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场运动所反映的，是两种根本制度的冲突。专制之下，不会允许自由制度的存在。让香港人有真正的普选，就是允许专制堤坝出现一个裂缝，这个裂缝将会导致专制的崩溃。”
原载法国《世界报》2014年10月7日
占领中环
很少有人能想到占中以这种方式发生，更很少有人能想到占中这么快就被超越变成“伞花革命”。
2013年1月，戴耀庭教授发表占领中环的构想。从3月27日占中三子发表“信念书”开始，“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酝酿了18个月，不可谓不认真。全民商讨、提出方案、民间公投、等待政府回应、公民抗命演练，但这是值得的。和台湾太阳花学运所面临的弱势国民党政权和“9趴总统”不同，香港市民面临的政权要强大的多。如果是普通的社会或政治诉求，港人面临的是一个恪守法治的香港政府。但这一次，在香港民主化的危机关头，街头抗争的香港人所面临的，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得了689票的特首梁振英，而是曾经用坦克和机关枪屠杀学生市民的共产党政权。
占中发起人不能不极其慎重的另一个原因是，占中是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秉承甘地、马丁路德金的精神，用良知违抗法律，用甘愿承担违法后果的牺牲精神，用瘫痪美丽的东方之珠、世界金融中心的代价，来引起关注、反思，并推动制度的转变。占中三子对公民抗命不但有着非常透彻的理解，而且根据香港所处的特殊政治环境，对公民抗命行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计划，可以说是对公民抗命史的新发展。在整个行动方案中，融合了直接民主、代议民主和商谈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理念，既体现了抗争的勇气和决心，也体现了理性和责任伦理。比如在占中计划之中，核心的参与人要承担最大的风险，被抓的时候不反抗，抓捕之后不请律师，不申请保释，在法庭上不抗辩；而组织者要为外围第二层的参与人安排律师和抗辩。那些家中有老小需要照顾或者各种原因不方便入狱者，则可以到场围观，站在人行道上而不是马路中央，这样就没有违反法律。这些“打酱油”者的数量却是运动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占中毕竟是违法了。这也是很多脑残、五毛、理中客和肉喇叭抓住不放的一点。占中违法，但符合法律精神。公民抗命的抗争方式，要等一切可用的合法渠道都用尽了，才应该使用。除了公民抗命，还有什么和平合法的办法没有用过吗？集会游行示威？这在香港如同家常便饭，今年七一超过50万人上街达到历史新高。媒体？尽管被媒体中共渗透，记者遭受暴力事件越来越多，但香港市民仍然可以通过媒体发出声音。议会道路？“功能组别”这种政治怪胎仍在左右着香港选举政治，泛民议员勉强保住三分之一议席，斗争艰苦，效果有限；现有立法会本身就是病症，而不是药方。与中央谈判？能谈的都谈了，一个手里没有什么筹码的人要面对一个最善于操控、最不怕背弃承诺的对手。罢课，罢工，绝食，都用过了。
但希望竟越来越远。中央政府一再拖延香港普选进程，2014年6月10日发布《白皮书》，“全面管制权”横着出世，香港各界哗然。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决定》，不但没有任何进步，而且比之前的特首选举办法更倒退。表面上是一人一票，实际上是最终候选人全部内定的伊朗式选举。中央的拖延变成了对香港的欺骗和羞辱，最后是直接撕破脸皮，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有关条款。邓小平所说的“马照跑、舞照跳、太平山顶换杆旗”，《基本法》规定的“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这些“庄严的承诺”都变成了“耍你没商量”。
即使如此，占中发起人仍以最大的诚意期待着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善意回应，他们希望“引而不发”的占中计划会起到施压作用，希望感天动地的和平呐喊也能感动政府。如果能不占中而能达到政改效果，他们绝不愿意启动占中。
伞花革命
但香港人的抗争情绪已经酝酿太久。前戏已经太长。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9月22日学联和学民思潮发动罢课，9月26日晚，在2012年反国教运动中脱颖而出的黃之鋒突然帶頭翻越兩米高的鋼鐵圍欄，衝入“公民廣場”。“重奪公民廣場”的勇士们被拘捕，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占中三子和民主人士前来声援学生，聚集的人群很快到了5万人，并有更多的人在前来的路上。9月28日凌晨，“占中”提前启动。警察包围了抗议者，前来救急的市民包围了警察。抗议者就地坐在附近的马路上，这时离“占中”正式宣布仅仅14个小时，但占中已经扩大到占领金钟和湾仔。从28日晚到9月29日凌晨，警方共发射了87枚催泪弹，人们举起早就备好的遮挡胡椒喷雾和催泪弹用的雨伞，“伞花革命”的名字由此而来。
但催泪弹不但没有驱散人群，反而刺激了人们的抗争热情。数以万计的市民因为看到孩子们被催泪弹击伤的电视画面而加入到伞花革命的队伍。抗议蔓延到铜锣湾、旺角、尖沙咀，人数很快就超过了10万。“占中”就这样被迅速地超越了。佔領中環加學生運動，演变成了一場要求民主的全民抗争。按照张洁平的观察，把人们团结起来的“敵人”，就是作为傀儡的香港政府的暴力镇压。“每一個坐在馬路上的人，都帶著自己個體的憤怒和訴求，他們的最大公約數，恐怕只有那個全国人大已經明確否決了的真普選。”
不管愿不愿意说出来，人们心里都清楚，真正的敌人，其实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专制政权。1989年在天安门用机关枪和坦克屠杀学生市民的北京政权。它就在深圳河对岸，不，它早已经深入香港，从中联办到解放军。就算人们都不愿意把这一点捅破，政治嗅觉异常灵敏的、危机四伏的北京对此也毫不怀疑，这场运动早已被贴上了“颠覆”、“分裂”和“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的标签。想想温和的维族知识分子伊力哈木的无期徒刑就能明白。
运动如何收场？
香港人退无可退。不抗争，民主就会被无限拖延，而自由、人权和司法独立这些香港人引以为傲的东西也会逐渐失去。一名在现场的出租车司机老泪纵横：当年我的父母就是为了逃离专制政权冒着生命危险逃到香港的，现在专制魔爪伸到香港来，我们为了下一代的自由，必须拼死抗争！
革命总是不期而遇，它已经来了，我们只能面对它。香港不经意间成为阿拉伯之春之后世界民主化风暴的中心，万众瞩目。香港人不但是为香港争民主，在客观上也是在为中国争民主。但革命却是香港人不可承受之重，香港和中南海的力量对比太过悬殊。运动耗下去，对香港经济、对普通市民生活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一块标语上写着：“对不起，马路今天的瘫痪是为了明天民主的畅通。”但就算不考虑镇压，市民的忍耐和参与者的精力也会遇到临界点吧？
北京也面临极其艰难的选择。如果像1989一样血腥镇压，必将被谴责、被孤立、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何况这样一个表面强大、实际上危机四伏的政权能否承受住一场镇压之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都很值得怀疑。如果做出实质性让步，不但成就了香港民主，鼓励了香港市民，也激励着中国大陆的渴望民主已久的民间社会。
但这场民主运动已经不是某个人和某个组织可以指挥的了。它已经酝酿的太久，已经携带了巨大的势能，带着香港人的社运经验，带着个人和集体的心酸记忆，带着伤口流出的鲜血、革命的诗情画意和对未来的集体想象，热气腾腾，喷薄而出。另一方面，它完全体现了信息时代Web2.0社运的特点：去中心化的组织方式，网络多媒体的信息及时互动，在场者和非在场者的共享信息和协商，多头指挥和民意相结合，组织行动和自发行动相结合，行动的计划性和随时试错相结合。这种开放的、非集权式的、尊重民意的、激发创意的、灵活应变的社会运动，本身就是自由民主的可贵和迷人之处。这些都影响着运动的走向和可能的结果。
——这场运动所反映的，是两种根本制度的冲突。专制之下，不会允许自由制度的存在。让香港人有真正的普选，就是允许专制堤坝出现一个裂缝，这个裂缝将会导致专制的崩溃。
其实在在波澜壮阔的运动背后，随处可见香港人的悲情和无力感。有一块牌子上写着：“我們不需要催淚彈，我們已經在哭了。”香港人感动了全世界，香港人也需要全世界。无论是媒体、政府、人权机构还是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关注，每一个信息传递，每一个签名，都在参与这这场激动人心的较量。防止专制政权屠杀和平民众，是世界公民的责任。
Dr. Teng Biao is a Chinese human rights lawyer,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China Against Death Penalty,co-founder of the Open Constitution Initiative(GongMeng),now a visiting scholar at Harvard Law School.He has provided counsel in numerous human rights cases, including those of Chen Guangcheng, Hu Jia, and Sun Zhigang.In 2007,he got French Republic Human Rights Prize.
文章来源：RFI
发表日期 2014年 10月 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