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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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中国,自由主义传播很广,影响很大。在某些新进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既然自由主义是西方的产物,要让它在中国落地生根,就必须从中国的传统中找出连接点;于是,他们就找到儒家,找到孔孟,有的则找到道家的老庄。

可是他们忘记了,我们所处的中国,早就不是传统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传统就受到强烈的冲击;而自49年以来,中国的传统更是遭到空前的摧残。在打倒了旧传统的同时,共产党又建立起了一套新的传统。在思想领域,马列毛思想被当作指导思想。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统统被打入另册。

我敢说,就连现在这些儒家自由主义者或道家自由主义者们自己,在79年之前恐怕都没接触过多少儒家经典或道家经典,他们更耳熟能详的一定也是马列著作和毛选。在那时,他们莫说《论语》,恐怕就连《三字经》也背不出多少段,能背得滚瓜烂熟的一定是毛语录。他们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毫不奇怪,在当代中国(大陆),如果我们要从传统中找出与自由主义的连接点,我们首先地、主要地是要从马列毛这套新传统那里去找,而不是从孔孟老庄旧传统那里找。

事实上,毛以后“新时期”的第一批自由主义者,很多就是这么做的。那时候,很多人也说要从老祖宗那里找资源,而他们所说的老祖宗,不是孔孟老庄,而是原版马克思,是青年马克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熟悉马克思胜过熟悉孔夫子,更在于在当时,马克思远比孔夫子有权威。

因此,要说当代中国没有崇尚自由的保守主义者,也是不对的。例如郭罗基,谢韬等,就可以算作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既崇尚自由,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传统。八十年代党内的自由派,基本上都可以归入此类(后来有的有变化)。

针对这类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批评他们割裂传统拒绝传统,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们还摆不脱马克思的那套东西。但问题是,在当时的中国,马克思那套东西不就是传统吗?

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对马列毛这套传统的态度并不一样,有的是在传统中变,有的是在传统外变。但不论是在传统中变还是在传统外变,你都不能对马列毛这个传统置之不理,视若无物;也不能一上来就否定就批判。

例如,我在《论言论自由》一文里就引用了大量的马克思的话和毛泽东的话。

引用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面对的专制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号的专制,我要争辩的对手,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作因言治罪的依据的中共当局,我要说服的对象,是那些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真理的中国民众,因此,我不能从一开始就去批判、去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必须尽量找出马克思和毛泽东讲过的支持言论自由的话。

这一来是为了保护自己,让当局无法给我扣上“反革命”的罪名;二来也是为了让那些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众更容易接受,而不至于从一开始就产生反感和抵触的情绪,否则我就达不到说服他们的目的了。——这不正是从传统中找连接点吗?

八九之后,苏东巨变之后,共产党的新传统急剧衰落;坚持自由主义可以和马克思脱钩。与此同时,旧传统又开始复兴。所以又有了从儒家或道家那里寻求和自由主义连接的思潮。这当然没什么不好。只不过他们要是认定。只有他们这种做法才是把自由主义连接到中国的传统之上,那未免就有时空错位之嫌了。

最后还须强调的一点是,在当今中国,自由主义不再是一种纯粹外来的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也是自发的,也是内生的。是共产党的暴政,以及在暴政下的受难,思考与觉醒,使我们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

中国是这样,其他共产国家也是这样。1989年席卷整个共产阵营的自由化浪潮就是这么产生的:不是靠市场经济,不是靠中产阶级,也不是靠大量地引进西方思想,而是从自身的经验中领悟出自由主义的道理。如此说来,那种质疑自由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就是产生于中国自身。产生于我们自己。

2012年1月16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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