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紧接着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中城市的400多万中学生(包括高中、初中66届、67届和68届,即老三届)一锅端,统统都被送下农村。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知识青年(准确地说,中学生即老三届)统统都到农村去呢?

有人着眼于经济。他们认为,把学生都赶下乡是因为城市人口过剩,无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有人着眼于政治,强调上山下乡政策的意识形态成分: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让青年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同时也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还有人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指出,把革命小将下放到农村去,化整为零,使他们再也闹不起事来,有利于恢复社会秩序。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上述解释都各有道理。但是它们却未能说明为什么老三届一锅端统统都被送下农村。我们知道,早在文革前,共产党就对中学毕业生提出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一种准备是升学,另一种准备是就业,其中格外强调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1968年7月,中央发过文件,提出大中学生毕业分配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为什么到后来,老三届就只有一个面向即面向农村了呢?

若说在当时,城市人口过剩,那无非是说城市无法把400万中学生都安置工作,但安置其中一部分总还是可以的,而且也是需要的。若说培养革命接班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什么都去下农村和农民相结合呢?进工厂和工人相结合难道不也是很革命甚至更革命的吗?事实上,大学生多半就是被分到了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为什么偏偏是中学生就只能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

另外,考虑到当时的初中生,绝大部分还未到成年年龄,小的刚十五六岁,只念完初中一年级,既不够“知识”又不够“青年”,为什么不让他们——起码是其中的一部分——进入高中继续学习呢?大学生都分配工作了,大学校园都空了,教学设备和教师全在那儿闲着,为什么不招收一批新大学生呢?要说教育革命还没有完成,学校还是资产阶级的,因而不适宜上课学习,这也不是理由,可以边学边改嘛(后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就号称“边学边改”)。再说,为什么当年的小学毕业生又都升入初中了呢?

由此可见,把老三届一锅端送下乡,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别的考虑。

其实,这中间的道理也很简单,只要我们反过来想想就明白了。如果不是把老三届一锅端地送下乡,那又该怎么办呢?如果要对这400万中学生做出不同的安排,比方说,把一些人留在城里或者是分到其他城市,把一些人分到农村;让一些人上高中上大学,让一些人当工人当职员当教师当小干部,让一些人当社员当农民,等等,那么,不同安排的标准是什么?谁来掌握这些标准?由谁做决定?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必然会惹出一大堆麻烦,几乎可以肯定行不通。

首先,在当时,基层组织的权威大不如前。过去,基层组织就被视为党的化身,说一不二;然而文革一来,炮轰火烧,基层领导威信扫地。虽说到了68年夏秋,各地的学校都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有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但是其权威性仍然比不上文革之前,更何况在新的领导班子内部,工宣队或军宣队负责人,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干部,矛盾重重,派性严重,远不如文革前的基层组织那么统一。

其次,在当时,也缺少一套可操作的评价标准。过去,对学生的评价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政治表现,一是学习成绩。在政治表现中,家庭出身占很大比重,还要看你是不是团员、学生干部或三好生,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体力劳动积极不积极。学习成绩则有统考这一道硬杠子。文革一开始,就把考试制度废掉了。学习好坏无足轻重,政治表现压倒一切。可是在那时,政治表现也很难评价,因为标准相当混乱。例如,共青团被打成修正主义,团员不再是金字招牌。再以家庭出身这条为例,过去,干部子女是最吃香的,可是在文革中,各级干部都受到很大冲击,有的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只有少数被结合进新生红色政权算是得到了革命干部的资格认证,大批干部则处于妾身未明的靠边站状态,他们的子女该算什么出身呢?说起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那就更说不清楚了,因为学生分成了好几派,有保守派有造反派,造反派内部常常又分成不同的派,还有逍遥派。哪个算好哪个算不好呢?

更难办的是,通过几年的文革运动,学生们不像以前那么驯服听话。他们学会了造反,学会了和领导唱反调。尽管在革委会成立后,原来的群众组织都宣告解散,但是大家人还在,派性还在,在几年斗争中结成的关系还在,因此还拥有不可低估的集体抗争能力。另外,同学之间,在文革中由于相互斗争,还留下了一大堆恩恩怨怨;其裂痕之深,是文革前无法想象的。

可以想见,如果当局决定对这400万中学生作出不同的分配,由于它既涉及到对学生的政治评价,又涉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势必会引起学生与基层组织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巨大矛盾,从而导致激烈的冲突,吵得天翻地覆,此起彼伏。当局若要摆平搞定,势必要花很大气力,耗去很长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一刀切、一锅煮倒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或者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干脆叫你们统统下农村,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就占据了革命道义的制高点。谁敢质疑,谁敢造反?既然大家都一样,不分红五类黑五类,不分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没有差别就难启争端,就算有人想争也争不起来。

果不其然。毛的最新指示一下,全国各地的老三届纷纷响应。虽然有少数学生采取躲避态度,但是没人敢于公开反对,也没听说有什么地方为此扯旗号打派仗争吵不休。基层组织的工作变得很简单,他们用不着给一个个学生做毕业鉴定,只消对下乡的具体事宜做些安排就行了。此前有不少人暗中忧虑:学校搞成这个样子,怎么收场啊?学生们怎么打发啊?结果,毛的一句话就解决了。

老三届统统上山下乡,这一招之所以管用,因为它不失为一种公平。所谓公平,就是一视同仁,就是用同一个尺度对待不同的人。高考是公平的,因为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按劳分配是公平的,因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一刀切、一锅煮,也算一种公平。至于说在什么地方采取什么标准什么尺度为好,那是另一个问题。

不消说,把老三届统统赶下乡不是一种好办法。还要指出的是,就在全体老三届上山下乡的同时,某些干部仍然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参军,冠冕堂皇地躲过了下农村这一关。更不用说在下农村之后,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走后门,拉关系大行其道,同学之间为了上调工作而勾心斗角。原有的那种公平很快就消失了,很快就变成了不公平。

应该说,老三届统统下农村这一举措,固然有本文一开始提到的经济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社会因素,但之所以搞一刀切、一锅煮,那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一种权宜之计。

《中国人权双周刊》10/2/2011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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