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五月，马克思200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在德国的报刊和电视台此起彼伏，马克思的故乡甚至举办了空前隆重的纪念会议，还接纳了来自中国的马克思塑像。一般的通例总是这样：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知识分子提起马克思都深恶痛绝，咬牙切齿；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则偏重学术角度，客观臧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观？因为西方人民，除了东德人民（约为全德人口的五分之一）以外，都没有直接承受共产党专制的痛苦，没有切肤之恨。马克思曾经为早期资本主义盘剥下的工人（女工和童工）愤怒地揭露和呐喊。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看到大批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富农，关押在古拉格群的囚犯，被活活饿死的大饥荒中的农民（妇女和儿童），被割喉的张志新和被枪杀的林昭，连问一句为什么都绝不可能。在中国的劳改营里，不仅是劳力的剥削和体力的压榨，更是精神的摧残和尊严的侮辱（所谓的思想改造），手段之残忍，杀管关人数之多，堪称世界之最。而这一切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名义下实施的。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主张暴力无产阶级革命。在《法兰西内战》中重申了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的这两种著作，不是私人信件，更不是个人日记。而是当时就公开出版发行的宣传手册（当时其他著作较少出版）。马克思评说巴黎公社的缺点是“没有占领法兰西银行并没收资金”。恩格斯说假若公社接管法兰西银行，“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分明不像是学者的讲学，简直是绑匪的唆使。
一般的刑法，包括德国和中国的刑法，都是要追究暴力犯罪的煽动、教唆罪行的。马恩本人没有暴力犯罪，但他们是暴力的鼓吹者。凡是被煽动和教唆的罪犯实施了犯罪，其煽动和教唆者也应依法入罪。当然，在苏联、东欧、中、朝、越、古和柬埔寨发生反人类迫害和屠杀的时候，马克思等人早已去世，不可能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历史罪责的清算是不可忽略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反人类灾难，各国的罪魁是共产党集团，而其源头却是马克思。西方人想到的多是马克思的学者思想，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想到的是，马克思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罪魁祸首！德国纳粹肆虐仅十二年，死亡人数以千万计；共产主义的反人类逆行在苏联持续七十四年，在中国还没有尽头，死亡人数则数以亿计。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的血汗工厂和虐待女工，他可以批判，还可以流亡；而对于毛泽东略有不同意见，彭德怀、刘少奇、张志新、遇罗克……则一律治成死罪。经过了文革浩劫和六四惨案的中国人很难把马克思仅仅看作是一种学术概念，总会联想到他的历史责任。这绝不是轻率的感情用事，而是冷峻的历史道义。
马克思有多少功劳？
有人提出，马克思曾经为工人阶级奔走呼号。他反对剥削和压迫，尤其是女工和童工，工时过长，缺乏安全保障，他关心工人子女的教育，捍卫工人阶级的权利，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章程。这些贡献早已载入史册。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为工人阶级呼吁和抗议，马克思并不是最早的。中国的高中生都学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1913年著）。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比马克思更早为工人阶级不平则鸣。傅立叶甚至留下了著名的论断：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各社会主义党派都在呼吁，而马恩没有首创之功，仅有共举之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是英国的经济学中已经成型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首创是剩余价值论。但是剩余价值的论述是不是太狭隘了呢？产品成本是否考虑过市场竞争和风险（破产倒闭）的因素？包不包含资方的投资技巧和智慧？更有没有考虑产品科技更新的重大因素？是不是应该说，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精英才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唯物史观的论点也不断遭到质疑。苏共和中共（东欧、朝、越）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取得了政权以后，亚非拉、北美欧洲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苏联阵营终于垮台。马恩的预言有多少含金量？在马克思200岁冥诞日，曾被中国当局囚禁多年的异议知识分子查建国总结说：一百多年前，马克思面对普遍存在的贫困与不公，以激情和勤奋要为人类寻找人间的天堂。可惜，他那天才的大脑找错了问题的根源、前进的路径，他要用“有形的手”带领人类走向“理想”的终极目标。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为他的密友盖棺定论，他将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推崇为马一生最大的、原创性的两个发明。唯物史观否定主要因人性的善与恶、现状与发展产生的主观能动性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动力，而物质生产方式只是影响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原因之一。剩余价值论否定资产阶级创造新价值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剝削论”虚构了资本家的罪恶。马激化劳资矛盾，以暴力的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一百多年来给人类社会带来无数的腥风血雨，带来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资源与需求的矛盾使“各取所需”永无实现的可能。消灭私有制、市场经济，扼杀人人都应有的对幸福的定义及选择走向幸福的路径的自由权，使“自由人的联合体”成为骗人的空想，而必然走上奴役之路。寻根溯源，不是“歪嘴和尚念错了经”，而是“经”本身就错了。批判马克思是全人类共同的使命，也是我们中国自由民主派的长期任务！
马恩的晚年认知
2018年5月1日，德国《鲁尔新闻》引述了1878年《芝加哥论坛报》对马克思的采访。记者问他真的愿意看到现有制度被连根拔除吗？马克思沉吟片刻后回答说：“我们都明白，暴力举措是毫无意义的。”（注）五年后他去世了。恩格斯于1895年去世，临终前他在《法兰西内战的导言》一文中也肯定了议会斗争的必要性。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对他们过去的暴力言论表示忏悔和明确更正。并以“看看巴黎公社吧，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感叹句结尾。他们去世后，特别是十月革命后，马恩的著作由苏联（战后东德）大量出版，更加谬种流传，贻害天下。中国高校开设的政治课讲授的是国际共运史；跟真实的国际工运史完全不同，一词之差，谬以千里。最早的工人社团雏形出现在英国。德国第一个工人联合会是拉萨尔1863年创建的。次年马克思才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章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69年才在埃森纳赫成立。工人的诉求比较实际：普选权和改善福利待遇。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就是要把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的思想加入到工运中去。共运史介绍的都是马克思和列宁等人对于拉萨尔和社民党的怒骂和指责。欧洲各国社民党的历史不说假话，他们始终把拉萨尔和马恩，以及考茨基、伯恩斯坦、李普克内西、卢森堡等人都并列为党和工运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列宁（斯大林）在取得俄国政权以后，不断地在工人运动中搞分裂，从社民党中分立出共产党，推行暴力革命，直到苏联崩溃。马克思的思想在德国工运中只是在俾斯麦《反社会民主党人法》恐怖时期，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工运活动家遭到追缉而系狱或流亡，组织被压制，出版物停刊。然而毕竟德国社会还存有法治的观念，所以当时的议会仍然留有社民党人的议席空间，工人议员仍然获得选票进入议会表达心声。倍倍尔就是著名的工人阶级议员。工人阶级的音乐美术体育社团暗中维持了社民党的组织维系，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不断取得进步，终于在12年的恐怖之后，俾斯麦死亡，《反社民党人法》不再延续。社民党成为选票最多的大党。此时马恩等人才不得不认可他们本来不屑一顾的议会斗争。但仅仅口头上承认议会斗争是空洞的。马克思年迈多病去世，恩格斯也很少具体实践。争取普选权利，反对雇佣童工，照顾女工，改善工人福利，实现八小时工作制，都是社民党人持续斗争的结果。议会政治需要战略策略，需要组织和演说天才，更需要学识和修养。欧洲社民党人在抗争中赢得了工人的福利，也赢得了政治经验，培育了像威利勃兰特这样优秀的政治家（诺奖获得者），包括多名女性政治家。西欧各国共产党以苏共（共产国际）的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工人利益为中心，从未获得执政地位。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反社民党法》恐怖时期前后因暴政而获得较广泛的认同，此后便一路衰败，现已全面走向没落。
拉萨尔是什么人？
拉萨尔是德国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是社民党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活动家。他是犹太富商的儿子，从小就有神童之才。学习语言学文学和历史，成为哲学博士。德国第一个工人联合会就是他建立的。他在反压迫和反迫害的抗争中跟马恩结识，并互相支持和提携，也互相赏识。拉萨尔不仅是社会主义者，而且是作家和批评家。他写的历史剧《济金根》得到马恩两位的称赞和点评。他还写了《悲剧理念的手稿》，正是因为他的剧本和评论，引出了马恩两人关于悲剧的理论思考。欧洲社民党人都尊奉拉萨尔为思想前驱，并以此而自豪。拉萨尔的主张不同于马恩，他认为国家是民族的共同体，工人应该争取国家的补贴，以合作社的方式改善生活待遇，通过普选权来赢得这样的社会共识。他的理论遭到马恩的抨击，被贬为机会主义。然而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欧洲工人阶级运用普选权赢得了平等的地位，子女完成教育进入精英阶层，融合成中间阶层，社会矛盾不再剑拔弩张。争取选票的斗争是正确的。拉萨尔也不是完人。哥达纲领通过的时候工运就没有接受马克思的提议，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又有多少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呢？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越来越不得人心。
德国社民党对待历史的态度
社民党在纳粹时期遭受纳粹的严酷打击，仍然英勇地抗争到底，是1933年唯一抵制纳粹“授权法”的议会党团。勃兰特流亡北欧在战后回到柏林，重新建党。他已经学到了斯堪迪纳维亚社民党人的经验，对共产主义保持了距离。1959年通过的《戈德斯堡纲领》是从指导思想上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里程碑。虽然文件中没有提及这五个字，但是接受党代表威内尔Herbert Wehner的提议（“告别马克思主义思想言论“），从思想路线上明确划清了界限。纲领七次点名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历数苏联阵营的残酷现实。向西德的选民和欧美各国朝野表达了对暴力革命、独裁专制的深恶痛绝，宣布从阶级政党向人民政党的转变和对社会市场经济和议会制度以及西方民主阵营的强烈认同。仅仅经过了十年，社民党就赢得了西德的执政地位。他们也不否认自己真实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曾经是党的指导思想，所以党史也不遮掩史实。1989年的《柏林纲领》承认党的思想渊源之一是“马克思的社会和历史学说和工人运动经验”。到了2007年的《汉堡纲领》说得更加精确：党的思想渊源是“马克思的社会分析和工人运动经验”。所谓马克思的社会分析，应该就是他对早期资本主义中工人阶级被剥削的地位，生活状况以及与资产阶级对峙的描述和解读。这样的表达，既说明了历史的薪传，又跟暴力和专政理论釐清了分野。说到底，社会民主主义的当代实践，议会道路、多党竞争、非暴力抗争跟马恩的思想已经没有关系。历史是最好的审判官。今天回看历史，恰恰是普选权给工人阶级和下层人民带来了福利，赢得了人权。工人议员在议会说话，穷人的孩子可以进入学校，聪明的孩子可以获得奖学金……。德国社会变成了两头小中间大（极穷极富少，普遍小康多）的和谐社会。而暴力革命和专制独裁的主张在大多数人民中间都越来越没有市场。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神学
德意志民族对他们历史上的人物比较冷静地分析解构，比较宽容地容许争议，是无可厚非的。中国人民跟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不期而遇，是历史的宿命。马克思描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架构，常备军、警察、沿用旧国家机器加以改造……斯大林如法炮制，毛泽东仿制借鉴过来，社会主义阵营哀鸿遍野。马列的两大部分和毛邓等人的成败功过都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否则我们历尽艰辛恐怕仍然不能顺利地进入民主宪政的未来。当然，马克思至今仍然被人们提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这套意识形态打造过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强权，至今足以跟欧美民主宪政国家相抗衡。历史上提倡非暴力抗争的意识形态很多，普鲁东主义，无政府主义、费边主义等等，因为没有暴力组织和专制政府，所以影响不可能持久扩大。同时又因为苏联已经覆灭，这套意识形态在中国也已经是强弩之末，肯定不会长久。近年来中国官方又不断高调宣传马克思主义，习近平甚至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完全正确”。他的言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神学化，给习近平思想加上洋包装，强迫灌输给中国人洗脑。面对这样的新神学泛滥，我们中国人有必要关心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看清马克思早期学说的合理成分和大量的暴力语言及其百年的灾难性后果和精神毒害。其受害人数，远远超过纳粹造成的灾害，也超过历史上人为灾难的总和。如不彻底清理，还将贻害人间。
附注：该报引述的《芝加哥论坛报》的1878年谈话摘要如下：……该记者插话穷追马克思没有说完的话题，为了导致政权更迭，就必须让各个国家都血流成河吗？马克思微笑道：“人们不必为了预见在俄国、德国、奥地利，乃至可能也在意大利发生流血革命，去当一位社会主义者。”好一个闪烁其词似是而非的答复。该记者到头来也没搞清楚，应该怎样估价马克思。这位社会主义的雄辩大师是一个高度善辩的人。他有一颗经济科学的头脑，却跟金钱打不好交道。大半辈子都依靠最好的朋友恩格斯的施舍度日。他抨击宗教的双重道德，可自己又同他的女管家德穆特偷偷摸摸地生下了非婚生的孩子。他起草了一部消灭资产阶级的纲领，自己却又极其注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役使家仆，海边度假，子女学钢琴。他筹划无产阶级的专政，却几乎跟工人群众缺乏任何接触：难得跟工人们的互动多半总是不欢而散。有一回，他想在街上调停一场工人们的争吵，结果工人们向他冲撞而来，甚至揪扯他的美髯。（译自Rhur Nachrichten 德国鲁尔新闻1. Mai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