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方先生去世，不胜哀痛。至今仍很难相信，一个那么有生气有活力的人竟然已经离我们而去。
印象中，方先生身体很好。前年他还写文章纪念他的母亲，说“特别感谢母亲让我有一副70多年不进医院的身体”。
但去年一年，方先生得了两次重病，住了两次医院。6月份，方先生得了极为罕见的“亚利桑那山谷热”，被送进医院，体重减轻20多磅，病重时不能站立，甚至躺着都不能翻身。不过很快就好了。11月份又得了一次大病，心脏，肝和肾都出了问题，被送进濒危病室，但没几天又好了。据方先生给朋友的电子信中所说，“会诊的6位医生（3洋人，2来自大陆，1来自台湾）无结论，无一致解释”。不多久他又上课了。
只是这一次，未能再现奇迹。
1988年5月，当时还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的于大海回国探亲，李淑娴老师交给大海一盘方先生五四讲演的录音带。大海回美后交由我们《中国之春》发表，引起很大反响。这年夏天，方先生又赴澳大利亚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应邀在堪培拉国立大学给中国学生学者讲演，场面十分热烈。这次讲演的内容也发表在《中国之春》上。当时的方先生，被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他们两人都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曾经在体制内有较高的地位，为人权民主大声疾呼，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
1989年4月，八九学运兴起之初，正在美国访问的刘晓波住在我家，一次，晓波，陈军和我好不容易拨通了方励之的电话。我们和方先生交换了有关学运的信息和看法。
1990年，方励之先生和李淑娴老师离开美国驻华大使馆，先是在英国，然后转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落脚。那时，我们一道开过一些会。记得有一次，我们好几个民运朋友在方先生普林斯顿住所讨论，有人提出学习捷克哈维尔他们的七七宪章，发起一场中国的宪章运动，但考虑到当时不是恰当时机，遂作罢。
其后不久，方先生转到亚利桑那大学（在图桑）任教，离我们都远了，见面的机会也少了。方先生曾经担任中国人权理事会共同主席，好几次到纽约出席中国人权理事会议，得以和这边的朋友相聚。
过去5年间，我和方先生见过3次面。一次是2007年6月，在洛杉矶举行了反右运动50年国际研讨会。方先生出席了会议。我们知道，1987年年初邓小平下令反自由化，导火线之一就是方先生与刘宾雁和许良英共同筹办“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
2008年4月，我一家去亚利桑那旅游，专程到方励之先生家中拜望。和方先生交谈很令人愉快，无论谈到什么话题他都兴致盎然。晚间，方先生领我们到亚利桑那大学的天文观象台。我们用天文望远镜观看月亮，火星，土星，清晰如照片。此前半年多，方先生次子方哲不幸死于车祸，生前我没见过。方先生的长子方克在89前就在美国读书，我见过几面。现在，方克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工作，时常来图桑看望父母。
方先生很忙，教学，科研，带研究生，还辅导和帮助国内的学生。他对自己的工作是那样的热爱，虽然早就可以退休了，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乐此不疲。方先生住处清净宽敞，图桑是个小城，我不免担心李淑娴老师会不会感到寂寞。
2010年12月，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的庆典活动。方励之和李淑娴都受邀出席，和很多新老朋友见了面。方先生顺便还在奥斯陆大学做了一次学术讲演。方先生在学术上相当活跃，经常出席各处的学术会议。
方先生是我们《北京之春》的编辑顾问，《北京之春》发表过和转载不少方先生的文章。方先生的文章，纯正典雅，优美干净，博学广识，且不乏幽默，颇受读者欢迎。不久前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特色与普适价值的短文，其中还引述了方先生对英文universal value究竟该翻译成“普适”价值还是“普世”价值的一番辨析。
说来，方励之先生和台湾还有一段故事。方先生的外祖父史久龙在20岁那年被派往台湾，服务于支应局。时值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台湾民众不服，巡抚唐景嵩等官员也上书要求废约，清廷不理。1895年5月，唐景嵩与地方士绅发布《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宣告独立建国，但随后即被登陆的日军击溃。史久龙也返回大陆，并写成回忆录《忆台杂记》，其中描述了他亲历的台湾民主国兴亡。这本书在台湾国立图书馆里有手抄本。方先生原来对他外祖父这段经历和这部着述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的。方先生托朋友借出此书然后制成了电子本。去年4月，方先生就此事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台湾乙未‘第一共和’和先外祖逸事考”。
平时我和方先生则通过电话和电子信件保持联系，过年过节总要问候问候。和方先生接触，不觉得他是老人，不但举止不显老态，心态更是年轻：他对生活，对世界，对科学，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对人权民主，对中国的命运，始终保持着深切的关怀。
五四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当时人称“德先生”“赛先生”，方先生在这两方面都作出巨大贡献。既是德先生，又是赛先生，当推方先生。
Radio Free Asia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2012年4月9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