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乡下散漫地呆了两年,回北京后参加一些活动,多不适应。有一个较深的印象是,遇到的一些人物多脸谱化,数年不见,苦大仇深的、悲壮莫名的、成功得意的,类型化了。人们少了自己的个性,少了一份成熟者的从容、舒展。笑嘻嘻的人们也各有自己的pose或logo,有些人像被掏空了一样,精华丧失,人拘着,抽搐了。这让我难过,这些人确实是精英啊,年轻时都是百里千里挑一的人才,现在也仍是世俗社会意义上的成功者,但精气神呢,人的魂魄、理性、元气呢?似乎萎缩了。

我一度以为这个观察只是我对“相由心生”一类的偏执理解,我着相了,但在跟二三朋友交流的时候,才明白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电影导演王兵是我的同龄人,长年在外工作,风霜尘色已经写在他的脸上,看着他农民式的双手、晒得黑红的脸膛、精气四溢的神态,我们可以理解他那几部饱满而力量强大的电影。《铁西区》、《和凤鸣》、《夹边沟》等等确实挑战了我们的心智。但王兵跟我聊天,勉力我多做事,谦虚地说,再不做事就对不起自己了,人生这么短,转眼就到了中年,想起一二十年前,自己最看不起的就是那种虚无、混世的中年人,没想到一转眼自己就成了曾经仇恨的那种人,成为年轻人轻蔑的中年人……这样的话让我感动,也勾起了我青春少年的梦想。

是的,“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这是鲁迅的话,20世纪的中国,“人谁不爱鲁迅?”但是现在我们都放弃鲁迅了,我们放弃了年轻时的理想、纯粹、淑世情怀。

这两年周围毕业纪念的活动也多了,跟朋友聊起,多感叹记忆里尚是清纯的同学转眼间居然是酒色财气的社会中坚。诗人陈初越是我知道的仍执着自己理想的朋友,他在主持《南风窗》杂志时写的一些政论曾激动过读者的心灵,后来退到边缘,却也像是回到纯粹的青春;他来北京期间送我一本自印的诗集,说是纪念。聊起生活,他几乎完全拒绝了世俗意义上的日子,跟文学界也不来往;说起多年来中国人的话题,房子车子票子,陈都了然,但不挂怀,而关于诗,则一谈起就停不下来。他跟我谈起新诗和旧体诗的味道,如何戴着镣铐跳舞……让我羡慕他这个奥登的中国传人,仍有着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

80年代的我们确实青春意气,确实在清水煮白菜的生活里都能贴近自己的生命。但能坚守者有多少呢?陈初越跟我讲学写旧体诗的经验,诗的意味,让我想到有人读齐邦媛传记写下的话,“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中也似有强韧的生命力……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

我们八九一代人已经中年,多半小康即坠,融进中国生活中去了。人格文格渐卑而庸福近,但曾经的自己并不如此,我们本来以为自己是可以教训教化的,是可以自觉觉他、自度度人的。我还记得80年代的中国是萨特等人管领风骚的年代,萨特在几代中国男人心中都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他和同学阿隆构成了人类思想的两极,如此奇特地充实了我们当代的文明。但是,用80后的朋友质问我的,中国的假阿隆们不说也罢,现在还有萨特那种坚守的人吗?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个大概是同龄的朋友谈曾经如何崇拜萨特,说自己已经成功小康,住在二百多平米的房子里,突然想起了萨特,心里明白了自己的背叛。萨特一生都没有什么财产,住在租来的两居室小房子里,几乎没有一天不工作。

有人说,他终于放弃在萨特式的小房间里生活的那一天,可能就已经不是真正的萨特“信众”了。“过了三十几岁,我终于耐不住为享受搬了家,我买了家具,布置了窗帘,坚持了一年没买冰箱,后来也忍不住,自己做饭了:这就等于叛变了。”这种背叛其实不是背叛了萨特。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也。这并不意味着理想跟身体无关,跟生活享受无关。坚持并不意味着清心寡欲,过苦行僧的生活。因为明心见性者在生活和关怀中通达无碍,鲁迅、胡适都是注重生计、很会享受的人,胡适晚年还劝过唐德刚要学着攒点儿钱;但这不妨碍他们一生成全而非背叛了自己。只有背叛者才在两极之间跳跃,今是昨非,青春是盲目的,如今中年才看透了。这种人生现象,正是传统中国文化总结的小人反复,他们未能精进成为于人于己有益的君子。

朱学勤曾有名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也许是到了张贴寻找八九一代人启事的时候了。当然,每一代人中,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和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而其余的人都背叛了它。我希望我有勇气像安-兰德那样说,向这些为数不多的人致意。其余的人与我无关,他们要背叛的不是我,他们背叛的是自己的灵魂。

余世存工作室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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