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试图绑架一个人的情感,该怎么办?如何绕开集体主义的陷阱?如何避免让自己变成所反对的那类人?如何重构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篇文章以几位大作家为例,他们或流亡,或静默,或通过放弃母语,“把国家从脑中放逐出去。”

无论从哪方面看,布尔加科夫和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都是独特的。

1930年,布尔加科夫在苏联被禁。一位处于上升期的作家消失了。以布尔加科夫之名活在世界上的,是莫斯科小剧院的一名普通职员。他焚毁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次年,布尔加科夫与伊莱娜·希洛夫斯卡娅结婚,并开始重写《大师与玛格丽特》。此后的所有文字,只拥有包括伊莱娜在内的寥寥几位读者。这部整个二十世纪最独特的俄语长篇小说,直到布尔加科夫过世后三十三年才在苏联出版。

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没有愤怒和控诉,没有对现实的直接描摹。关于苦难和死亡的思考是形而上的,结局也出人意料,作者为主人公安排的“大赦和永远的避难所”是:永恒的安宁。我们以此窥见布尔加科夫的内心,试图建构一种绝对秩序,它指向自由和天堂。

因此,最让我好奇的,并非风格与叙述的奇谲,而是布尔加科夫,这位在文学上被他的国家宣判死刑的作家,如何在绝对的孤独之中,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以及更为永恒的命题。似乎整个国家及其正在经历的风波,并未使他随之上下伏沉,偏离自我的轨迹。

阅读布尔加科夫,我愿意将之与索尔仁尼琴比较。后者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流亡。这也是异常痛苦的选择。索尔仁尼琴无法想象自己住在国外,为完全陌生的读者写作。“我所有的兴趣,所有关心的事,都是俄国。”他在一个名叫卡文迪什的美国小镇生活18年,写下长达数千页的《红轮》。它由几百个真实和虚构人物汇合而成,是一部关于20世纪初俄罗斯的史诗。索尔仁尼琴燃烧生命般地写作,意图就是:批判极权,保存历史记忆,讲述俄罗斯在20世纪“既泯灭了自己的过去又断送了自己的未来的悲惨历史”。

这样的历史使命很崇高,也很沉重。它让《红轮》的文学性淡薄了。哈金评价道:“他(索尔仁尼琴)的早期小说……起码能在时间流逝中留下点什么。相比之下,他的后期作品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文学逻辑,而全部由历史串联。”此话暗示:丧失了文学逻辑的作品,经不起时间考验。

文学的逻辑,是文学的第一逻辑。若以记录历史为任务,纪实文字更有历史价值;若以政治批判为目的,政论时评更直接有力。我们有记者、学者、记录者……其中一些甚至文笔斐然。那么,人类为何仍需要文学?必然是因为,它有着非文学不可替代的价值——比如,审美的愉悦,人性的穿透。文学性才是文学的首要属性。文学的逻辑起点和最终指向都是:人。

如布尔加科夫所言,“阴影是由人和物而生的。”世界上的人和物,都是善恶交织,光暗错杂,都是呈阴影状。在此意义上,文学不提供明晰完整的解释,也非为所有问题给出答案。文学是认知世界的独立维度,不依附意识形态,抑或伦理准则。它与它们彼此补充,相互参映。一切“揭露”、“批判”、“弘扬”……以及诸词之后的宾语,都是文学的累赘。

反抗式的写作,受限于它的宾语——反抗对象。“敌人”只是一个相对的、阶段性的概念。人性才是恒定和普遍的。相比控诉敌人,直视人性更需勇气:你跟你的敌人截然不同吗?贪婪、嫉妒、争竞、谎言……这些人性的软弱,真的与你无关吗?如果控诉是一个人唯一的姿态,那么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采取的是置身事外的态度。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也构成黑暗的一部分。因为,“你不过是人。”

在布尔加科夫那里,没有大是大非的批判,只有关于善恶关系的思考(“假如世上不存在恶,你的善还能有什么作为?”);没有勇敢与正义的单向度展现,而是走到勇敢背面,洞视人性的亏缺。(“怯懦才是人类缺陷中最最可怕的缺陷。”)

布尔加科夫在更抽象的意义上,呈现苦难和人性。苦难在上帝的秩序之中;魔鬼在每个人的内心之内。索尔仁尼琴记录“怎么样”,布尔加科夫思考“为什么”。如果没有反思,尤其是对个人内心的反思,历史会重演,错误将继续,人最终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

【二】

1994年,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经过四千多公里旅程,由阿拉斯加飞西伯利亚,来到当年的劳改营总部所在地。他走下飞机,穿过欢迎人群,俯身触摸脚下土地。这个悲壮的动作,传达了他难以言表的心情:我回来了。

经过二十年,索尔仁琴尼面对的祖国,与他离开时迥然不同。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模式,都经历了大震动。苏联解体了,索尔仁尼琴用整个生命和写作来对抗的敌人消失了。

索尔仁尼琴对此简直痛心疾首。他在《崩溃的俄国》中写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向俄国施压的西方阴谋”;“俄国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俄国正在知识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前下跪”“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不要尝试把西方的经验强迫地嫁接到俄国。”……

若将这些言论放到当下,会被视为“五毛”、“阴谋论”、“反普世价值”。索尔仁尼琴在国内被禁,却在西方出版;被国内驱逐,却被西方接纳。他在美国生活多年,获得“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却始终拒绝学习英语,“对西方一无所知”(桑塔格语)。以坚持拥有苏联护照为荣的索尔仁尼琴,是民族沙文主义者,是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

他认为西方文化腐朽堕落,忧虑俄罗斯人被其侵蚀。他反对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他多次表示对前苏联解体的不满,反复申明他的“大俄罗斯”历史观,他愤怒地质问:“俄罗斯民族为什么要受制于少数民族?”当俄罗斯军队攻打车臣,造成平民伤亡时,曾经坚持大声控诉的索尔仁尼琴沉默了。

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民族的良心”,勇敢、正义、自由、抗争……的化身,为何面对明显的不义和杀戮,却不愿发出声音?尤其在当时,发出声音已不构成人身危险。在索尔仁尼琴的价值谱系里,存在比个体生命更高的东西——俄罗斯民族的荣耀。

至此我们看到,永远的反对者索尔仁尼琴,当敌人最终消失时,却成为他曾反对的那种人。索尔仁尼琴的言行和写作,没有摆脱与他敌人同构的思维方式——将个人泯灭于集体之下,泯灭于大概念之下。

索尔仁尼琴强烈抵制西方文化,“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必须产生于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氛围。”估且不论文化的闭关锁国是否恰当,单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这类用词,就显得可疑。生命是个体的,精神也是个体的。这是对个体性的承认,也是对多样性的尊重。只有复数的“我们”,没有单数的“我”,会导致政治的悲剧,经济的错误,文化的落后——这恰恰是被苏联那段黑暗的历史所证实了的。

甚至,“民族的良心”这类称呼,也是可怕的陷阱。民族是一个群体,而良心是私人的。人的行为受法律约束,也受良心约束,但这良心不是别人的,更不是民族的,而是人自己的。在王阳明那里,良心(良知)是天赋的道德观念。而在基督教文化之中,这个“天”有明确所指,即上帝。良心(conscience)这个概念来自《新约》,首先是一个神学概念。保罗说:“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哥前10:29)”人只能以自己区分善恶的良心来约规自己。威廉·帕金斯对此阐释道:良心是上帝安放于人心中的,以使人有办法知道其行为是否合乎上帝的道德律令。良心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良心自由”这个重要的清教徒观念,发端于英国,盛行于美国,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形式被制度化,并被《世界人权宣言》接纳,成为普世价值准则。也即是说,当有人说出“民族的良心”时,意味着良心这个私人事件遭到了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遮蔽。良心不再是每个人的良心,而是国家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僭越和剥夺。人们会将良心隐蔽起来,在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光环之下,大行道德绑架和伪善之事。

【三】

索尔仁尼琴的诺奖演说词标题为《为人类而艺术》,这是哈金所言的“成为祖国代言人”的扩大版。文学和艺术,真的可以代言吗?真的应该为一个群体,而非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而存在吗?

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代言者”的文艺姿态,让我感觉似曾相识。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我们曾看到一种要求:讲立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有态度(“歌颂呢,还是暴露呢?”),文艺必须服从于政治。这样一种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反文学的,甚至是危险的,它给中国某一阶段的文艺,带来过接近毁灭性的改变。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作家试图将文学从政治中解放出来。相比于写作题材和技艺,最难改变的,其实是“讲政治”的思维方式——认为好作品必须是国家的、历史的,唯独不应该是个人的。因为在代言式写作中,代言的宾语是——底层、人民、国家、全人类……在宏大的集体概念面前,个人几乎等同于渺小、浅薄和没有价值。

中国主流文学评价坐标系中,有两类作品容易被认为“厚重”而备受青睐。一类是史诗性作品,一类是地方志式作品。它们通常是气势恢弘的鸿篇巨制,书写了一段中国历史,或者描绘了一方风土人情。但是这类大作品中的某一些,只让读者记得“某某作家的某某作品,书写了某某历史或者地方”,却难以记住哪怕一个鲜活的人物。那些人物面目模糊,被动地接受苦难,在历史的漩涡里盲目打转。

中国当代的宏大作品,基本是“时代史”,而非“个人史”。倘若以人命名,只可能是历史大人物,比如张居正和李自成。以小人物——比如尤里·日瓦戈,或者安娜·卡列尼娜——来命名一部几十万字的作品,在中国当代的写作中,是难以想象的。

任何时间和空间,脱离了人的存在,都将变得没有意义。时空的纵横轴,只有一个交叉点,那就是人。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历史在个体的生命之中。历史不是目的,人才是目的。

同理适用于地方志式小说。所谓风土人情,“风土”不是目的,“人情”才是目的。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中国现当代地方志式小说,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呼兰河传》。没有铺陈景色的乏味,没有交代风俗的冗余。萧红的风土人情,落笔永远在“人情”。每个人都是有面孔、有名字、有呼吸的。景色不过是人的背景;风俗不过是人的道具。

比如《呼兰河传》开篇,萧红写城里的十字街,“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这是地方志式小说的常见写法:先把画卷展开,背景铺陈好,然后开始说故事。这种写法易有进入缓慢的不足。《呼兰河传》却生动抓人,甚至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比如萧红在开篇处,用足足三千字笔墨,写东二道街上一个五六尺深的大泥坑。这泥坑晴雨多变,深浅无常,时或陷了马、溺了猪、冲了墙、淹了街。于是各色人等围绕这泥坑,生出市井百态、冷暖炎凉来。这段描写堪称经典,它让我们看到,怎样让景物像人一样地拥有生命。在小说写作中,倘若景物与人不发生关系,不过是一堆静态的好词好句而已。萧红笔触所及,所有的外界事物,都围绕人物内心旋转起来。难怪夏志清惊呼:“萧红真是伟大,茅盾曾为《呼兰河传》写序——其实茅盾哪里能写出像《呼兰河传》这样读后回味无穷的作品。”

被苏联驱逐出境的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在他的著名散文集《小于一》中写道:“一个人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一个人也许是小于‘一’的。”他和索尔仁尼琴一样流亡美国,不同的是,他进入大学写作执教,开始用英语写作,他是作为一位美籍俄裔诗人获得诺奖的。与索尔仁尼琴“为人类而艺术”的野心不同,布罗茨基的写作处于“小于一”状态。“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家里……”从一个人、一个小男孩开始,而非从全人类、全世界开始。米沃什评价布罗茨基,“他对世界的态度是一种疏离状态(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world was sort of detachment)。”布罗茨基自己则说,他所追求的不过是“个人主义精神(spirit of individualism)”。

【四】

哈金是一位与布罗茨基生活轨迹相似的作家。同样离开了社会主义祖国,同样在美国生活多年,同样加入了美国籍。当然,寥寥几笔简历,无法传达出具体丰富的生命感受,比如与以往生活彻底断裂的疼痛,比如被骤然抛掷入另一种迥异文明的无措。

哈金描述他在曼哈顿街头苦闷游荡,描述他被奈保尔关于个人/集体的阐释击中内心。他写道:“对我来说,奈保尔的文章抓住了个人和集体关系的精髓,这个段落是如此地刺痛我,像我这样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一代都被灌输了相同的思想,要相信你和你的祖国有一个隐形的合同。作为公民,你就要为国家服务。国家会照顾你的生活。但在美国,在这里,你要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的工作,才能保证桌上有食物,要学着像一个独立的人那样生活。

……在一些场合,我说过我要停止描写当代中国。人们总是问我,‘为什么要自断后路?’或者,‘干嘛跟成功过不去?’我会说,‘我的心已不在那里了。’回想起来,我决定从写作中撇去当代中国,是想要放弃我曾经赋予自己的代言人身份。我必须学着独立,作为一个作家而独立。”

和布罗茨基一样,哈金开始用英语写作。布罗茨基说:当一个作家用母语以外的语言写作,其原因可能是基于必要(例如英籍波兰作家康拉德),或基于野心(例如美籍俄国作家纳博科夫),或为了取得更大的疏散效果(例如法籍爱尔兰作家贝克特)。而他自己呢?他用英语写作,纯粹是为了使自己更亲近他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奥登,即“为讨喜一个影子”。

哈金的理由更为绝决。“在中国大陆,文学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国家控制资源的分配,从而可以窒息一个作家,甚至创造一个作家。我想通过英语写作,使自己与大陆的文学机器分隔开来。换句话说,我获得一种自由。……用英语写作,使我孤零零,我得在没有文学同胞的条件下孤独地写。换句话说,我得接受我作为一个放逐者的身份。但是另一方面,作家在这种条件下,也并非总是消极的。一个国家可以流放一个人,但是,一个真正的个人,也可以把国家从脑中放逐出去。”

放弃母语是残酷的。对于很多写作者,最大的乡愁是母语。与其说是生活在国家之中,不如说是生活在语言之中。布罗茨基感慨异国语言成为了记忆屏障:“任何一种来自俄罗斯王国的体验,甚至是用摄像般的精确描绘出的体验,都会被英语语言反弹回来,仅在其表面留下一道可见的痕迹。”

与此同时,布罗茨基也注意到语言对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为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分析习惯所累,——也就是说,用语言去解剖体验,于是便剥夺了人们思想的直觉的特长。……我所感到遗憾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恰好为俄国人所具有的关于邪恶的先进观念,却因缠绕不清的句法而被拒绝进入意识。”

面对如此两难,哈金的选择是:放弃母语写作,停止描写当代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个人,“把国家从脑中放逐出去。”

如果说,哈金和布罗茨基是通过流亡,借助语言、环境、阅读的改变,来重构思维和写作方式的,那么被苏联就地掩埋的布尔加科夫,又是怎样实现生命的更新的呢?他是往反方向走。是在死寂的孤独之中,退回个人,退回内心,为了安宁和自由而写作。

如《圣经》所言,“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静默让布尔加科夫获得更为广阔的自由;在他的个体生命与整个国家之间,拦起了一道坚固屏障;使他没有被苦难遮蔽眼目,被仇恨摧毁思考。他凭借一己之力,破除了一个国家施予的魔咒,彻底地“把国家从脑中放逐出去”。这是一个人对抗一个国家。剧院小职员布尔加科夫,是文字里的勇士。

黑暗无边,布尔加科夫只管书写。他无法预测这些文字,可以隔着时间和空间,与我们相遇。佩索阿在《惶然录》中有一句话:“写下即是永恒。”能够刺破黑暗的,不仅仅是光。历史一次次证明,文字比独裁者更永恒。

来源: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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