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照本宣科,逢场作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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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中共十七大

中共十七大闭幕,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有意思的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字、排名顺序乃至职务分工,竟然和先前一些海外中文媒体的“分析估测”一模一样,不差分毫。这当然不是海外那些媒体神机妙算,未来先知,而是最高当局有意“泄密”。这倒从反面告诉世人,整个十七大不过是照本宣科,逢场作戏,党代会不过是橡皮图章,2000多位代表不过是表决机器。

关于习近平名列李克强之前

先前的种种迹象表明,李克强应是胡锦涛属意的接班人首选,然而在本届政治局常委中却排在习近平之后。据说这和此前中共高层的一次“民主推荐”大有关系。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10月24日报道,中共在选举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曾经采用了所谓“民主推荐”程序。在6月23日,400余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都领到了“推荐票”,有资格在200多名符合条件的63岁以下中共正部级干部中,选出他们属意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向政治局常委会举荐。报道没有披露习近平、李克强二人的得票情况,但有海外媒体说习近平的得票高过李克强,正是凭着这一条,江泽民(或曾庆红)迫使胡锦涛同意把习近平的名字放在李克强的前头,成为总书记接班人。

假定上述说法属实,这里我们要问的是:如果在这次推荐中,习近平的票数确实高过李克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支持习近平进政治局的人要多过支持李克强的呢?这是否意味著作为总书记的接班人,习近平比李克强更孚众望呢?答案是:不一定。

道理很简单:因为参与推荐的中央委员们——起码是很多中央委员——都知道,李克强是胡锦涛刻意培养的总书记接班人。有些人不愿意胡锦涛的计划得逞,既然他们无权在总书记的接班人选上直接表示意见,于是他们就在推荐政治局人选这一关上投下李克强的反对票,竭力把李克强的票拉低。习近平不是出头鸟,没有什么人从防止他成为总书记接班人这一角度特意从名单中划掉他的名字,所以到头来习近平的票数就多过李克强。这既不证明支持习近平进政治局的人多过支持李克强的人——因为李克强的反对票也许有不少实际上只是反对他当总书记并不反对他进政治局;也不证明支持习近平当总书记的人多过支持李克强的人——因为支持习近平的人中也许有不少只是支持他进政治局而不是支持他当总书记。所以,江泽民(或曾庆红)根据在民主推荐中习的得票多过李,就认为习比李更适合当总书记接班人,这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可以想象的是,假如江泽民或曾庆红早就摆明支持习近平当总书记接班人,那么,树大招风,势必有不少人会如法炮制,投下习的反对票,到头来习近平、李克强两败俱伤,谁都得不到最高票,反而是某位第三者渔翁得利,脱颖而出。有的海外社团就发生过这样的事。该社团规定由会员直接选举理事,得票最多者为会长。张三和李四本是该社团最有威信也最有群众基础的。两人都想当会长,各自拥有一批会员的支持,实力接近,旗鼓相当。在投票的时候,支持张三的会员统统划掉李四的名字,支持李四的会员统统划掉张三的名字。开票的结果是,张三和李四两败俱伤,倒是一个叫王五的得票最多,当了会长;而王五很可能本来并没有打算当会长,大部分会员也没人打算选他当会长。合乎逻辑的做法是,这次推荐的结果只用于考虑政治局委员人选。若要征求人们对总书记人选的看法,那就应当再搞一次推荐。不错,无记名投票是民意的显现。但是,一场投票到底显现的是何种民意,这需要我们细心分析,恰当地解读,不可引申过度。同样的选民,针对同样的候选人,采取不同的投票规则或方式,会有不同的投票行为,因此可能得出不同的投票结果。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思·J.阿罗(Kenneth J. Arrow,1921-)提出过一条“不可能性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该定理指出:如果众多的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偏好,而社会又有多种备选方案,那么用民主投票的方式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当然,阿罗所说的情况比较极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那种极端情况的可能性很小。我这里要说的是,针对某一特定目标的投票,如果采取的投票方式不合适,投票结果非但不能准确地反映民意,反而造成扭曲和误导。不同的投票程序会导致不同的投票结果。这就要求我们,针对特定的投票目标,我们应当选择适当的投票程序。如果要征求人们对总书记人选的看法,那就要讲明是推荐总书记人选,每人只能推荐一人。只有在这种方式的推荐中获得最多票数的人,才表明该人是多数人心目中总书记的第一人选。以上所说,并不涉及对习近平李克强的具体评价。另外,中共搞的民主选举也好,民主推荐也好,由于缺少开放性,其实都不具有民主的真实内涵。个中道理我以前讲过多次,此处就不再重复了。

关于中共内部的派系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在6月份的“民主推荐”中,胡锦涛已经意识到习近平构成对李克强的最大威胁,他为何不在十七大的正式选举中暗中动员自己一派的力量扳回来呢?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我们都知道,中共内部当然不是铁板一块。但中共内部的派系,例如现在许多人所说的团派、太子党、上海帮或江派,和民主政党内部的派系是很不相同的,因为它们并不是基于不同政纲政见的自由组合,而只是基于相似的出身背景、同一个工作系统或一段较长时期的上下级关系和同事关系的一种含糊分类。在这些官员之间或许多少存在着某种观点主张的差异,但这种观点上的差异并不一定总是和他们由于关系而归属的派别相一致。这就是说,现今中共内部的派系是模糊的,不确定的。除去一小批人之外,大多数人并没有明确的派别归属。恐怕胡锦涛、江泽民或曾庆红自己也弄不清楚下面的人(除去一小批亲信外)哪些是自己一派,哪些是别人一派。倘若情况是这样,胡锦涛又怎么能动员自己一派的力量用选票达到自己的目的呢?第二,更重要的是,如果胡锦涛要这样做,那就是利用党代会推翻党中央的决定(习前李后应是十七大前党中央就定下来的),就是为派别斗争的某种公开化打开大门,而这是包括胡锦涛本人在内的高层都不敢尝试的,所以他宁肯向江、曾妥协以便维系寡头专政。

这次十七大的一大特点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依我看,那既是针对会场之外,也是针对会场之内。大会采取了空前严密的措施以加强对代表的“保安”——实际上是监控:向所有代表发配一部手提电话,打电话到外面都要用这部指定的手机;会议期间,代表们不准上互联网;每天的行程都由大会统一安排,吃饭、开会、回酒店都“统一行动”;接受记者采访也不得进入代表下榻的酒店房间。这就有效地防止了代表们互相串连,交流意见,拉票竞争。投票计票过程按理说是最应该公开的,但却是全程封闭,把记者等一律赶出门外。这就给代表一种感觉:如果投票结果出乎高层意图之外,高层甚至不排除采取非常手段去“纠正”。这就迫使绝大多数代表只好老老实实地充当表决机器,按照剧本演完这场戏。

十七大在民主化方面毫无进展,在权力交接的制度化或规则化方面也乏善可陈。不错,我们可以从十七大看到某些规则在起作用,其中主要是年龄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多半是权宜之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譬如“七上八下”(67岁以下可进政治局常委会,68岁以上退出)这条规则,说来简直是笑话,哪有普遍意义可言?更重要的是,这些规则都不具有限制权力的意义。因为所谓限制权力,不是指权力究竟是出自一个独裁者还是出自几个寡头,也不是指几个寡头之间不可避免的扯皮或交易。限制权力是限制权力者行使权力的范围,是在人民的权利和统治者的权力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在这一点上,十七大显然是没有任何进展的。

我们还要看到,迄今为止中共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的一些哪怕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改革,其效果也并非都是积极的。例如实行任期制,一方面固然可以防止出现毛泽东那样的大独裁者,但另一方面又可能造成掌权者的短期行为。再有,现在这种权力交接方式太拖泥带水,纠缠不清,遂导致权力和责任的混乱。在古代的君主制下,一朝天子一朝臣。在现代的民主制下,新总统或新总理上任,就有权重新组织内阁。这样的好处是新人获得的权力是完整的,责任也是清楚的。而今天的中共高层却是,新的一把手上台了,他却必须和一批旧人“集体领导”,还要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尊重前任一把手的意见。这就容易形成梁启超所说的那种情况,曰“治弊则无一效,掣肘则有万能”。它有利于因循守旧,不利于锐意革新。

关于第五代

在十七大,一批第五代进入领导层。考虑到第五代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其整体思想似应高过上几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一代被称为“二十大的孩子”,中国的习近平李克强则可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孩子”。应该说,他们的经历与思想一度与我们有较大的重合与交叉。这是和上几代中共领导人很不相同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首先,“革命造成的人”和“造成革命的人”在气质上个性上是很不相同的两种人。毛邓那批中共领袖是“造成革命的人”,撇开其思想理念的谬误不提,单就其气质与个性而言,大多是棱角分明,有魄力,敢冒险,有反叛精神。如今这批中共领袖却是在共产党掌权后被上司提拔起来的人。这种“革命造成的人”可以具有这样那样的长处,但往往缺少上述品质。更何况还有“六四”。能经住“六四”这场大的负淘汰而又在此后十几年的腐败官场上混到今天且荣登高位者,还有几个继续保持着年轻时的那种真诚与理想主义呢?

大体上说,进入领导层的第五代都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政绩。其实这倒不是那么重要。现在中共很爱讲政绩,其实政绩并不是那么重要。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它给民众带来多少福利,而是它是否避免给民众带来伤害。这个道理两千多年前的古人都明白。在《左传》的《曹刿论战》一文里,曹刿问鲁庄公“何以战”。鲁庄公先是说他给老百姓带来恩惠,然后又说他对神很虔敬。曹刿则认为“小惠未遍”,“小信未孚”,不足以为战。最后鲁庄公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说:“公之属也,可以一战。”这种思想和现代的自由主义或宪政主义颇有相通之处。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第五代,我们首先关心的就不是他们在创造GDP方面的成就,而是他们在保障基本人权方面的记录。

显然,在这方面,第五代的纪录是不足称道的。即便你说他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得不执行上面的打压命令;那么我要说的是,在这里,他们仍然有选择的余地。同样是执行上面的打压人权的命令,你可以应付敷衍,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尽量多一点人性,多一点人道;你也可以火上加油,变本加厉,甚至法外施暴。今年1月,因参加太石村维权运动被拘押的维权人士郭飞雄,由广东司法机关移送辽宁。我和王军涛以北大校友名义给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他责成办案人员严格依照法律,切勿对郭飞雄刑讯虐待。一个月后,有辽宁公安专程到广东郭飞雄家,向郭妻张青展示一带郭飞雄在辽宁看守所的录像,说是知道家属怕郭飞雄在辽宁受刑讯逼供,所以特地把这带录像带来给家属看,以证明郭在辽宁并未受到刑讯虐待。辽宁公安方面的这种做法是没有先例的。这或许表明李克强读到了我们的信并且责成办案人员不搞刑讯虐待。然而其后不久,郭飞雄与律师会见,又揭露出他在辽宁受到残酷刑讯逼供之事。这无非两种可能:要么,录像带只是一场骗局,一场双簧;要么,是另外一派权势力量对郭飞雄横施暴虐而李克强们却对此无能为力。应该说,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这再次证明,中共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在这种制度下,好人也当不成好人。

关于民主改革的前景

时至今日,指望中共凭借内部力量实现自身民主转型已经越来越不现实。

“六四”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被引入歧途。其特点是,在一党专制的庇护下,大小官员把原本属于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这样的私有化确实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要远比那些在民主化下的私有化来得更快捷更有效率,所以就有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是,这样的私有化又必定是最不能为人民认可的,从根本上没有合法性的。如果中共高层在“六四”前就开启民主进程,共产党无非失去在政治上的特权,无非是和反对派和平地、平等地竞争权力,故而阻力较小。到了今天,权贵私有化泛滥成灾积重难返,中共若实行民主,那就不仅是失去政治特权的问题,而且还很可能会使大批官员面临经济清算,所以他们对民主化只会更恐惧更敌视。另外,由于中国模式的改革造成了经济高速发展(且不论其在其他方面的沉重代价),这又很容易让许多官员感到沾沾自喜,乃至于洋洋自得,对自由民主那一套倒真有些看不上、瞧不起了。出于这种既骄横自大又胆怯心虚的心理,共产党内部对民主化的阻力更大。即便上层出现了个把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只怕也孤掌难鸣。因此在今天,体制外部的压力,包括民间的力量和国际社会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好在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既没有老一代那样冷血残暴的习性,也没有那号本钱,再加上多少受过些人权人道理念的影响,搞起暴力镇压来总自感理亏心虚,因此比较可能在足够强大的外界压力下让步。1998年5月,印尼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苏哈托专制政权黯然下台。在那以前印尼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十个人上街抗议,政府不理你;一百个人上街抗议,政府要抓你关你;一万个人上街抗议,政府就会和你谈判。”现在中国的情形不是和这很相似吗?

原载《北京之春》2007年12月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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