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美伊之战已经开打二十天了。由于双方实力悬殊，没有什么人怀疑这次战争的结果；但是对于这次战争的正当性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与争论。
正如法拉奇所言，如果在911发生之初，在世贸大厦浓烟未消之际，美国就发动对伊拉克之战，断然不会遭到现在这般强烈的反对。当时，布什总统誓言反恐，宣称“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想来在那时，对此言不以为然者也大有人在。可是，911恐怖袭击造成的震撼太强烈了：它针对无辜平民的极端残忍，它匿名偷袭的极端卑鄙，它对现代人生存底线的猖狂侵犯，以及它对于地球村共同秩序的巨大威胁，不能不激起全世界人民的感同身受和同仇敌忾。人们普遍相信，世界由此而改变。在这种氛围下，一般人对美国可能作出的任何激烈反应都比较容易体谅，比较容易接受。伊拉克的萨达姆。候赛因政权既然公开为911喝采叫好，又长期支持巴勒斯坦的恐怖活动，分明是站在恐怖分子一边（这里还不说它对本国人民的残暴和对联合国决议的蔑视）。如果当时美国就把萨达姆政权列为反恐之战的目标予以打击，估计多数人是不会反对的。只不过在当时，美国正急于找出911袭击的元凶，必须集中力量打击本拉登和塔利班，因此放过了萨达姆。等到一年后，美国打赢了阿富汗之战，再打算回过头来收拾萨达姆时，世人多半已经对911震撼的印象有些淡薄了，另外的一些感觉抬头了，所以也就对攻打伊拉克不大容易接受了。
在去年纪念911一周年时，我写过一篇文章“反恐之战任重道远”。其中写道：反恐第一仗——阿富汗之战——打得比许多人预先估计的要顺利。可是就整个反恐事业而言，情况却未必那么乐观。在911之后的一年间，恐怖主义并没有消声匿迹，好像倒更活跃更频繁更广泛。至少在我的印象中，过去的一年是恐怖主义最活跃的一年，是恐怖袭击最频繁的一年。我强调：“尽管有不少人在谴责美国借反恐之名行扩张之实，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不过，我以为更值得忧虑的是眼下的反恐方式能否奏效，人类如何才能战胜恐怖主义。假如在反恐之弦紧绷的现在，恐怖主义还能如此顽抗，等到人们神经疲劳、警惕松懈的时候呢？今天的恐怖分子还不握有高度杀伤性的武器，以后呢？仅仅防备是不够的，除非我们变成警察国家，否则我们防不胜防；仅仅打击也是不够的，因为老的恐怖分子消除了，还可能产生新的恐怖分子。成功的反恐策略必须能够造成足够的威慑效应。你会说，对于911恐怖分子这类进行自杀式袭击的亡命之徒，‘奈何以死惧之’？但问题是，执行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只是工具，那些在背后策划和支持的政府和集团未必也愿意自杀，所以，威慑战略仍然是可能的。”
众所周知，美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非打伊拉克不可。起初，美国是要求萨达姆下台。如果萨达姆自行引退（或者是被同僚逼退或被民众推翻），我很难相信美国还要向伊拉克开战。问题是萨达姆没有退位，萨达姆还稳坐钓鱼台。这就使得美国政府面临艰难的抉择。如果美国政府听任萨达姆这种公开支持恐怖主义的暴虐政权继续存在，那会不会鼓励恐怖主义？起码是形不成对恐怖主义的足够威慑力，后患无穷。然而要是攻打萨达姆，那会不会进一步激化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会不会导致重大伤亡，反过来进一步刺激恐怖主义或者是骑虎难下？在这里，每一种决策都包含着巨大的副作用，巨大的不确定和巨大的风险。你可以说战争必定是恶，但有时它是必要之恶。
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谈论核战争的危险了（虽然它并未消失）。可是在二三十年前，核大战的危险是人类最大的梦魇，令人谈虎色变。如果我们要回过头去探讨为什么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居然没有发生核大战。从理论上讲，那也许是威慑理论发挥了作用，核国家相信发动核战争必定招致对手的报复，玉石俱焚，自陷灭顶。另外，一个具体事实大概也是重要的，那就是，最早拥有核武器，最早拥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并且始终在核武器军备竞赛中占优势的国家恰好是美国，而不是别的什么极权专制国家。□
《北京之春》2003年5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