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香港的博智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陈子明等人合著的一部纪念1976年“四五”运动的书，书名是《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三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作者有陈子明、曹志杰、贺延光、周为民、王军涛、李西宁、孙庆祝、刘迪、李盛平、毕谊民、草峰等四五运动的参加者，另外，还有研究文革史与思想史的学者印红标。
这批四五运动的英雄们，当年都只有二十几岁，有的在当工人，有的在当插队知青，有的是工农兵大学生。其中最年轻的是王军涛，当时只是十六岁的高中生。身份最特殊的是陈子明，此前，正在当工农兵大学生的陈子明，因为和同学的私人通信被检举揭发，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学籍送到北京郊县农场劳动改造。四五那两天农场放假，陈子明回到城里家中，正好赶上了四五运动，并被群众推选为代表与政府方面谈判，事后又回到农场。后来中共到处搜捕四五运动中出头露面的活跃人士，作为当时报纸上说的几个“小平头”之一，陈子明自然是搜捕的重点，可是他却安然地躲过了这一劫，因为当局没有到农场劳改队去搜捕。当局万万没想到有个小平头原来竟是在农场劳改！
本书的十几位作者在文章中分别讲述了自己在四五运动期间的亲身经历，回顾了自己的成长背景，包括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各自的思想演变过程。有的文章还论述了“四五”运动的历史意义，并对当前中国政局作出了自己的的分析。
自从1949年10月1日以来，天安门广场就一直是毛泽东接受广大群众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地方；然而在1976 年的4月5日这一天，这里却爆发了有数十万民众自发参加的抗议并喊出“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口号。仅此一端，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四五运动确实称得上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转折点。
四五运动过去三十年了。尽管早在1978年10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就已经为四五运动平反，但是，出于对群众自发性抗议这种形式的深刻恐惧，中共仍然不允许人们充分地展示这段历史的真相，并且还编出种种说法予以扭曲。最荒谬的一点是，当初，四五运动被共产党扣上“反党”的罪名，后来，共产党却又厚颜无耻地宣称四五运动是“党领导的”。这本书的作者都是当年这场运动的参加者并且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现身说法使得这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这本书里，作者也对种种扭曲历史真相的说法，譬如“邓小平后台说”、“贵族造反说”，给予了有力的澄清和批驳。在三十年之后回顾四五，由于有了较长的时间距离，很多事情及其意义可以看得更清楚。再加上其中几位作者在以后的三十年间还积极参与了其他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称得上饱经沧桑，因而积累了更厚重的知识和洞见，从而也大大增加了这本书的份量。
四五运动在北京发生时，我还在成都当临时工。未能躬逢其盛。成都没有“四五”，但成都有个“三五”。1976 年三月五日这一天，重庆钢铁公司的技术员白智清，专门坐火车从重庆赶到成都，在市中心的盐市口贴出了他早就写好的六千多字的大字报，点名批判张春桥，顿时引来许多观众。我前后两次赶到现场。尤其是在晚间，盐市口聚集的人群数以万计，群情激愤。当时我有个强烈的感觉：如果中国就只是成都，如果是在冷兵器时代或者是热兵器的初期阶段，那么今晚人们就完全可能演出攻打巴士底之战！
当年康有为游历欧洲发表感想说，欧洲之所以容易发生革命或政变，是因为欧洲的皇宫的城墙要比中国的低矮的多。此论引起不少人的讥笑。其实不然。在历史上，当其它重大因素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常常是细节决定成败，是一些技术性的因素决定了事情的难易。
记得1990年5月我造访布拉格，行前就想好一定要看看那个发生天鹅绒革命的市中心广场和鼎鼎大名的查理大学。我发现那个广场其实很小，站上万把人就显得很有声势了，查理大学离广场很近，抬腿就到。从北大清华步行到天安门起码要两小时。自发性的群众运动靠的就是一时兴起，一鼓作气。想想看，要使北京大学生从海淀走到天安门，那需要积蓄多少能量才做得到啊！
政治学家早就指出，在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里实行专制要比较容易些。原因之一是，在那里，专制者更容易发挥他们的组织优势。专制社会的特点是统治者有组织，老百姓无组织，以组织对无组织，以集体对分散的个人，前者自然占便宜。但是，什么叫组织？组织无非是有相同信念而能采取共同行动的人群。社会的规模越小，人们互通声气、协调行动所需要的成本（精力、时间）就越低；反之则越高。三个士兵很难管住三十个犯人；因为只要有三五个或七八个犯人秘密串通一齐动手，便足以制服三个士兵。可是，三万个士兵要管住三十万个犯人就容易多了，因为你很难让几万个犯人秘密串通同时采取行动。
关于北京的四五运动，我是从收音机里知道的。虽然官方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但是我和我的很多朋友还是一下子就明白了天安门广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种激动真是难以形容。无论如何，我们毕竟有了这一天，在暴君还活着的时候就对他大声地说出了“不”。紧接着，四月七日八日两天，在中共当局的命令下，全国各地举行游行集会，演出了一场“举国上下亿万军民愤怒声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大闹剧。可以想见，有很多人前两天刚参加了四五，后来又被迫参加对自己的“声讨”。这该是何等的荒诞。中共能如此地玩弄亿万人民于掌上，其实靠的就是垄断媒体，禁止人们的言论自由。这使我更加确信，言论自由是极权专制庞然大物的阿基里斯之踵。唯有争取言论自由，才是对极权专制的釜底抽薪。
《博讯》2007年2月10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