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近现代之绪——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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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戎在望 不知君子于役 6月3日

写下这一题目,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深呼吸,将自己调整到最谦逊的心理状态,探索这诚惶诚恐的题目,需要鼓起最大勇气向前。

中国近代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大陆最常见的说法是追溯到1839年被中国人称为“鸦片战争”,而英国人称为“贸易战争”的那场战争。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始自所谓“同治中兴”,在那些年头里,中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内战,试图推翻儒教秩序的叛乱几乎就要取得胜利,期间北京又被英法联军攻破,战争最重要的后果是中国与列强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成为国际社会一员。这种观点认为:内外危机使两千年的儒教秩序开始动摇瓦解,是将中国古代与近现代分开最根本的变化所在。

用标志性事件来划分历史阶段,这种做法并不值得推崇,因为历史本身具有连贯、不可分割的特质。就象大革命孕育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岁月;罗马的根基在她辉煌的时代开始朽坏;北美独立之光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最夺目的一次闪耀。我们并不反对在历史长河中划下一些重要坐标点的做法,但要警惕那种动辄赋予历史事件“划时代”意义的浮夸做派。它不仅不是应有的态度和眼光,更限制人的思想,误导人眼界,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桩犯罪。那么,近现代和古代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哪一些属于古代的范畴?哪一些又属于近现代的范畴?我们需要先看看区分人类古代和近现代的那些重要变化。

人类的近代史始于一场重大、深刻而漫长变化,它涵盖了从思想、伦理到知识结构、经济模式和技术的伟大革命。这场变化突出表现为三大相互孕育和影响的系列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反启蒙运动。这三场运动催促下,个人价值的觉醒,成为将人类古代与近现代区分开来之最根本。

(莱克星顿的枪声惊醒一个时代,还是一个醒来的时代唤起了枪声)

如果以此标准来套用中国,那么很遗憾,中国真正的近现代史还未开始,或者是才刚刚开始。在中国,区分古代与近现代有另一套评判方法:中国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居于全宇宙的中心,甚至自己就是整个宇宙,中国价值体系是支撑这个宇宙的擎天柱;中国秩序是这个宇宙的无上法则;九五中轴线上那张龙椅,是全宇宙地理和精神上的双重内核。传说中的遥远异国和不同文化,对中国这一宇宙来说,是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尘埃,如果他们来进贡的话,中国会欢迎他们的“孝心”,并用居高临下的哀怜之心,用赏赐来补助他们凄苦的生活,但中国人实实地不希望看见他们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之内。而近现代中国则不同,无论愿不愿意,中国人必须作为世界的一小部分而存在,并且是落伍、偏僻的一小部分,中国人需要改组自己的文化,变更自己的秩序,跟上世界的步伐。

这套评判标准较之全人类的普遍标准,层次明显要低很多,考虑到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我们不得不接受它。

围绕这一根本问题,一场大分裂在所难免。笼统而言,这场分裂可以形容为一场拔河比赛,一方就象一个住在螺蛳壳里的巫师,有一天壳被砸坏后被迫看见了新世界,他发现自己法术的威力,还比不上在新世界一只路过的野猫放个屁的威力,于是他想要重新筑起螺蛳壳,继续当那个全宇宙最强大的巫师。新世界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对之充满了自卑和敌意,并幻想有一天重回宇宙中心。

另一方对新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喜悦,渴望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用那些教人耳目一新的价值、伦理、旨趣、秩序来充实和填补自己。他们拼命想要爬出螺蛳壳,逃离或者幻想打败那个统御自己的巫师。

参与这场拔河竞争的各方,并非壁垒森严,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外国人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中国人。并且,两种或者多种相互冲突的愿望或观点,往往存在于同一个人的情感和思想之中,导致他有时想帮这一方,实际上却在朝着反方向用力;或者今天朝这个方向,明天又反过来;要么有时使劲吃奶的力气参与角力,有时又熟视无睹地冷眼旁观,仿佛纷争与自己毫无关系。当然,更多人只是盲目而原始地追随着一个指挥口号在用力。

(二十世纪前半段,头脑中充塞着各种理智和情感悖论的中国人,他们既有高尚单纯的热忱,又崇尚盲动,象维京人一样简单,不以破坏为耻。)

无论如何,“中国”这一概念,已经从全宇宙的代名词,下降到“东方一隅”,有人为这种下降痛心疾首,就象从龙椅上摔落尘寰的是自己一样;有人为这种下降欢呼,因为这种下降是更大格局意义上的上升。

连续的五次失败的革命: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武化小革命,夹杂着三次失败的改良运动:自强运动、立宪运动、新文化运动。勾勒出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致形象,这充满悲剧性的角力,可以有三个观察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旧的中国价值和中国秩序,在革命和改良冲击下不断遭到破坏;第二个维度从中国历史固有的王朝更迭规律着眼,在王朝秩序的框架范畴内,对晚清、北洋、国、共等政权进行观测评估;第三个维度是对官僚秩序的观察,在革命和改良之后,它从县一级逐步伸向乡镇、村,到今天已呈现出直接对个人形成点对点钳制的趋势。

这三个维度同样深刻而博大,沿着这三个维度反复观察我们会发现,曾经被中国人奉为神圣的及大事物:皇帝、亲族伦理、私人情面,先后被这些革命和改良运动剥去,而自秦以降,统治中国的官僚秩序,则每剥掉一层,便被强化一道。这使我们得以看清:中国传统真正的内核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再在海峡两岸进行一番对比的话,那会更加地清晰。尽管我们尚没有能力分析他法术的威力是否已经胜过了野猫放屁,但对于一个个人价值仍未觉醒的壳内世界来说,似乎已经足够强大了。

以上三个观察维度,都可以归类为政治视野,在中国,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文化、伦常、宗教历来都捆绑在一起融为一体,且政治生态居于整个体系的本质地位。这三个维度都缺失了一个最重要的根本——那些导致全人类转向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同样也是引领中国走上现代轨道的根基——个人价值的觉醒。

(当他们走上社会舞台开始谋生之路,大多数人会变得象世世代代的祖辈一样勤劳而隐忍)

观察这一觉醒的过程,比任何一个故纸堆里的课题都更加引人入胜。我曾经幻想自己象伟大的托克维尔,用天才的洞见力写出不朽的当代史著作。但各种环境都教人深深地感到力有不逮。将属于我们的时代变成未来人们的故纸堆,这是当代的耻辱和悲哀。

感谢三位最优秀的近现代史作家,他们努力将中国的近现代史与中国传统联系起来,并与人类历史进行比较研究。这需要同时具备古今中外渊博的学识,包括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人类学、比较文化研究、经济学和基础军事理论诸多庞大的知识系统和思辨能力。在今天的中国,只有秦晖、袁伟时、刘仲敬勉强具备这样的素质,其中尤以刘姨最富天才和创见力。更不该忘记伟大的汉学家费正清和他的学生芮玛丽,尽管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当代几位中国最优秀学者们的质疑,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学识系统,中国学者仍无法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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