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锦涛的隔代指定几乎没有希望
明年，中共将召开十八大。
已经出了不少关于十八大的书和文章；不过一般读者好像兴趣不大。这也难怪，因为十八大看上去没多大的悬念。
这就不像十六大。十六大前至少有两大悬念：一是江泽民会不会退。一是胡锦涛能不能上。1、如果江不肯退，情况将如何？2、如果江退了，是不是一定胡上？3、如果胡上了，江胡的关系会是如何？这都是未知数。
十八大就不同了。十八大似乎没什么悬念。第一，胡锦涛肯定退。第二，习近平上位看来也成定局。接下来呢？如果习顺利接班，胡不可能对他有多少牵制，因为胡在台上时就不是强势，何况下台后。也就是说，未来胡习之间和早先的江胡不一样，没什么戏好看。
据说大胡（胡锦涛）有意让小胡（胡春华）隔代接班。能如愿吗？胡锦涛不是邓小平，习近平凭什么买他的账？可以想见，习一旦登基，再有个几年的功夫巩固自己的权力，很可能比江和胡都更为强势，因此，胡锦涛的隔代指定几乎没有希望。
江一度是很强势的，特别是在十五大之后。手上握有一大堆好牌，但是邓小平留下一张牌抠底。胡在位这么些年，一直没强势过，因为背后老有个监军。未来的习，下面没人抠底，背后没人监军。他的权势很可能远远超过江胡。而中共高级官员们一旦发现这种趋势，很多人就会西瓜偎大边，提前向习靠拢，这就会加速习的强势的形成。
反过来，如果胡锦涛突然出重手使奇招，在十八大上硬是把习近平拉下来，换上他所中意的人（如李克强）；那么，天平就会迅速地倒向另一边。总而言之，不管谁上位，未来的十八大都可能产生一个强势领袖。
这也就意味着：哪一派主导了十八大，哪一派就主导了未来的中共；其他派别的人，要么改换门庭，要么逐渐靠边——十八大将是赢家通吃。
问题是，假如有关各方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情况又会怎么样呢？如此说来，看上去没有悬念的十八大是不是包含着更大的悬念呢？
（二）江泽民还是选择了小心为上
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江泽民当上总书记。起初，江心里没底。一是担心中共政权能不能保得住？二、如果政权能保住，自己总书记的位子能不能坐得稳？
对江来说，最幸运的是邓长寿，邓在六四后又活了八年之久。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不到半年，毛泽东就撒手西归，政局随即翻盘。如果邓在六四后不久就死了，中国政局很可能大变，断然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六四后，邓小平做了两件大事：南巡讲话和罢黜杨家将。这两件事巩固了中共政权，也巩固了江的地位。等到邓死，十五大召开，江泽民成了名副其实的核心。但是在这时，江泽民仍然感到他的权力受到一个很大的限制，那就是邓小平留了一张抠底的牌。
邓小平于1992年提出，并于1993年3月，先后经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讨论通过，确认胡锦涛为江泽民的接班人。在那时，江泽民连自己的位子都没坐稳当，哪敢对邓小平的“隔代指定”挑剔？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江泽民必须倚重邓小平的权威，因此他也必须对邓小平给自己安排的接班人胡锦涛表示支持。然而，几年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相继过世，江泽民大权在握，于是对胡锦涛这个由别人强加给自己的接班人愈发感觉不满。
江泽民当然希望自己继续掌握大权。国家主席有任期限制，但国家军委主席和党的最高职位没有任期限制。江可以只让出国家主席给胡锦涛，这等于让国家主席又变成虚位。另外，就算要交出全部权力，江也希望能交给自己中意、自己确定的接班人（如曾庆红）。可是江泽民又深知，要改变胡锦涛在十六大接班的既定趋势谈何容易，因为这等于向邓小平的权威挑战，等于向中央高层原先的共识挑战。江泽民始终弄不清楚，他在位十三年所造成的赫赫权势，到底有多少是因为自己“英明伟大”，“众望所归”，有多少是别人“不看僧面看佛面”，出于对体制的维护，对邓小平既定安排的维护。如果自己已经羽翼丰满，却自动放弃权力，岂不可惜，岂不愚蠢；如果自己没这份实力却要硬上，岂不会偷鸡不成蚀把米，陪了夫人又折兵。
最后，江还是选择了小心为上，相继交出了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不过，他使自己在上层保留了一定的发言权，并且安插下大批自己的人马。于是形成双核心的局面。十六大上，胡锦涛虽然接了班，但是在最上层缺少辅佐，背后还有个婆婆，故而只是弱势。
（三）支持习近平的人多过李克强吗？
胡锦涛上位后，即着手扩充自己的势力。其中重要的一步是让团派的李克强进入十七届政治局常委会，以期成为第五代接班人。不料，江派却推出太子党习近平。到头来，习李同时名列政治局常委，习的名字还排在李的前面。
据说，习前李后的排名是和此前中共高层的一次“民主推荐”大有关系。由400余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在200多名符合条件的63岁以下中共正部级干部中，选出他们属意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向政治局常委会举荐。有海外媒体说习近平的得票高过李克强，正是凭着这一条，江泽民一派迫使胡锦涛同意把习近平的名字放在李克强的前头，成为总书记接班人。
假定此说属实，那是否意味着支持习近平进政治局的人要多过支持李克强的呢？那是否意味著作为总书记的接班人，习近平比李克强在党内上层更孚众望呢？答案是：不一定。
道理很简单：因为参与推荐的中央委员们大都知道，李克强是胡锦涛刻意培养的总书记接班人。有些人不愿意胡锦涛的计划得逞，既然他们无权在总书记的接班人选上直接表示意见，于是他们就在推荐政治局人选这一关上投下李克强的反对票，竭力把李克强的票拉低。习近平不是出头鸟，没有什么人从防止他成为总书记接班人这一角度特意从名单中划掉他的名字，所以到头来习近平的票数就多过李克强。这既不证明支持习近平进政治局的人多过支持李克强的人——因为李克强的反对票也许有不少实际上只是反对他当总书记并不反对他进政治局；也不证明支持习近平当总书记的人多过支持李克强的人——因为支持习近平的人中也许有不少只是支持他进政治局而不是支持他当总书记。所以，江泽民一派根据在民主推荐中习的得票多过李，就认为习比李更适合当总书记接班人。这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可以想像的是，假如江泽民一派早就摆明支持习近平当总书记接班人，那么，树大招风，势必有不少人会如法炮制，投下习的反对票，到头来习近平、李克强两败俱伤，谁都得不到最高票，反而是某位第三者渔翁得利，脱颖而出了。
中共搞的差额选举也有类似的问题。譬如在十三大选举中央委员时，邓力群落选，朱厚泽也落选。这是否说明大家都喜欢中庸，激进份子不分左右都不受欢迎呢？未必。因为这种选举，差额的比例很小，又不兴公开竞选，很多人在拿到上面写了一两百个名字的候选人名单时，他只注意把他最不喜欢的几个名字划掉。因此实际上人们就不是在把谁给选上去，而只是在把谁给选下来；于是乎，少数有锋芒者，尽管他们得到很多人的热烈支持，但由于有政敌有反对票，结果名落孙山；而那些本来没什么人支持，但由于没什么人特别反对，反而都上了榜。
（四）指定接班人的办法已经走到了尽头
谈到选举，据说，一年多前，有幕僚建议总书记实行差额选举。我们知道，越共在2006年越共十大上搞过一次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引起一些中共官员的赞扬。不过越共今年的十一大，总书记又变回等额选举了。
越共的差额选举总书记是在代表大会上公开进行的，估计中共不敢。于是有人提出学习罗马教皇的选举办法。罗马教皇按规定不能自己指定接班人。新教皇是选举产生的（当然是差额选举，等额还选什么举）。罗马教皇是由1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枢机主教关起门来开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的。
说来也很有趣，罗马教皇的选举，由于它只赋予100多位枢机主教以选举和被选举权，而且整个过程是封闭的，所以和现代民主选举还不是一回事。但是在历史上，它曾经为民主制的产生起到过特殊的积极作用。因为在过去，最制度化的权力交接是世袭制。可是，教皇却无法世袭。因为教皇是独身，没有子嗣。这就逼出了票决制。古希腊也采用票决，但古希腊的民主是直接民主，人民投票主要是针对问题作决定，不是选举最高权力。教皇的产生是最早采用无记名投票的。这在历史有它的积极作用。
亏得这位幕僚能想出这样的主意。对于中共，在邓以后，指定接班人的办法已经走到了尽头，最高权力的交接没了章法。他们必须找出一种既不是开放竞选、又不是世袭、也不是“核心”自己指定接班人的制度化的办法，来解决最高权力交接问题。相比之下，罗马教皇这套封闭式的选举制度对于保守的中共倒有被采纳的可能。但问题在于，如果要搞总书记的差额选举，那就意味着对习的既定地位挑战，所以必定会招致习近平及其支持者的抵制。再有，总书记要差额选举，政治局委员和常委要不要也搞差额选举？无怪乎一年多过去了，这种办法没见再有人提起。
（五）赖昌星案内中大有文章
不久前，传出江泽民死讯（后辟谣）；紧接着，滞留加拿大12年的远华案首要嫌犯赖昌星被遣返中国。这两件事应该不是巧合。
要说赖昌星在加拿大一呆12年，到现在才遣返，全是因为加拿大方面在走程序。这很难让人信服。想来那也是因为中国方面有大人物一直在暗中阻挠。
想当初，远华案发，一大批高官落马，光判死刑的就好几个，唯有“平民”身份的赖昌星却能举家逃离，安全抵达香港抵达加拿大。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庄如顺甘冒丢乌纱帽丢脑袋的风险，为赖昌星通风报信。按说，庄如顺不会不知道自己也陷入此案，凶多吉少；以他的职务，要逃到境外应该也不难。然而，庄如顺却坐以待毙，束手就擒，被判处死刑（后改成死缓）。可见，在背后一定还有地位极高的人，他们宁愿牺牲庄如顺之类的官员，也务必要让赖逃脱，以免赖被抓把他们供出来。再有，一般的贪腐嫌犯逃到境外后，都隐姓埋名，行踪诡秘；赖昌星却很招摇，买豪宅，下赌场，显然是有恃无恐。
假如在前几年，赖昌星就被遣返中国，势必会给高层造成很大的冲击，有可能也会对习日后的升迁造成某种影响。但如今习已经升到了接班人的位置，江派和太子党纷纷占据要津，远华案又已封存多年，现在拿远华案做文章，到底能形成多大的冲击力？对方会作何反应？揭盖子会有多大风险？
赖昌星被拘押已经两个月了，据说在关门审讯。假如此案不涉及在位高官，审讯结果就会较早宣布；到今天仍不见动静，则说明内中大有文章。
（六）九常委之间的分歧清晰可见
从表明上看，未来的习李体制似乎已经成形，没多少悬念。但是接下来政治局常委的其他几个位子由哪些人来坐，情况倒不明朗。
重庆的薄熙来本来不被看好，可是近两年搞唱红打黑，异军突起；虽然评价两极，但毕竟造成了很大的声势。中南海方面，先是无人搭理，尔后是一个接一个地去参观，或多或少表示肯定。只有胡温按兵不动，不表态。九常委之间的分歧清晰可见。
重庆被左派树为样板，名曰重庆模式。有人纳闷：为什么不见有哪个地方大员搞出个右派的什么模式呢？于是有人抬出广东模式。但广东模式其实不成其为模式；至少不能算作右派模式。在现有的格局之下，只可能有左派模式，不可能有右派模式。
道理很简单，因为左派模式和右派模式不是一回事。例如重庆模式，不论引起多少非议，人家总是在“四个坚持”，尤其是在加强党的领导，中南海诸公，就算有人不喜欢甚至厌恶，也很难给它安上什么罪名而取缔。右派模式则不然，右派模式总是要削弱党权限制党权的，中南海肯容忍吗？
早就有人提议，既然在搞经济改革的时候可以设立经济特区，为什么不可以用设立政治特区的办法去试验政治改革呢？问题是，政治改革不搞则已，一搞就必定是影响全局的。比方说，你划出一块地区作为政治改革特区。既然是政治改革，最起码的总该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吧。然而，只要这块地区有了自由的言论和新闻，其他地方的人也可以读到可以看到，甚至也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和文章交到那里去发表。这就是说，只要一个地方的言论和新闻自由了，其他地方的人就立刻能分享甚至能参与。除非你建立一道防火墙，把特区与其他地区隔离开来——这就等于是再搞一个香港了。南方报系无非是比其他官媒开放一点，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仍相距甚远。在广东，仍然有不少人因为言论而受迫害被监禁。因此，广东模式算不上右派模式（当然，这主要是就政治方面而言）。
（七）十八大权争，和路线没有关系
邓小平92年南巡时提出“不争论”，其实就是不准争论，因而也就是压制言论自由。这当然不对。然而，邓小平从来就是压制言论自由的，因此，当他在92年南巡时宣称“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那显然不是泛泛而言，那显然是另有所指。
其实，关于这一点，邓小平自己也讲得很清楚。邓小平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由此可见，所谓“不争论”，其实主要是针对左派的。
因为在六四之后，右派即自由派（当然不包括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已经被打入另册，其言论空间极度萎缩；左派们的地位则未受波及，左派的地位还因为六四而有所加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目的，就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掩护下，大力改掉社会主义，大力引进资本主义。
不消说，这种做法是和左派们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针锋相对的，是必然会引起左派们的强烈反对的。问题是，在共产党那里，左派们的立场享有无可置疑的正统性。邓小平可以用“四个坚持”去打击右派，可是遇上比他还“四个坚持”的左派就理屈词穷，难以应付了。面对左派们的批判，邓小平等既难以镇压，也难以驳斥，只有高挂免战牌，一方面封锁他们的声音，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我行我素，再凭借组织系统把左派们不动声色地排挤出权力中心。于是，左派的势力便日渐边缘化，邓式改革便得以进行。
事到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情况是，随着强人的远去以及改革引出的问题越加突显，再有上层的权力争夺，“不争论”的紧箍咒越来越不灵验。从政界到学界，从官方到民间，各种思潮、各种理念都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并相互交锋激荡。
但正如前面所说，“不争论”主要是针对左派的，因此，告别“不争论”，首先也是为左派打开方便之门。最近，一大批自由派人士被抓被失踪。可见，伴随着“不争论”咒语的失效，自由派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
温家宝讲政改讲普世价值，超过以往在台上的中共领导人（胡，尤其是赵，在下台后讲的话另当别论）。象人民日报这种官方喉舌，偶尔也会发表一些自由化言论。然而这些高论始终落不到实处，民间的异议活动和维权活动依旧受到打压，甚至比以往更严厉。这可以证明，在上层，虽然也有人倾向于自由民主，但势单力薄，孤掌难鸣。整个上层是极端保守的。这种保守不是出于理念，而是出于利益。围绕着十八大的权力之争，和路线没有什么关系。
原载《大事件》2011年10－11月，总第6期。2011年11月2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