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6月 4日
今年3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西方如何误读了中国》。文章说：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以欢迎姿态接受中国加入全球经济秩序。西方领导人认为，让中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能让中国遵从二战后建立的一套国际规则，并希望经济一体化能鼓励中国进入市场经济。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富裕，人民就会追求民主、自由、权利及法治。
事实如何呢？在胡锦涛执政时期，大家仍然相信西方的下注会有回报，不过习近平上台后，外界开始质疑，这种幻想已经破灭，习近平已将政治和经济推向国家控制和打压的方向。中国在提出修宪后由专制走向独裁，“中国的这一重大变化，证明了西方对中国25年的赌注失败”。
现在，西方终于意识到，他们误读了中国。然而我担心，西方会不会在抛弃了一种误读之后又落入另一种误读？
不少西方人认为，既然中国并没有如原先被期待那样，伴随着经济发展而走向自由民主，可见西方那套观念不适合于中国；可见西方人心目中的普世价值并不普遍适用而只是西方价值；中国确实有特殊的国情，中国文明确实不同于西方文明，因此不能指望中国会实行西方人心目中的自由民主——这就落入另一种误读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误读比前一种误读更严重。前一种误读还相信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后一种误读却是不再相信自由民主的普适性。
西方的两种误读？
按照后一种误读，西方人就很可能会放弃促进和帮助中国民主化的努力，并转而认为，西方必须学会和中国这个专制的庞然大物和平相处，长期共存。
上述两种误读立足于同一套理念，即民主的现代化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中产阶级的壮大，而拥有了经济实力的中产阶级必然会要求获得政治参与的权利，因此就促成了政治改革，促成了民主化。西方人戴着民主的现代化理论这副眼镜看中国，当他们发现中国并没有从经济发展走向民主时，他们不以为那是眼镜的问题，而以为是中国的问题；他们不以为民主的现代化理论没有普适性，而以为民主没有普适性。这就是西方犯错误的原因。
让我们回顾中国的“八九民运”。29年前，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运动。这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自由民主绝不只是极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共同愿望。抗议者们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一座民主女神像——明显是仿照美国的自由女神像造的。这说明他们追求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没有两样。在当时，大家都深信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不但适用于西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
1989年的中国，私有经济所占的比例还很小，人民的生活还谈不上富裕，对西方开放的程度还很有限。按照民主的现代化理论，当年的中国是不可能产生追求自由民主的强大动力的，但是声势浩大的“八九”民运终究爆发了，而且差一点取得胜利。就在同一时期，苏联和东欧等共产国家也先后兴起了民主化浪潮。
和中国的“八九”民运一样，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浪潮也不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壮大的背景下发生的。尤其是蒙古，当蒙古兴起民主浪潮，实现民主转型时，它既缺少市场经济，又缺少中产阶级，也缺少西式民主的文化传统，甚至连派往西方的留学生都没有；通常认为民主转型的那些前提条件，蒙古几乎一样也没有。但是蒙古说转就转了，而且转得那么快、那么和平。
共产国家民主转型的动力，目前看来并不是源自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那又是来自何处呢？
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共产国家民主转型的动力是来自旧体制的彻底失败。极权体制下大规模的、残酷的政治迫害从反面激发了政治的自由化冲动，经济体制的僵硬与低效也从反面激发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
需要指出的是，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共产党闹革命，本来就是打倒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如今的经济改革却是要反过来，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这便意味着对共产革命的釜底抽薪，自我否定。既然共产革命在实际上被否定，那么，建立在共产革命之上的共产党专政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过去，共产党压制政治自由化运动，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别人扣上“走资本主道路”的罪名；一旦共产党自己就在复辟资本主义，它还有什么理由再去镇压自由化运动呢？
因此，随着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入，共产党内部的分化也就日益显著。很多在经济上主张引入资本主义的官员们，在政治上也就顺理成章地放弃了共产党一党专政，转而认同自由民主。这样，一方面，在民间，有越来越大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党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社会上的自由化运动，至少也是出于理亏心虚而不肯严厉地压制自由化运动，两者交互作用，彼此强化，于是就加速了共产专制的民主转型。
“八九”民运功亏一篑。“六四”屠杀残酷地中断了政治改革的进程。我们知道，在“六四”和苏东剧变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也一度陷入停顿乃至倒退，新上任的领导人们无非是想，既然经济自由化具有促进政治自由化的强大作用，那么为了终止政治自由化，也必须要终止经济自由化。
“八九”民运功亏一篑？
然而，邓小平92南巡却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不问姓社姓资。因为邓小平意识到，过去搞经济改革还不敢大刀阔斧地引入资本主义，就是怕人们以此否定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从而要求政治改革。现在有了“六四”，人都杀了，老百姓则由于恐惧而不敢反对，因而反倒不必再遮遮掩掩，反倒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干了。
因此，“六四”之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远比先前更为强劲。在“六四”之前和之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发生了大逆转。“六四”之前，经济改革越深入，政治改革的呼声越高涨；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剂。“六四”之后，经济改革的深入不再起到促进政治改革的作用，而经济增长则成为中共炫耀的政绩，反而成为中共抵制政治改革的借口。
由于持续的高压，由于缺少公众监督和民主参与，“六四”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地沦为权势者对普通民众的公开掠夺。这样的改革越深入，权势者们越不愿、也越不敢再进行政治改革。在这种畸形改革下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首先是出于恐惧，大都选择远离政治，明哲保身。即便他们不属于分赃集团，即便他们也有政治改革的愿望，但是由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政治变革势必会引发经济清算即重新洗牌，从而导致现有经济秩序的巨大混乱，进而可能也危及到自己的经济利益，所以对政治改革抱着十分矛盾的态度，欲迎又拒。
“六四”前，中共说民主会导致动乱，谁都不信；现在很多人信了。由此观之，在今日中国，经济改革并不会导致政治改革，经济危机反而更可能成为政治改革的驱动力。
40年来，中国的变化一再超出一般人的预想，各种流行的理论和常识似乎都很难解释中国的问题。那并不是因为中国有什么特殊的国情或独特的价值观，而是因为那些理论本来就都有各自的适用条件。只要我们对中国的事情细心地梳理，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机制与脉络，发现其中恒常的人性，同时也发现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认同，就不会赞同以文明差异和冲突的名义抹杀这些价值的普适意义。
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