣约翰读书的两个人,一个是周有光,一个是学生物的同学。为什么要带一个搞生物学的呢?因为当时欧洲流行的教育思想,认为生物学中包括进化论,是每一个人需要有的知识,是基础知识。孟宪承觉得要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重要的就是群众教育,而最大的群众在农村。诸如此类,这种启蒙教育工作使周感觉到非常有意义。江苏教育学院培养的是教育农民的教师。后来孟宪承在杭州又办了一个民众教育学校。在孟宪承的带领之下,周有光知道了更多社会、历史、世界的情况。在不知不觉当中使忧郁症治好了。中国的民国教育,因了那批留学归来的教育家,实际上30年代已经和世界教育接轨了。可惜。这个教育传统,中断了。联想到陶行知、晏阳初、梁潄溟,我们不是没有好的教育家,是没有了好的制度。

周有光的抗战

周有光从日本留学回来,受聘江苏银行工作,江苏银行是上海八大银行之一,他同时做了银行界征信所的董事,与征信所董事会主任章乃器相识。参加了银行界的救国会。银行的高级职员可以利用银行的厨房请客,不受外面干扰,他们的聚餐就是议事。他们有自己的电台,也曾利用这个特别条件和延安联系。

周有光说自己是个“温吞水性格,是非常平凡的人,是随波逐流的人。”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似乎并有激烈的行为。然而 “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先被抓的六个人,都关在苏州监狱。周有光的家在苏州,就变成了救助联络站和供应站,六君子的夫人都以周有光的家作为落脚地。章乃器的夫人叫胡子婴,住在周家睡不着觉,拼命抽烟,早上开门去看她,屋子里面全是烟。这是在“西安事变”前夜。

周有光自觉地参加了救国会,自然地认为:“只要敢于斗争,中国是有前途的”这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银行家的自觉选择。当时的青年不怕跟日本人打仗吃败仗,也不怕苦,也不怕破坏,自信心很强,这是中国有希望的很好的条件。在国家危亡之际,绝大多数人都会做出有良知的选择,不论是精英还凡人,不能忘记他们如何用自己的血肉曾筑起保卫国家的长城。

何为七君子事件?说白了就是官方制造的一桩轰动全国的冤案。七位社会贤达的抗日主张,与国民党政权相左,于是官方就罗织罪名,将他们系狱。

不久前,还发生了企业家要不要在商言商的争论。其原因自然是企业家参与政治面临的风险。周老的经历表明,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一带,银行界参与国家政事的博弈,本是常态。

撰写社论、社评,如今是政治性很强的事。因为媒体视为喉舌。

抗战开始,周有光就想,怎么能参加抗战?不是军人,不能直接参战。打仗时,后方的工作很多,“我们能在这方面做出贡献来。”他们夫妇向四川转移时,遇到救国会一老朋友。他告诉周有光,在长沙认识一个报馆,叫做《力报》,这个报纸需要人写文章,是每天一篇社论,对怎样抗战有一种指导性。写这样的文章跟抗日战争比较接近,是一种在前线做的工作。周有光立即答应,他把家人送上去重庆的船,自己就去了长沙。

《力报》在当时的长沙是比较重要的报。周有光收集其他报纸,及各方面的意见,归纳起来,以社论形式发表意见。每天写一两千字的文章。“这种文章的主要目标就是唤起同胞共同抗战,要说清楚,非抗战不可。这个抗战是艰苦的、长期的,但是有希望的。我的确自己也是这么想。”从这时他开始用笔名周有光。

周有光到了重庆,去了农本局。他说,跟日本人打仗要有经济的后方。这个经济的后方要保证两件大事情,第一,有粮食吃,要依靠四川的粮食来支持西南,支持整个抗日战争的军队和人民的吃饭问题;第二,要保证穿衣,要有棉花,要纺纱织布。从这两项需求看,四川条件特别好。但是当时的四川种粮食和棉花没有一个计划,没有一个帮助农民的机构。所以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一个金融机构来支持粮食和棉花生产及运输,这三件大事情,是后方的经济工作最最重要的事情。

于是,在国民党的经济部下面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农本局,它的工作方式跟银行差不多。因为是政府机构,所以不叫银行,叫“局”,农本就是以农业为资本、为根本。农本局按照行政区,每个省有一个专员办事处。它是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设计的合作银行的办法,叫做合作金库,实际是一种银行。专员办事处等于一个省的农业银行管理机构。

这个机构根据当地农业的需要把钱借给农民,买种子买肥料以及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资金。同时农本局聘任了农业技术专家指导他们。当时名气最大的经济学家何廉,在美国学的经济学,是经济部的次长,兼农本局局长。农本局副局长蔡承新是上海中国银行的副行长。后方几个省都要有一个专员办事处。重庆农本局的专员姓徐,是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四川地方大,需要有办事处的副主任来帮助他,蔡承新和周有光曾在一起搞过救国会,就介绍周有光当农本局四川专员办事处的副主任,管四川几十个合作金库的工作。周有光决定到农本局,因为农本局是国家机构,它后面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对抗日战争做出重要的后勤作用。

农本局对后方的粮食、棉花、纱布的购销运输发挥了很大作用。它首先通过金融,保证粮食的生产。四川是天府之国,大米的生产条件好。农本局给他们调剂了资金,使生产平稳前进,对粮食生产后的加工、运输,农本局做了联络和组织工作。比如,一条很长的运输线,原来衔接得不好,通过统筹,运输工作就做得好了。

不是农业国营,不是农业收购,和共产党收购粮食收购棉花完全不一样,是私营而政府帮助组织。农本局所做的主要工作,使抗战后方没有发生吃穿问题。

通过周有光的介绍,让我们知道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后方做了什么。抗战初,八路军、新四军的粮食、衣服,不都是从政府那里得到过供给?抗战的政府如何做着政府应该做的工作,以前让我们知道得很少。

此前,我们了解较多的是人文知识分子如何走向宣传抗战的最前沿,不清楚经济学及其它方面的知识分子如何离抗战最近,如何以高度的爱国激情辛勤工作在战争背后的经济战线。抗战以来,周有光的工作,每一次都以离抗战越近越好。让我看到一个文弱的知识分子,内心的坚强。 他说:“农本局在各地办事处的人、在重要位子上的人绝大多数都是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毕业生。此外呢,还有上海银行界退下来的许多青年职员,所以当时的工作是朝气蓬勃,这一点是很好的。”过去,我们的印象: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早就带上了有色眼镜;在国民政府工作的人不是庸庸碌碌,就是腐败无能。周有光的叙述还原着历史,也介绍了当时政府的职能和作为。

周老,勤奋一生,思考一生;一生追求,奇峰突起。前半生为经济学家、教授、银行高级管理者;后半生为语言文字学家、文化史专家、思想家,有这样经历的人并不多。他个人的生活,也很有传奇色彩,他是江南著名张家四姐妹家的女婿;是文学家沈从文的连襟;和宋美龄弟弟宋子安是同学。他阅人无数,命运跌宕,总有朋友相助,让他化难、化险为夷。1949年以前,他以银行家的身份,驻外并到西方多国考察;1980年代后,他因《汉语拼音方案》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又多次出国参会、访谈、演讲。

读周有光文字学著作,他把我们带进世界文明史中遨游;读《周有光百年口述》,让我们知道他的知识分子立场是怎么形成的,又何以有当今的世界眼光。

认识周有光先生时,他已经99岁。他过虚百岁生日,小范围请朋友吃饭,请了我们夫妇。可能是刚刚看了丁东与友人写的《思想操练》等文章,想聊一聊。席间有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张森根,傅雷的儿子傅敏及他儿子周小平夫妇。记得那天,我将自己刚出版的口述史《往事回声》恭送周老。文化人交流,送书,就是个名片。不久,周老请别人带一本书给我们,书中加一条子:丁东兄、小群大姐请来一叙。我一看周老的笔迹,心想,周老这是什么礼节?为什么称我为大姐呢?总之,称兄、姐,涵养着一种老派。

可是,周老的思想,可太不老派了。那次聊天,有一句话我记忆深刻,他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孕育不了现代文化的。那天,还送我们一篇他2003年98岁写的《苏联历史札记》。看后,很兴奋,感觉周老对苏联历史的提炼特别到位。后来,我在学校给学生上“大学人文”课,就以周老的札记为最概括的史料依据。他说这是他阅读几部苏联兴亡史的缩影。他从俄罗斯历史到苏联解体,要言不繁,最后提出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说到赫鲁晓夫不许得诺贝尔奖的著作在苏联出版,他自己的回忆录也不得不偷运到意大利出版。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不曾与闻:“赫鲁晓夫的儿子,过了60岁之后,申请移民美国,在入籍考试的20个题目中,答对了19个,可是1个答错了:他不知道美国的‘三权分立’,闹了笑话。这不能怪赫鲁晓夫的儿子,要怪苏联的教书上不许谈三权分立。”

以后,我和丁东多次拜访周老。每次都有让我们有深刻启迪。如,他说:“我们不能从中国看世界,而应该从世界看中国。”“世界发展到今天的格局,世界历史应该重新研究。”回来时,我总在回味他的话题。他提醒我们今天看问题的视角和至高点,也蕴含着他长久以来著文、交流的思考。

有人把知识分子分为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周有光不论就其性格还是职务,都是专业知识分子。他也没有刻意转换,却介入了许多公共事务。可见在民国年间,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就是常态。所以,周老晚年,就公共事务发表个人灼见,也是经历使然,天性使然。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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