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阳谋之辨
李志绥医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在一九六六年发生。”
这一见解可说与我不谋而合。我在87年1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陆铿先生的采访中讲过这样的观点。我认为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只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像，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毛确实玩弄过“引蛇出洞”的阴谋。如李维汉所说，毛在5月15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已经在暗中布下反右斗争的天罗地网，但对外却仍然积极鼓励大鸣大放。事实上，最尖锐的右派言论还都是在5月15日以后才放出来的。如：5月18－19日，北京大学开始贴出鸣放大字报；5月21日，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5月22日，罗隆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5月23日，人大学生林希翎演说批评中共实行封建社会主义；5月24日，清华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墙；5月30日，葛佩琦鸣放发言被篡改为“杀共产党人”，登在报纸上；6月1日，储安平批评中共实行党天下；如此等等。“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可以被看成一个转折点，它恰好说明反右并非毛的初衷。
李慎之认为毛早在57年1月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决定要“引蛇出洞”。毛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弥补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
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不过依我之见，毛的这段讲话只是表明他事先就估计到会有错误言论出笼，但并不表明他当初提出双百方针，鼓励大鸣大放的本来目的就是诱敌深入，就是为了搞一场反右。
这里，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被毛后来批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的《文汇报》，本来在1956年5月就已经“自动”停刊，原班人马被转去北京办《教师报》；然而到了夏天，中央又决定《文汇报》复刊，要徐铸成任总编辑，贯彻双百方针，并特地强调要“有职有权”。若说早在56年夏天毛就开始“引蛇出洞”，准备反右，显然是很勉强的。若说早在56年夏天毛就在“放长线钓大鱼”了，这条线岂不是也太长了吗？
还有，丁玲、陈企霞早在55年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可是到了56年却又悬置起来，重新审查，大有平反之势。胡风集团也有类似的情况。55年批胡风，一大批文化人被打成胡风分子锒铛入狱，可是到了56年春，若干胡风分子却又被放了出来。不错，等到反右运动起来后，丁玲、陈企霞和那些被放出来的胡风分子又重新被收进网中。但问题是，像这样抓了又放，放了又再抓，何苦呢？可见中共的想法前后是不一致的，起先的想法是放，中途却变了主意，所以后来又抓进去了。
在鸣放期间，费孝通发表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知识界引起广泛共鸣。单单是文章的标题就表明，在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感觉中，相对于此时的“乍暖还寒”，此前的政治气候有如严冬。事实上，经过先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民主党派早已被边缘化，有职无权，知识分子则万马齐喑，噤若寒蝉。既然如此，毛泽东有什么必要还要对他们大动干戈呢？尤其是，毛何苦还要亲手把已经缴械投降的对手再扶起来，并亲手把武器交给对方，放手让对方再来攻击自己一阵，然后自己再还击，从而把对手再一次打翻在地呢？
因此，合理的解释是，在当初，毛摆出开明姿态，营造宽松气氛，动员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参与鸣放应该是别有所图。毛动员党外帮助党整风，说到底，就是想利用党外整党内。
这和后来毛发动文革，利用造反派打倒走资派的思路很类似。试比较毛的两段讲话。一段是毛在1957年3月2日的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另一段是毛在1967年2月3日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讲的——“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的、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不是很相似吗？
流产的文革
毛凭什么以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可以为他所用？这固然是因为他当时极度自信，自以为功高天地，万民皆心悦诚服。但也不尽然。毛之所以敢于发动党外力量，也是因为他相信共产党大权在握，党外人士都在他的控制之中。民主党派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他们都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是依附于共产党的，谅必不敢造次。假如“他们的子弟”由于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要学匈牙利，”毛说，“挪到他父亲那里就要打屁股。”毛的如意算盘是，正因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长期受冷遇，如今突然受到重视，想必会感激涕零，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知恩图报；于是正好为我所用。
在当时，毛认为对自己权力形成掣肘的主要来自党内，党外根本没有那份力量，所以他想利用党外整治整治党内。毛决不是对党外更信赖，他当然知道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更不可信。他只是想利用一把而已，像文革中的造反派，用完后该收拾的还是要收拾的。这就是为什么早在57年1月毛就会讲出“让他们闹够”，“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这些话（见前述李慎之所引毛的讲话）。毛多次在党内高层中讲“不要怕放，不要怕放出毒草”，“毒草除掉可以当肥料”。毛的意思并不是说“放”的目的就纯粹是为了让牛鬼蛇神出笼，以便聚而歼之。毛是希望“放”出对他有利的东西，毛是把放出毒草看成是在实行放的方针时不可避免的副产物，因而不要因噎废食。
1957年3月10日，毛召见徐铸成。徐小心翼翼地问毛怎样才能把报办好，既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又不犯修正主义的错误。毛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谈到了防止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的文章都多少存在片面性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的东西，片面性比较少。”这实际上是暗示知识分子扮演姚文元式的角色。可是，绝大多数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并没有扮演姚文元式的角色。随着鸣放的深入，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越来越尖锐。
锋芒所指，不仅涉及到毛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毛的政策，甚至涉及到毛本人。毛想利用党外整党内的计划完全破产，于是毛决定狠狠地整整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反右。
所以朱正要说“整风－反右”是流产的文革。
不妨再引用一段李志绥的回忆。作为毛的医生，李志绥能够观察到毛的情绪的起落。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后矛盾的讲话更能说明问题。李志绥观察到在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后来毛还对李志绥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
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我们知道，毛是最不肯认错的，而这句话却是委婉地承认自己先前的估计有误。这对于我们弄清楚毛发动整风和反右的动机，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一个后来人的思考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余生也晚，反右那年，我还在上小学。后来我常想，如果我早生10年，定然在劫难逃。以我的个性，不用共产党反复动员，也是要发言，要提意见的；以我的思考能力，讲出的话多少会比一般人深刻一点，不打成“反动”才怪；就算我能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比较缜密，不容易让对方抓住什么把柄，那多半也无济于事，反右斗争的风暴一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再有，以我的出身背景，即便在鸣放期间守口如瓶恐怕也不行，因为你架不住别人对你平时言论的揭发，因为你很难掩饰住你对那些右派言论的同情和对残酷斗争的反感，所以到头来还是很可能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文革期间，我开始了解到反右运动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我发现，和文革中出现的各种所谓异端思潮相比，57年的右派言论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丰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纯正得多（这并不是说文革一代人的素质比右派低下。这只是因为文革一代的成长环境更恶劣）。
我从57年右派言论中获得的启示，要远远超过我从文革中异端思潮所获得的。
反右运动无疑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字狱。我当年苦苦思索的问题是：从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我们究竟应当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在共产极权制度下争取自由民主，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原则与策略。
不少过来人事后总结道，当初他们的错误就是对共产党太轻信了。这种总结未免肤浅，因为权力的本性就是扩张，越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越是容易滥用，自由民主正是要求人们对权力怀有戒心。如果你对权力一味信赖，以为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自我克制，那本身就说明你对自由民主还缺少深刻的理解。然而，这决不是说装聋作哑，缄口不言就是正确明智的选择，因为那等于是自我阉割，向暴政屈服。这就使人陷入两难：相信共产党有诚意而去给党提意见，这是幼稚的；不相信共产党有诚意而默不作声，也不可取。那又该如何是好呢？
问题在于，任何美妙动听的诺言，除非当它不再是单方面的恩赐而是双方面的契约，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具有约束力。西哲说，宪法不能仅仅停留在统治者的口头上，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被称为宪法的一纸条文上，宪法必须铭刻在广大公民的心中。当毛泽东许诺言者无罪时，我们用不着费尽心机地去猜测他有没有诚意。或者说，我们必须假定他没有诚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自问的是，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言论自由的含义？究竟有多少人充分领会了言论自由的价值？因而当统治者试图压制言论自由时，究竟会遭遇到多大程度的抵抗？
这种抵抗是否足以阻止住权力的滥用？如果你发现现实状况还远不能令人乐观，那你就会知道，你眼下首先要做的事还不是向共产党提意见，而应是向人民阐扬言论自由的原则。既然毛泽东讲了要实行言者无罪，既然宪法上也写有言论自由，这正好为你阐述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话头、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去充分利用这个机会阐述言论自由原则，努力使之深入人心。却匆匆忙忙地就去兑现言论自由，就去放言无忌地批判共产党，那么只要共产党一翻脸，我们就必然会整得很惨。挨整之后，我们只去怪共产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归根到底，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是因为言论自由的原则还没有铭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故而还不足以构成对共产党滥用权力的有效约束。我打过一个比方，屋子漏雨，你不能怪老天爷下雨，因为老天爷总是要下雨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努力想办法把屋顶修理好。不是总说自由民主要靠争取不能靠恩赐吗？什么叫争取？争取与其说是面对统治者，去测试统治者的雅量或容忍度，不如说是面对人民，争取人民对自由的理解、领会、支持与捍卫。
应当说，共产党在当年能够赢得反右斗争的胜利，那其实跟当时大多数民众是否真心拥护共产党没有多少关系。不错，共产党为了发动群众斗争右派，他们把右派的观点简化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复辟旧社会”。在当时，也许确实有不少民众认为“新社会”
比“旧社会”好，真心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他们就很容易站在右派观点的反对立场。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要把当时民众对共产党的拥护程度估计太高了。如果共产党不是意识到右派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传染性也就是赢得人心的可能性，如果不是有一部分工农都已经走上街头群起抗争，共产党就不必那样急急忙忙地去打压，去反右了。更进一步地说，就算多数民众真心拥护共产党，这和他们赞同、附和以及参与对右派的迫害其实是不相干的。因为反对右派的观点和侵犯右派的言论自由根本是两回事。问题不在于当时的右派是否处于少数，问题在于当时多数人是否具有保护少数的观念。问题在于当时多数人是否懂得、从而采取“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立场。这也再次说明，争取自由，首要的不是尖锐地抨击时政，尖锐地批评统治者；也不是为民请命，代表多数老百姓去讲话；甚至也不是某些人理解的启蒙，即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某种特定的主张或意见告诉大家，去赢得多数的赞同。真正重要的是，首先要让大家学会对各种不同意见的宽容和对异议者权利的保护。简言之，是让大家理解和掌握言论自由原则。
重申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原则有两个特性。一、言论自由原则是对共产党专制制度的釜底抽薪。有些原则一时间看上去和共产党专制制度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但是由于共产制度的巨大灵活性，它完全可以把这些原则统统吸纳而仍然不改其专制性。像资本家入党和物权法，放在毛泽东时代都是不可想像的，如今却堂而皇之地载入党国的文件和法律，同时又不妨碍共产党继续专制下去。言论自由则不然，一旦有了言论自由，共产专制就不复存在。二、有些原则，例如三权分立，多党制，对共产专制也有颠覆意义，但是党国可以公开地否定它们。言论自由却不同，言论自由原则是共产党在公开场合下也不得不承认的。这就是说，提出言论自由原则，能够对共产专制构成根本性的挑战，而共产党还拿着你无可奈何。
不过这后一点是很没把握的。在一党专制下鼓吹自由民主，不管你表述得多么机智巧妙，多么无懈可击，遇到反右这种大风暴，还是免不了被一锅端。在研读57年的右派言论时，起初，最吸引我的是那些最尖锐、最大胆的言论。然而进一步的思考使我感到，这些最尖锐、最大胆的言论很可能引起了一种很不幸的副作用，那就是它们给当局的镇压提供了藉口，它们刺激当局放弃容忍转而压制；而一旦镇压机器开动，那些比较温和的，当局原本想压制却发愁找不到藉口的言论也会受连累。八九民运也有类似的情况，运动后期，民运中的激进派占了上风，导致中共上层开明派失势，强硬派得逞，民运遭到残酷镇压，温和派也被一网打尽。不少人总以为，在民运中，谁最激进最大胆就最优秀最高明。没有比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看法更误事的了。
鲁迅说中国人性好折衷，你说要开窗户，大家都反对，等你说要拆屋顶，他们就觉得开窗户是可以接受的了。常见人借用鲁迅这个比喻，说激进派客观上能起到保护温和派帮助温和派的作用。其实未必。这种事切不可一概而论。在某些情况下，激进派确实能起到保护温和派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正好相反，激进派常常不是保护温和派而是连累温和派。这就是为什么温和派常常要主动地批评激进派，要和激进派作出某种区隔。在民主墙时，《探索》的魏京生贴出大字报点名批评邓小平，《四五论坛》的人赶快写大字报反驳，倒不是他们真的反对魏京生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被当局一锅煮，他们担心当局对激进派采取强硬手段，到头来把整个现有的活动空间都给压缩了。
温和、激进都是相对的概念。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要为具有一般智力和勇气的常人提供一个他们既容易领悟，又不害怕公开坚持的原则，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能够维护人们最基本的权利，又能够为民主的扩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说来，50几万右派都是因言治罪的受害者，然而在整个鸣放期间，却少见有人把言论自由的问题专门提出来大作文章以及致力于这一观念的广泛传播。试想，假如在那段言论较为宽松的时期，有人，而且是有很多人，全力以赴地宣讲言论自由原则，给知识分子大学生们讲，也给共产党干部和工农大众讲，用对方熟悉的语言，深入浅出，反反复复，不厌其详。既然这种宣讲暂时不涉及对共产党的任何具体的、直接的批评，共产党恐怕也很难马上就公然禁止；而一旦言论自由的原则比较广泛地深入人心，共产党想翻脸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1979年初，我在民主墙发表了“论言论自由”长文，竭尽所能地阐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深信那是最好的时机，当局最难压制而公众最能领悟。事实上，我确实没有因为发表这篇文章而招致任何麻烦。只是来自公众的反应太微弱。我不能不感到，和我们经受过的巨大苦难相比，我们吸取到的教益未免太少了。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没有言论自由。由于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心态的变化，有些过去适用的原则和策略现在还有效，有些就已经失效了。
我们需要找出新的策略和进路推动我们的事业。在反右运动50周年的今天，我愿意再次唤起人们对言论自由原则的重视，以便早日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这才是最好的纪念。
首发《北京之春》2007年6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