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无言者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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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廖亦武首次出访之际

直到他登上飞往德国的班机,遨游在天空之上,朋友们提起的心才放了下来。

廖亦武十四次出国被拒,今次终于成行。这和冯正虎八次回国被拒,终于成功返回家园一事相映成趣,为我们这个荒谬的时代留下了两个极有戏剧性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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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廖亦武在《证词》一书里的一段议论。在那里,他对一些民运老战士的传记提出批评,认为“他们都活在自己的那一段历史里”。廖亦武说:“我们珍视自己的历史,可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不能利用历史任意拔高,夸大个人的作用”,要避免堕入自我神化的幻觉。我想,他这句话也是在提醒自己。

是的,我们见识过一些民运老战士的自我膨胀。用俗话说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不过设身处地地想,那倒也很有几分情有可原,不足为奇。

美国哲学家内格尔(Thomas Nagel)说: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希望自己的生活整体从外部来看也具有某种意义。如果说我们的生活从整体来看毫无意义,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就会感到失落,因为他们身上总有某种东西反躬自省,从整体上看待我们的所作所为。“人类的许多努力——尤其是那些为了服务于雄心壮志,而不仅仅为了活下去和过得更舒适而做出的努力——其一部份动力就来自于一种重要感。这种感觉就是:你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对你来说才重要,在某种更大的意义上来说,它本身就很重要。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种重要感,我们就不再能鼓起前进的风帆。”谁说不是这样的呢?

样板戏《红灯记》里,日本小队长鸠山为了从李玉和那里得到密电码而煞费苦心,软硬兼施。因为按照鸠山的说法,如果这份密电码落到北山游击队手里,对帝国会“大大的不利”。这话一想就不对。一份交给小小的北山游击队的密电码,再重要还能重要到哪里去?怎么能对堂堂的大日本帝国“大大的不利”?根本不可能嘛。可是,如果那份密电码没有多大价值,李玉和一家三口为了区区一份密电码就死了两个,人们在感动之余,难道不会深深地为之惋惜,觉得太不值当了吗?可是我们再转念一想,我们就会知道,无论多么伟大的事业,总离不开一件件细小的事件,因此许许多多壮烈的牺牲是发生在并不伟大并不重要的细小事件中;如果我们排除掉所有这些为细小的事情而难以避免的牺牲,那个伟大的事业就无从谈起了。如此说来,同样是战死沙场,死在大战役实在是一种幸运。

廖亦武在《证词》里写到狱友雷凤云的一段故事。八九时,雷凤云是西南师大进修研究生,曾积极策划重庆高校学生的游行绝食和请愿。六四屠杀发生后,雷凤云激于义愤,竟在校门口张贴告示,号召广安同乡杀回故里,挖邓小平的祖坟,被重判十二年。这件事我在六四后就在海外的报纸上读到过,但不知是谁,原来是雷凤云!

廖亦武写到,老雷说他一直琢磨在监狱里筹建一个组织,一方面保障政治犯的权益,一方面同外界积极联络,让世人知道我们的奋斗。廖亦武问为什么要有组织呢?雷凤云回答说:为了在将来的历史舞台上有发言权。

注意:在这里,老雷要成立组织的目的,主要还不是为了改善在当下的处境,而是为了赢得历史的承认。不错,要保障政治犯的权益,要改善狱中的处境,你也许需要组织大家展开集体抗争;但是,组织集体抗争是一回事,成立组织是另一回事。因为组织集体抗争并不一定非要成立一个有形的组织不可。事实上,在那么小的一座监狱里,就那么一批彼此熟悉的政治犯,要协调一致,展开集体行动根本用不着再成立什么有形的组织。问题是,成立有形的组织,一旦张扬出去,那本身就可能招致更严厉的惩罚,反倒很可能更不利于集体抗争。换言之,有组织的名义比没有组织的名义更有风险,更难组织起有效的集体抗争。既然如此,老雷为什么要贪图一个组织的名义呢?

老雷说得很清楚,他就是为了成立组织而成立组织,因为非如此就不能吸引外界的关注。老雷说:我们与世隔绝很多年,又远离北京那样的政治和新闻中心,极容易被人们淡忘和忽略,更别说国际人权机构的声援了。一个外围的名不见经传的反革命不算什么,但一个外围的政治犯集体就能迫使外界的关注。“人总得有个盼头,没指望的煎熬能摧垮一切啊”!

这里所说的指望,无非是被外界关注,被历史记载。人不怕为理想而受苦,怕的是受了苦却不被众人所知。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归因于虚荣心和出名欲。因为任何英雄行为都是社会性行为,它们唯有被社会所知晓时才能获得它的全部意义。

廖亦武不赞同雷凤云的想法。廖亦武对雷凤云说:坐牢是一个人的命,没什么划算不划算。我们不能拿自己同天安门广场的精英比,不能说我坐了十几年,他才四年或者两年,没办法,人家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就该被历史记载。

廖亦武这段话讲得很达观。可是,在达观的背后该有多少无奈。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把历史当宗教的缺陷了。是的,我们相信历史,可是,历史是人写的。一桩英雄的行为,如果缺少有力的见证、书写和传播,它就会湮灭无闻。暴政的最大罪恶之一,就是它阻断了信息的自由交流。现在虽然不是毛时代,民间人士多少也赢得了某种书写和传播的空间,还有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在中国本土,压制仍然是普遍的,而国际社会的关注免不了要受制于各种偶然因素;有多少不平凡的业绩和名字被埋没,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陷入沮丧陷入消沉,那固然不难理解;另外有的人之所以要对自己的重要性做过甚其词的自我宣扬,由于那很可能是出于在现实中的失落,所以也是情有可原的。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象廖亦武这样坚韧不拔,不骄不躁,不轻狂不气馁,无疑就更加难能可贵。然而,廖亦武能做到这一点,如流沙河所说,也有赖于上苍给了他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他可以用他的写作进入历史,以弥补和纠正历史记录的不公平。文革中,华中工学院的学生鲁礼安因发表异端思想而被关进大牢十一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单身监禁,同案的难友有好几个疯掉了。支持着鲁礼安挺过十一年单身监禁并保持精神健全的唯一动力就是,他发誓要把自己这段悲惨经历写出来,把那些自由民主的敌人,扼杀人类道德与良知的刽子手永远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廖亦武也说,写作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不消说,在信息爆炸,文满为患的当代世界,这个理由也相当脆弱,但它毕竟是一个理由。一个人要凭借这种理由活下来,不疯掉不自杀,那不仅需要非凡的毅力,也需要对自己文学才能的高度自信。可问题是,那些缺少这种天赋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和许多把写作当成自我救赎的人不同,廖亦武不但用那支有天赋的笔写下自己的经历,而且还把目光转向各种各样的底层民众,自觉地担负起一切无言者的代言人,有多少失声的个体和群体,在他的笔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说起我们这几代文化人,少有几个不曾沦落过底层社会的,但是绝少有人把自己认同于底层社会,并把描写底层社会的众生相当作自己写作的使命。也许,这就是廖亦武最独特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的愤世嫉俗与悲天悯人。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第35期2010年9月23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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