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于︰2014-10-13
二○一四年十月九日是陈独秀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之日。本人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并且呼吁所有曾经信奉共产主义的国人学习这位先知先觉的榜样，建议上海为他树碑开馆，以供世人瞻仰追思。陈独秀和上海结下过不解之缘，譬如他在这儿编辑出版《新青年》和《政治周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领导工人起义，他最后一任妻子是上海女工等等。
上海是陈独秀遗风余泽最多的地方。不知道上海有没有为他立过纪念碑、开过纪念馆（按：公园中有一座铜像）。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当时的教材是将他当做反面人物来讲述的，我想上海（至少是上海）这样对待她的一位伟大的儿子是不公平的。
大革命的失败不应归咎陈独秀
我倾向于认为，斯大林把他对中国大革命所犯的错误推到了陈独秀身上。陈氏本来坚决反对共产党因国共合作而使本身自主性受到削弱，为此曾和共产国际来华代表发生过尖锐矛盾。后来他不得不服从国际的既定方针，甚至发展到了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地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他不服从，中共就会丧失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中共当时没有自己的地盘可供抽税，党员人数又少，上缴党费少，没有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党就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傲气十足的陈氏为了党的生存和发展，只得委曲求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陈氏以及当时其他几位中共领袖尚自不够自信，觉得还是得听经验老道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话。
国共分裂后，莫斯科指责陈独秀以往推行了右倾投降主义，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挫败。这实质上是一种卸责诿过的行为。试想，如果莫斯科于“三二○”事件后即行弃蒋，那么还会有“四一二”政变吗？没有。没有莫斯科对蒋介石的原谅，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原谅，能使蒋介石转危为安吗？莫斯科于“三二○”事件后仍运军火给蒋氏，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他问鲍罗廷：“苏俄政府既可以将大量军火供应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何不直接供应一些给中共工农？”鲍罗廷不考虑.
张氏事后评论道：“（四一二政变后）鲍罗廷竟将‘不肯进攻’、‘不注重土地革命’等大帽子，反扣到中共中央的头上。后来斯大林之批评陈独秀先生的机会主义？？无论如何是过分了。”张氏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不应因人废言。毛泽东实际上是同情陈独秀的，他曾主张欢迎刑满出狱的陈独秀到延安来。一向靠揣度斯大林心意行事的王明，却急忙否定了这一提议.
斯大林提出二次革命论质疑
斯大林是一个谋略家，在朱可夫等人的辅助下，他也可被称为一个军事家。但他却不是一个思想家：他剽窃过一位苏联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一个思想家绝对不会这样做。但斯氏却爱充当精神领袖。托洛茨基提出了不断革命论，他就针尖对麦芒地提出来二次革命论，然后即拿这支“矢”来射中国革命的“的”。若非如此，就等于在托氏面前自打嘴巴了。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先经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才能进入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在前一阶段，无产阶级必须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说，在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不能做“老板”，而只能做鲍罗廷所言的“苦力”。其实，如果斯氏甘于做谋略家，不奢望做思想家，那他就不难确定：如将支援国民党的金钱和军火转而支援共产党，共产党其实一样可以成功地组织起一个政权和一支军队来，然后问鼎中原。
试举一例：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宗仁只是桂系军队中的一个门单户薄的连排长.后来他依靠聚合逃散士兵的办法起家，至二十年代中期，便成功地在广西组织起了一个政权和一支足以与黄埔军媲美的广西军。“广西俍兵”在两期北伐中所起的作用比黄埔军和西北军还大。未获苏援的李宗仁办得到的，厚获苏援的共产党更应办得到。
另外，拿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和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相比，中国的生产水准和阶级结构并无多少变化，为什么前一时期就只能採取资产阶级革命，而不能採取无产阶级革命，而后一时期就只能採取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採取资产阶级革命？斯氏对此并不能自圆其说.可见，是斯氏卖弄理论弄巧成拙，害苦了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当然，托氏的不断革命论也不见得正确.
中国的革命者原先失望地看到“先生总是打学生”，从陈独秀以后，他们又惊讶地看到“先生总是骂学生”。不过在后一种情形里，他们毕竟还是看到了“先生仍愿帮学生”。至中共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匡正弥缝之后，他们才看到了“先生平等待学生”。
中国大革命无疑不是一个纯粹的国内政治事件；由于苏联的深度卷入，它还是一个国际政治事件。在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相伴相生的现象时，学者通常从国际体系、国家、意识形态、个人特性四个层面入手。在探讨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陈独秀不喜战兵尚武的个人特性也值得注意。陈氏天生是一个思想家、鼓动家，却不是一个谋略家、军事家。基于此点，即使没有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即使他可自动摆脱教条主义的作茧自缚，若要求陈氏在大革命蓬勃发展期间和遭受挫败之后，充满热情和智慧地争夺中共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也属枉然。这是愿意公正评价陈独秀的人们所应看到的第二点.
陈独秀书生本色不喜兵戒尚武
我们现在来看看陈独秀不喜兵戒尚武的历史表现.陈氏虽曾撰文讨论长江防务，边缘性地参加暗杀活动，参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同意部署共产党员进入北伐各军和黄埔军校，（成为托派后）又曾图谋与力主抗战的何基沣师长合作，但总的来说，他对武力功用的认识浅薄，对武力使用的卷入不深。
一九○五年，陈独秀在安徽参与组织旨在策动新军起义的“岳王会”，但实际上他没怎么涉足策动活动。以后，岳王会集体加入同盟会，他又不愿俯就。一九○六年至一九一一年，同盟会不断发动武装起义，他却长期待在日本。北伐期间，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人数已成百上千，而湘、赣、鄂三省的工农也缴获了许多枪支，中共自组军队的机会来临.但陈氏却无动于衷，连尝试向共产国际提议趁机组军的努力都没有做。陈氏领导了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的后两次，第三次起义获得成功。但他却对起义行动和胜利缺乏激情——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事件以后所做的那样，提起如椽大笔欢呼起义胜利和总结起义经验。
陈氏与军界人士甚至是其中的共产党人如叶挺、叶剑英，以及来华苏联军事顾问等也极少交往。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陈氏又认为应当先组织工农政府，后组织工农红军；兼且认为游击战争会于无意之中，帮助日寇占领大中城市、交通要道，虽然这些都是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如果他当时还没读到恩格斯关于暴力的论述，他至少应该知道美国的三权之父们是先组织反英军队、后掀起独立战争，才建成美利坚合众国及其联邦政府的，他却不会比照。
一位专门研究陈独秀的学者说的对：“陈独秀最擅长和最乐意的斗争形式是口诛笔伐，不善于在军界活动，很难想像他能率领新军冲锋陷阵。”
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一个挺有意思的比较：毛泽东、曾国藩同为湘人，陈独秀、李鸿章同为皖人；毛、陈同为中共创始人和领袖，曾、李同为民军组建者和统帅；四人都是读书人出身。毛泽东深受曾国藩事蹟启发，毅然投笔从戎，陈独秀不为李鸿章先例所动，保持书生本色。
与陈氏形成对照的是：李大钊十分注重和西北军胡景翼、冯玉祥等人来往；苏联军事顾问为西北军拟订的作战计画，就是由李大钊转交的。话又要说回到共产国际身上：如果莫斯科的决策者若是一次革命论者而不是二次革命论者的话，他们就会选择李氏，而不会选择陈氏来充当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即中共的首任总书记——还是共产国际的错：委派一个听力不佳的人来指挥乐团演奏会有什么结果，委派者心里本应清楚！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2014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