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次十六大，我想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1、江胡的矛盾与胡曾的矛盾
中共十六大闭幕，胡锦涛接任总书记，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增至九人，江派人马占多数，更明显的迹象是，在十六大后的官方媒体上，江泽民仍居首位。由此可见，这次权力交接并不象初一看去的那样顺利完整。报上登出两张大照片，江胡双核心并列。使人联想起当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主席并列的大照片。
这里有两个矛盾，江胡的矛盾和胡曾的矛盾。毕竟，江胡的关系不同于邓江的关系。江是邓指定的，因此邓对江的态度是能支持就支持，能不换就不换。九二年南巡前后，邓对江很不满意，最后江却能化险为夷，其间固然有曾庆红的政治手腕，但也和邓在主观上对江这位他自己指定或认可的第三个接班人不愿意再撤换的心理有关。胡不是江指定的，江对胡的态度大概是能不支持就不支持，能换就换。如果上述邓江之事发生在江胡之间，那江还不趁机把胡给换了？
胡锦涛与曾庆红的矛盾也是明显的。在《第四代》一书里，作者宗海仁这样写道：“到目前为止，曾一直被认为是胡锦涛执政的最大威胁，甚至可能取代胡锦涛。不可否认，曾庆红确胸怀大志，但他几乎不可能取胡而代之，原因是曾庆红无机可寻。首先是胡锦涛不会不改革，第二是胡锦涛比曾庆红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第三是胡锦涛比曾庆红年轻三岁。这一切决定了曾庆红极可能充当乔石的角色，只是可能比乔石发挥得更出色一些。”但是，《第四代》也承认：“如果真的出现胡锦涛执政能力不佳的状况，中共十六大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将会推举曾庆红为新的最高领导人”。
然而从目前的政治格局来看，胡锦涛很可能“执政能力不佳”，幕后有江泽民监视，周围有江派人马掣肘，胡锦涛处在内外夹攻之中，能有多少自己的空间？再说，十六大并没有解决如何确立接班人的问题，胡锦涛是邓小平所谓“第二代”隔代指定的，那么接下来所谓“第五代核心”该如何确立？眼下谁都说不清。很可能是由这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确定，而其中江派人马又占多数，如此说来，曾庆红取代胡锦涛的可能性不可低估。就算胡锦涛在十六届任期之内找不出理由挤下去，到了十七大总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好机会。
胡锦涛不会对自己的处境没有感觉。尽管到目前为止，胡对江和曾都百依百顺，但是连宗海仁也承认，“谁能保证，胡锦涛不会变成1992年春季的那个江泽民？当时的江泽民正图谋报杨氏兄弟对他夹击的一箭之仇，胡锦涛有朝一日也许也会记起江泽民曾庆红对他的夹击”。
2、“六四”问题和法轮功问题
江泽民任内，没有顺应人心平反（姑且用“平反”二字）“六四”，那么在胡锦涛主政后，“六四”是否会解决呢？不错，“六四”的当事人，死的死了，退的退了，新班子和“六四”都无直接关系，若“平反”则少了一层障碍。但是，“六四”不同于“四五”，“平反‘六四’”势必会涉及到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最起码的，当局也需要明确做出实行民主的承诺，并从终止政治迫害开始做起。新班子有没有这种眼光和魄力？令人怀疑。尽管我们都知道，启动民主进程乃留芳百世之丰功，但“肉食者鄙”却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第四代》里有句话很是突兀。作者说：“如果给曾庆红适当的政治活动空间，他会公开平反六四，会开放党禁报禁”。我不知作者此说的根据何在。在介绍第四代领导人对各种重大政治问题的见解和主张时，宗海仁一般都引用他们的对外发言和内部讲话为根据，但上面这段话却没有给出任何出处或其他根据。
假定曾庆红在私下确实讲过这种话，问题是它有多大意义呢？我也听几位“自由化”的朋友说起曾庆红在私下对他们的友好表示，我不怀疑这些朋友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然而我不敢由此引出进一步的结论。我认为这和曾庆红的特殊身份有关。正因为曾庆红是江泽民的心腹，倍受信任，所以他在私下讲些“出格”的话不会遭到猜忌；别人要这么讲就会惹麻烦了。又正因为曾庆红只是江泽民的高参，本人并未主政，这就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江泽民做了的好事，人们把它记在曾庆红帐上，认为江是采纳了曾的主意，江没做的好事，人们又把责任搁在江的名下，认为是江没有采纳曾的主意。于是在这些人心目中，江做的好事有曾的功，江做的坏事没曾的份。这真是一种奇妙的逻辑。
当然，有人愿意对胡或曾抱某种希望，其心情也可以理解。因为第四代面前还有机会，不象江泽民，棺未盖而论已定。在政治改革方面，第四代再差，还能差过江泽民去？
九七年，江泽民首次访美，我在以海外民运团体的名义致江泽民公开信里写道：“处在你的位置，不为大善，即为大恶；君子禽兽，只争一线。”
那时，江泽民已经掌稳大权，如果他要启动民主改革并不会遭遇多少阻力，也不致引发多少混乱。这就是为什么九八年克林顿访华要对江泽民勉励有加，这也是为什么一大批异议人士要在那时积极筹建民主党，因为他们都认定，如果江泽民愿意扮演民主推手，此其时也。我当时从策略的角度不赞成组党活动，可惜未被这些民运朋友们采纳。这也难怪，因为他们一度以为江泽民有政治改革的意向（大概也听到了一些令人振奋的小道消息）。照他们想，如此顺天应人、留芳百世之美事，江泽民干嘛不做呢？
记得在那时我写文章，一方面力劝组党缓行，另一方面则向江泽民政权提出警告：如果此刻镇压组党活动，以后便再难启动民主进程。好比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开到岔口，一旦选错了道你就无法回头，除非一直开到下一个岔口才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可是，江泽民终于选择了镇压，从此他就失去了启动民主化的主动机会。江泽民无非是想，凭着“六四”屠杀的威慑效应（“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短期内民间不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他只消抓一小批“带头闹事者”，无须乎大开杀戒，制造流血事件，就可以达到维持专制的目的。江泽民放弃了为善（而且是大善）的历史机会，他选择了恶，不过他以为还不是大恶；他以为沾“六四”的光，他可以免于做大恶之事。
就在这时，发生了4.25 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事件。其实，这不过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上访，而且它已经通过对话而解决；但是对于已经下定决心坚持专制而神经紧张的江泽民，法轮功却是不可容忍的，于是，江泽民不顾若干同僚的劝阻，一意孤行，下令镇压法轮功。江是没有信仰的人，他对信仰的力量茫然无知。他没有料到法轮功竟会顽强的抗争。独裁者的逻辑是死不认错，三年多来，江泽民为镇压法轮功用尽了一切残暴、卑鄙的手段，欠下了几百条命债，极大地毒化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铸下不可原谅的大恶。然而，法轮功并没有屈服。官方私下也承认，至今仍有六、七万法轮功学员（这只可能是一个被缩小的数字）“拒绝转化”，冒死抗争，甚至就在军警密布，戒备森严的十六大期间的天安门广场，居然还有法轮功和平请愿。法轮功无疑是江泽民的梦魇。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在这场看上去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法轮功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第四代走上前台，他们将如何对待法轮功？是纠正江泽民的荒唐决策，还是接过镇压的大棒，把江泽民欠下的债自己接着背下去？
照理说，对第四代而言，平反（姑且用“平反”二字）法轮功并不难，因为即便站在维护中共统治的立场，镇压法轮功也是极其错误的。平反法轮功并不必然导致对中共统治的挑战。法轮功这个中共政权的劲敌生生是让江泽民一手造出来的：你把他们当作敌人，他们不能不是你的敌人；你不把他们当作敌人，他们就不会是你的敌人。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先例，譬如基督教之于罗马帝国，譬如佛教之于古代中国的某些王朝。
话虽如此，但是要让中共第四代纠正江泽民这一显而易见的错误，却相当不容易。正因为镇压法轮功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一旦认错纠正，共产党的权威还能保得住吗？错犯得小还可以改，错犯得越大越不能改，因为错犯得越大越担心改不起。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谁不知道毛泽东的三面红旗闯了大祸？但是他们依然要维护毛泽东，恶毒攻击彭德怀。甚至连彭德怀本人最后也要违心地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字画押，承认自己犯了“反党”的错误。这就叫“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威信，维护领袖的威信”！
然而，如果所谓第四代连纠正镇压法轮功这样的错误都不敢，那也就意味着他们将把江泽民欠下的命债让自己背上，并且沿着江泽民的罪恶之路继续走下去，不为大善，即为大恶。这也是一条不归之路。
3、中共第四代会启动民主进程吗？
那么，中共第四代有没有可能着手启动民主进程呢？
许多人都认为第四代是务实派，是实用主义者，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对自由民主抱有多大的偏见和敌意。我承认这很有可能，时至今日，就连傻瓜也知道自由民主制度更优越。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有知识，无信念。在缺少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你很难指望他们会启动民主进程。
黎安友教授认为，如果中国出现出现经济危机、政治僵峙和国际压力的同时并发，胡锦涛、曾庆红们有可能做出非常的举动，。但问题是，如果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老路上走得太远，到后来他们手中还有多少牌可打？
现在，中共领导人是以发展经济为借口，并以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为资本，抵制和拒绝民主化。他们无视、起码是低估了在经济繁荣背后的深刻危机。卞悟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二十一世纪》2002年八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一文里写道：如果在眼下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感觉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等到经济发展的活跃阶段过去（毕竟任何经济都不能永远超常增长），那时许多原先被高速增长掩盖着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形成我们在印尼“苏哈托繁荣”之后看到的“危机激发的迟来之民主”。在印尼以这种方式启动民主所经历的混乱，人们都看见了。然而要知道印尼毕竟还不是经济转型的国家，那里的腐败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性质上都不能和当今的中国相比，具体而言，中国如果等到公共资产不明不白地“流失”完毕后再来搞民主化，长期被说成是“公有资产”主人的公众一旦有了知情权、监督权乃至政府命运决定权时，却发现他们那一份资产已被抢光偷光，那时的中国将出现怎样的局面？
《北京之春》2003年1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