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的唱红歌运动中,主要参加者是文革一代人。

按说,这代人受文革之害最深,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喜欢红歌,那么留恋红歌的时代?

当然不是。对大多数唱红歌的人而言,那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在红歌声中长大的;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共同熟悉的歌只有红歌。就连海外民运人士也不能免俗。有时候,海外民运人士聚会,不少人也喜欢唱当年的革命歌曲,唱样板戏,而且还往往是一人唱,众人和——这看上去很讽刺,一群反共的人却在那里高唱共产党的歌。

歌声是和青春相伴随的,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歌多半是青春时代的歌。衣不如新,歌不如旧。人越是上了年纪,恐怕越是喜欢青春时代的歌。再有,唱歌者无不希望获得听众的共鸣,当你唱的歌是大家都熟悉都会唱的,唱的人和听的人都会更来劲更感动更水乳交融。因此之故,尽管大家都知道那些红歌不好,尽管大家现时的心情理念都与红歌大相径庭,但是他们还是要唱红歌。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歌可唱。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歌。

奥古斯特。威尔逊(August Wilson)是著名的美国黑人剧作家。当年,他凭着一部《玛兰尼的底层黑人》(Ma Rainey‘s Black Bottom)跻身百老汇,而后又以《隔阂》(Fences)一剧赢得普利策奖。长期以来,威尔逊致力于展示20世纪各个年代的黑人的戏剧作品。威尔逊很喜欢蓝调音乐。他说他在蓝调音乐中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歌。

记者问威尔逊:“你仍然在写我们每个人寻找自己的歌。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已经找到了呢?”威尔逊回答道:你总归会找到的。你吟唱着一首歌,细细地品味着,然后突然有种感觉:对,就是它。你的感觉是对的。这就是属于你的歌。

威尔逊反复说: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找到自己的歌。而我们的悲哀,就在于我们没有自己的歌。

当然,我们是到后来才发现我们没有自己的歌。早先不是这样的。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们早先误以为这个时代是我们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歌就是我们的歌。只是后来的风云变幻,一次又一次地击碎了我们的幻想。

当知青一代离开城市,离开政治舞台,下放到穷乡僻壤,他们不得不发现,原来那些他们以为属于自己的歌,不论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也无论是“拿起笔作刀枪”,“老子英雄儿好汉”,或者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其实都不是属于自己的歌,以往有过的认同不过是一场误会。

在乡下,有些知青爱唱50年代的少儿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是对一去不返的天真童年的怀念与凭吊;有些知青爱唱苏俄歌曲,象“三套车”、“山楂树”、“喀秋莎”,那是“生活在别处”,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也有知青决意自己谱写自己的歌,无非是表达了思乡之情,表达了失落和惆怅,就被打成“反动歌曲”,招来牢狱之灾,而这些歌的流传范围也相当有限,远远没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所以,作为整整知青一代人,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歌。

然而,那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年代,不是一个无歌的年代。相反,那是一个高音喇叭的年代,是革命歌声响彻云霄的年代。就那么些红歌和样板戏,天天往你耳朵里灌,到头来,最不爱唱歌的人也都对这些红歌和样板戏耳熟能详,再反感这些歌的人也无法从脑海里排除那些旋律的纠缠。

正像《如焉》里的卫老师所说:“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有一次,我无意间哼起一段旋律,似乎和我当时阴郁的心情有关,我突然发现,这是革命史诗《东方红》中的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对于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怕的事。”卫老师说:“这样一种现象,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还无法完全看清楚。”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了:看看今日国内的红歌潮。虽然很多唱红歌的人并不认同那些红歌,但是,他们齐声高唱红歌这件事本身却是在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并进而产生一种错误的影响。

Radio Free Asia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2011年12月5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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