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从“政治家族”看“新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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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冯军旗的文章“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引起广泛关注。

冯军旗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写成研究论文《中县干部》。“政治家族”即为其中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所谓“家族”,是指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调查统计,在中县之内,竟然有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共161个“政治家族”。他们占据了中县各部门的重要职位。

作者的结论令人触目惊心,但丝毫不令人感觉意外。网上早就有个流行词“官二代”,讲的就是官员的后代很容易当官并充斥官场这一现象。官二代现象决不只限于基层,高层也有,那就是太子党。据说中央有过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老一代革命家每家可以安排一个子女出任副部级高官——这是照顾性的。如果有能力有造化,还可以把官做得更大。正所谓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

应当指出:官二代、太子党的盛行,乃是当今中国特定情况下的产物。

第一、在民主制下,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不错,在民主社会里,官二代们,由于其生活成长的环境,父辈的广泛人脉和响亮的姓氏,如要从政也拥有不小的优势。但也不尽然,有时候,这种背景反而成为包袱;因为别人会怀疑你不是凭本事而是凭关系。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是选举政治。如果你想当民选的官员,你必须得到选民的认同,赢得足够多的选票;如果你想当任命的官员,除了要有相关官员的提名外,也还需要得到民意代表方面的认可。中国的太子党官二代们,有几个通得过选票和民意这一关呢?

第二、在古代中国,没有选举有科举,也不可能出现官二代太子党泛滥这种现象。古人何尝不知,考场考得好不等于日后当官就一定当得好,问题是总得有个门槛,有个六亲不认的硬杠子,有个对平民子弟与权贵子弟一视同仁的标准;否则必定是血统论关系学和裙带风大行其道。

不错,今日中国官场也讲究文凭,也有了公务员考试制度。只是今日中国,文凭太多,品类不齐,含金量相差非常大,更不用说还有很多假货冒牌货。至于说公务员考试制度,那和古代的科举还有所不同。古代的科举考试,门槛高,难度大,考上是要当官的;而现今所谓公务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其中既包括领导职务,也包括非领导职务,如办事员、科员。假如一个县有上万名公务员,其中算得上官的只有几百个。公务员考试门槛低,难度小,当公务员容易当领导难。就算平民子弟和官宦子弟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公务员的大门,进去之后能不能混上官位,各人的机会就大不相同了。冯军旗的论文就是告诉我们,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的更难凭借才干获取政治前途。

第三、在毛时代,也没有官二代太子党现象。在毛时代,大量的官二代和太子们还没长到可以当官的年龄。更大的区别是,毛时代是领袖个人独裁,现在是寡头集体专政。作为独裁者,毛既需要通过各级官员实行统治,同时又对他们、尤其是对那些高级官员百般猜忌,唯恐他们形成自己的圈子自己的势力。毛常常有意识地提拔新人,提拔那些没什么背景的工农份子;因为他觉得这种人对他更忠诚,也更好驾驭。这既装饰了工农当家做主的场面,又强化了个人的权力。在毛时代,干部子弟也享有若干特权,但比起现在就差远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导人德热拉斯写过一本书《新阶级》,批评共产党在掌权后没有兑现消灭阶级的诺言,反而使自己成为了高踞于社会之上的一个新阶级。严格说来,德热拉斯的批评不准确。新阶级是在后极权时代才成型的。在中国,是在邓时代,尤其是在“六四”之后,在邓以后,中共统治集团才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新阶级;或者用一些学者的说法,曰特殊利益集团。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他们对经济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集团的面目就更清楚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1年9月10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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