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政治冷漠是不是坏事?》读后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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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宽容自由的社会必然是尊重公民个人自由的。而公民个人自由必然包括政治倾向选择自由。所谓政治冷漠其实是一种个人权利的运用与否,不能把一个公民的政治热情高低作为公民素质的评判标准。大家都知道,即使是在西方民主国家,每逢大选,不参与投票的公民数量相当可观。难道这些公民都是素质低下者吗?相反,伊拉克和朝鲜选举国家领导人时,官方宣布的投票率高达99.98%一99.99%!但这些数字能说明这些国家的公民真有这么高的“政治热情”吗?鬼才相信呢。只有在政治自由宽松的社会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才是自觉自愿的,尽管它表现出低迷。

想当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民众的“政治热情”那才叫群情激昂,如疯如狂呢。党中央号令要“政治挂帅”,“突出政治”,亿万民众积极响应,身体力行,“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毛主席的好战士”,舍己救人而牺牲的烈士刘英俊在1966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时代在要求我们向前,形势也在推动我们前进,这就要求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继续突出政治,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特别是在‘用’字上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的最高指示。”

当时的人们是怎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呢,仅举一例:

上海《文汇报》1970年1月13日以“贫下中农的泥腿子干部”为题报道了川沙县施湾公社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老陈的先进事迹。说他在收割短杆水稻时组织学习毛主席关于“必须把粮食抓紧”的伟大号召,要求社员记住“粮食宝中宝,粒粒要收好”,要求在收割稻子时必须用床单铺在地上,以免稻粒掉在田里,结果三亩二分地的稻子说是多收了60斤。

如今的人们难以想像当时的社员们是怎样做的。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当一个领袖看到亿万群众在自己的意志下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并随着自己的呼喊而起伏波动时,他的那种无法形容的精神快感和心理满足多么使他着魔。此时此刻他感觉自己肯定是救世主、大救星、上帝。虽然他谦虚地使用许多不同的媚俗的词汇来描绘自己所创造的丰功伟绩,例如革命事业、历史规律、社会进步、依靠人民、追求真理、建设美好的未来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就像在宗教神学中一样,不过是同一个实体、同一个存在的不同位置而言。换言之,他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无可替代,不可或缺。

如果我们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绘政治运动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政治运动家如同一个魔兽,它的特殊技能能像催眠术一样使群众丧失自我意识,并将他们一次次地推向狂热,然后他志得意满地沉醉于其中,用一种牧羊人欣赏羊群一样的眼光憧憬着未来。

物极必反。如今民众对政治的冷漠很大程度上是对过去政治狂热的一种反动。过去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把中国人折腾惨了,使人一听见“政治”二字就反感。这是历史的教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一不能怪老百姓思想浅薄。况且,应该看到,当时绝大部分民众是被政治运动裏胁进去的,是被迫“政治挂帅”的。而当今许多民众对政治冷漠的原因却与此相反:过去是强迫你关心政治,人们不得不“关心”、“参与”政治;如今是有人想主动关心、参与政治而不得其径,甚至惹来麻烦,只好“冷漠”。

当然啦,如果你很识相,能见机行事,保持一种“政治正确”的态度,左右逢源,就不会有麻烦,也就不会有此烦恼。问题是在当今社会如此开放,信息交流几无障碍的状况下,这种“政治正确”的“正确性”还能在多少人的心目中存有一席之地,实在是个大问号。

附:政治冷漠是不是坏事?

文/燕继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的古训。但是,近年来,素以关心国家大事为美德的中国人却越来越因“功利主义化”而丧失了“革命性”。面对这一社会变化,不少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因恨铁不成钢而着急上火。然而,民众却似乎冥顽不化,依然麻木不仁。

民众在趋于政治的“冷漠化”,这是一个事实。有人说,那是一种社会的堕落、精神的颓废;也有人说,那是一种“绝望”后的无可奈何;还有人说,那是一种暂时的“沉默”。也许,可我更倾向于认为,那实则是一种再生的希望,是一种发展的正道。

打从现代政治学发明出“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这个词汇以来,民众的政治参与就被视为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标志。与传统政治相比照,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人们在理解这一概念、尤其是在把它与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生出了不大不小的误解:以为民主化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政治参与。在这一点上,看起来出自不同思想营垒的人们最终找到了共同点:被称为”保守派“的人士常常拿”低参与率“讥讽别人的”虛假“;而被称为”激进派“的人士则往往致力启迪民意,期望通过唤醒民众的”民主“意识,以达成参与最大化的目的。所不同的是,一个在于”否定“,一个在于”肯定“;一个在于”批判“,一个在于”建设“;一个指向别人,一个反及自身。

无论如何,这种所谓“激进派”与“保守派”的不同,不过是“参与民主主义”(Participatory Democracy)框架下的黑白之争。要知道,参与民主毕竟不是唯一的思想框架,也不是民主化的唯一标准。

对人类思想文化历史稍作了解便可知道,在这种“积极自由”的观念一一“参与民主主义”之外,还有一条更赋生命力的思想渊流,或许它能把我们引向一片思维的开阔地带。

自由主义有过这样一个政治信条,即“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管得最少”就意味着民众的生活所受政治影响最小,因而也就意味着民众对政治所需关心最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老百姓不大过问的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这个命题包含着这样两层涵义:(1)政治只被规缩于一个很小的角落,它的运作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干甚少,即使相干,也影响不大;(2)政治运作良好,用不着老百姓过度操心。自由主义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极少数人捣鼓政治机器,绝大多数人过自己的生活,那才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常态。

事实上,参与热情的高度增长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历史的事实一再向我们展示,政治的狂热和民众对参与的过分热衷只是政治不良的结果。在不良的政治环境中,政治权力高居于社会之上,像一张无形巨网,罩住了整个社会,并且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细微末节,从而使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使政治领袖成为决定百姓命运的关键性人物。政治的“全能性”以及对政治权力和政治人物报有过高的期望,使民众不得不以高度的热情去关注和投身于政治过程。当他们受到政治强权的胁迫,或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几乎无处逃避,也无法自我保护;唯一可能的回应,不是“沉默”中的“死亡”,就是“沉默”中的“爆发”。在政治热情的骤然而剧烈的“爆发”中,他们又往往簇拥在“英明领袖”之下,昂首阔步地步入下一轮循环。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为打破这种循环提供了便利。它为普通百姓排开了一块自由生活的空间,使他们不必再热切而期盼地关注政治生活。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对老百姓生活在其中的“市民生活”所加干预越少的政治,就该是老百姓享有越多自由的政治。自由主义向我们揭示,“国家”与“市民社会”处于“既和谐又紧张”的关系之中。作为“紧张”的一面,二者“此起彼伏”、“你强我弱”。自由的社会生活将为国家的强权筑起一道坚固永久的防线,这道防线不再靠得是空谷回荡的“声音”和激烈“爆发”的悲壮,而是自由力量的“柔韧”和“刚强”。

民众的冷漠,表明他们已经成熟,不再容易受别人的煽动和鼓惑。民众的冷漠,意味着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支点,开始为自己而活着,而不再是为别人。民众的冷漠,说明国家的政治权力正在从社会领域逐步地退出,普通百姓开始拥有了自由的天地。

鲁迅先生说过不少关于“沉默”的话题。今日的“冷漠化”似乎像是“沉默”,实则不然。因为民众不是在“冷漠化”中走向鲁迅先生所说的任何一种结果,而是在找寻第三条路径一一自生,自强,自由,自立。

1995年6月30日于马德里

(原载《读书》1995年第10期)

荀路201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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