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静戈

1936年,父亲考取了中华民国空军航空委员会的军医资格。

第一章 一个热血青年在广州

我的父亲欧阳静戈,原名欧阳子忠,静戈则是他的号,不过父亲很早便将名字中的“子”字略掉,以欧阳忠/欧阳静戈为名,早于三十年代,父亲便常以欧阳静戈为名,欧阳忠则是“别名”。

父亲祖籍是广东省新会县簧庄,祖父那一代就已经从新会迁居至香港,父亲于1911年5月24日出生在香港,祖父跟他的兄弟在港岛湾仔皇后大道东一带,开设一间小工厂,专门制造覆盖沟渠及下水道口的铸铁栅,生活算是小康。

父亲是家中的第四子(顺排第五),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家境尚算不错;岂知天有不测风云,父亲仅两岁那年,祖父害了霍乱,那时这种传染病没有特效药,仅仅一天的时间便骤然撒手人寰,留下身怀六甲的祖母。不久祖母生下我的五叔,欧阳子祥。

可以想像,在那个年代,一个没有了丈夫的寡妇,拖着几个年幼孩子,生活该是如何艰难。父亲与五叔的年龄相近,又因他们两个的童年都在孤母身边度过,两人一起玩,一起入学,感情也特别好。只是,在他们成长的日子里,生活远没有祖父在世时的富足宽裕,兄弟俩奋力读书,几乎年年拿到奖学金,如此,便可以免掉叔祖父要为他们两个交的学费,尽管这样,兄弟两个在家里还是经常受到白眼,人们不相信这两个自幼没了父亲的男孩能有多大出息。

父亲在香港中学毕业后,考上了香港大学医学院,不知是否因祖父英年早逝,而促使父亲有了贡献一生给医学事业的决心,这在当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然而,叔祖父表示港大医学院学费不是一笔小数,他无能为力。而祖母平时生活都要依赖叔祖父,即使儿子考上了令人羨慕的港大,她也因自顾不暇,没有能力助儿子一臂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转折北上广州,1930年考取了夏葛医学院。而五叔欧阳子祥则考到北京的燕京大学,几年以后又通过了当年政府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的考核,进而去了美国留学,后来五叔入联合国供职,退休前一直任中文翻译科科长,1968年病故。

夏葛医学院之前身是由基督教北美长老会女医生富玛丽(Mary Fulton),于1899年创立的,最初是一所女子医学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专门的女子医学校。1901年,美国人夏葛(E. A. K. Hackeet)捐款扩大校舍,以及教学仪器等等,1905年该校改名为夏葛医学院,英文是Hackeet Medical College .

这所医学院在广州近代医学发展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年校方为培养一流的医学人才,不惜从德国聘请教授进行教学,父亲求学七年,都是在德语教学的环境下学习,德国人的那种治学严谨和一丝不苟,影响了父亲从医和作人的一生。(夏葛医学院1936年与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合并,那就是现在的广州中山医学院的前身。)不仅如此,大学期间,父亲曾被推选为学生会会长,不仅学习成绩出色,对各项社会活动也非常积极参与,对于国家前途,他更是视为己任,是一名真正的热血青年。

父亲在他入学的第二年(1931年),中国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紧接着1932年在上海又爆发一二八运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年轻的父亲毫不犹豫率领医学院同学奔赴上海,支援19路军。三年后的1935年,父亲从广州到北京协和医院实习,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毕业之后一定要为国效忠,于是在他毕业的前一年(1936年),参加了航空委员会的军医训练班,并考取了中华民国空军航空委员会的军医资格,成为一名随时可以上岗的空军军医。在那张毕业证书上,还有航空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的名章,及主任周志柔的姓名及名章,签发年份是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

父亲留下其中一幅旧照,英姿勃勃的他身着空军驾驶员制服,左脚蹬在战斗机轮胎上,神彩飞扬,虽然他并非驾驶员,但作为军医,能服务于这些蓝天上的英雄,已令他兴有荣焉,心中充满无比的自豪。另一张则是年轻的父亲脚踏机翼,坐在机身上的照片。

在空军军医训练班学习时,父亲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些空军战机飞行员,其中一张老照片是包括父亲在内的五人合影,其中两位还穿着类似空军便装的上衣,其中一人戴着空军船型软帽,照片背后,父亲用笔注明四个人的名字,依次是:陈汉章、乐以琴烈士、王世铎和林觉天烈士,但未注明年份,据我推测此照应该是摄于1936年。

其中林觉天乃广东台山人,曾在美国民用航空学习,“一二八”沪战之后归国,毕业于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后任中国空军南昌飞机制造厂中尉试飞员。1937年12月9日,敌机空袭南昌,林觉天奋勇驾机起飞迎战,结果敌众我寡,林遭到围攻,并在激战中阵亡,时年26岁。

乐以琴,“九一八”事变之后,弃医从武,参加空军,同为中央航校第三期毕业,在第四大队21中队任副队长。1937年8月乐以琴击落多架敌机,而被誉为中华民国空军史上第一位王牌飞行员,但不幸12月3日,在迎击进犯南京的日军飞机时,因寡不敌众而英勇牺牲,时年仅24岁。

这两位同为1937年为国牺牲的烈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著名英雄,其名一直流传至今,父亲当年在中央航空委员会空军军医训练班毕业时乃1936年(民国廿五年),25岁,在此期间得以结识这两位飞行员,大家同为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怀抱救国壮志,结为好友,并留下这张珍贵的照片。父亲在写下这两位朋友名字的时候,想必是1937年12月底或1938年初,因二位刚刚壮烈牺牲,故,父亲分别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加上烈士二字。

这张照片的背景应该是广州,当年全国空军以广州为主,是因广州最早有空军基础——既有标准机场,又有飞机,故全国空军集中在广州,并设有空军总站,父亲当年便是空军总站的一名军医。我至今还保留了一枚徽章,上有“空军总站/广州/1938”的字样,那是父亲当年佩戴过的。

1938年,中国对日战争正式拉开序幕,而这一年正值父亲大学毕业,据与父亲在同校同年毕业的母亲(梁其容)说,那年夏天,他们几乎在毕业的同时,听到了抗日的炮火声,所有同学都失去了苦读七年庆祝毕业的那份心情,大家忧心重重,不知国家前途如何,更不知自己的前程在哪里。

不久,广州开始沦陷,市面一片混乱,父亲决定趁毕业后的暑假先与母亲成婚,战争中的婚礼隆重之中又显得十分仓促,他们只在广州一家酒楼宴请了一些亲友和同学,便匆匆赶往香港,没有时间度蜜月,不过,母亲一直将结婚穿的那件镂空蕾丝旗袍保留在身边,想不到的是,30年后红卫兵来抄家的时候,将那旗袍作为资产阶级奢侈品抄走。

按照当时的情况,父亲留在香港行医是允许的,而且他出生并长大在香港,对香港应该有一份特殊的亲情,但作为当时热血青年的父亲不这样想,他想的是,香港乃英国殖民地,他是不能委身于相对平静的殖民地生活的,即使这里有他守寡多年的孤母,即使在香港的生活会比较稳定;二来内地抗日战争炮火正隆,也就那么巧,不久上面传来了消息,因战事,上海方面急需救护车,父亲二话不说,马上收拾行装,辞别新婚的妻子,搭渡船到广州,亲自驾驶救护车与友人去上海。

当时的公路状况很差,搭火车尚且还要六或七个小时以上,驾驶救护车赴上海,相信起码要两天以上的时间,其中之艰难,可以想像,可惜的是父亲从未提过。

从上海回到香港以后,父亲发现上海原来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跟母亲商量之后,认为上海一不是殖民地,二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国际大都市,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上海可以立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为国效忠。于是,1938年刚毕业不久的父母,一句上海话不会讲,仅操一口广东话,便勇敢地做了决定——到上海去。

我的父母皆为广东人,三十年代的时候,交通还不发达,上海对于广东人来讲,除了做生意的商人,很少有眷恋家乡的广东人愿意离开家乡,到山长水远的上海定居。父亲的家人中便无一人是在上海居住的,母亲的家人中当年也没有人在上海,因此,他们是不可能到上海投亲靠友的,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妇,只是凭了一股年轻人的热情和理想去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记得父亲还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1938年他离开广州之前,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一位算命先生为父亲算了八字,说父亲这一生不要离开水域,也就是说,要选择在临近河水或海水的地方生活,否则,命途不舛,但是,刚刚大学毕业、相信科学并对前途充满憧憬的父亲怎么会相信算命先生的话呢?

可以做个大胆的假设,如果父亲当年没有做出北上的决定,而是跟母亲选择在香港生活,或开设私人诊所,或在医院从医,那会有很丰厚的收入,生活无忧,人生的道路也会一帆风顺。然而,性格决定命运,父亲那一身热血,便决定了他的一生将不会平坦。

这番假设,我曾在七十年代对受了二十年磨难的父亲提起过,记得父亲当时不语,看了我半天,最后说出一句:那就不是我了。我完全理解他的回答包含了多么沉重的无奈,假设是不存在的,人生也是不能算计的。当年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到,1938年他辞别了他所鄙视的殖民地香港,四十多年以后,他的小女儿我又千方百计地离开北京,来到香港定居。不知这是历史的嘲弄,还是人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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