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两件相反的坏事,中共不到60年全做了

Share on Google+

10月上旬在纽约举办的“胡赵精神与中国宪政转型国际研讨会”,60余位来自中国、美国、欧洲的学者出席研讨会,美、英、法多家媒体与会采访,30多位学者在会上发了言。现根据录音,整理摘录部分学者的发言内容。

胡平(旅美学者):

中共60年的历史,前30年,以革命的名义,消灭人民的私产,变成所谓人民的公产;后30年,以改革的名义,将人民的公产变成少数官员的私产。两件相反的坏事,一个政党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全都做了!没有前一段,也就没有后一段。东亚模式的那些国家,他们做的是后面的故事;像苏联和东欧,他有前面的故事。

而中共的合法性,不管是从哪个角度说,都是站不住的。邓小平讲得很清楚,改革就是“第二次革命”,革什么命?就是革自己的命。邓小平是唯一的这样一位改革家,别的改革家,都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他们进入政界时,那个制度是现行的,他们改变一个既定的制度。而邓小平是第一代,这个制度就是他参与建立起来的,他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事,我们可能想得不很清楚,他自己心里一定是非常清楚的,他要改的,就是他自己前半生全力以赴做的事情。他要改革,就说明前面革命错了,革命对的话,就用不着改革。他的犯罪感一定非常强烈:用暴力的方式推翻国民党,搞土改、改造工商业……你现在要改革,就说明你当时搞的斗地主、斗资本家,毫无意义了嘛。

傅高义写《邓小平传》,对前半生当革命家那一段写得非常简单,但是可以看出来,邓小平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斗资本家、搞反右,他都是做得非常狠的。他搞土改,比叶剑英在广东搞得更狠。他当然意识到,他是犯了非常严重的罪,他也肯定知道,这么改下去,共产主义肯定没有立足之地。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改革之初就反覆强调,要“两手都要硬”,因为他知道,改革每推进一步,都是对共产党合法性的否定;这也就是为什么东欧国家的改革,会走上自由民主道路的同样原因。因为他们进行改革,哪怕只是经济上的改革,他们不可能不意识到,他们要改的东西,就是他们原来革命要建立的东西;他们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原来要打倒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们的革命就完全站不住了,建立在革命之上的包括共产党一党统治,也完全站不住脚。

有位法国学者说到东欧的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遭到当局镇压——他们无法说服自己对反对者扣动扳机!1989年中共上层有那么多人反对镇压,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胡、赵就是这样,在我们看来,他们思想中有很多很多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但是他们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胡耀邦反对抓人,赵紫阳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1989年中也一直反对整人,他们反感和拒绝政治迫害。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要你不搞政治迫害,一党专制顷刻间就会瓦解,只要你不去抓人,自然就会出现多党制!

邓小平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始终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六四”镇压前后,他都强调镇压的必要性,称关系到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他很清楚,如果不讲“姓社姓资”,就没有镇压的理由。可是到了1992年,他南巡时反倒告诉大家,不要问“姓社姓资”了!如果不问,那你原来的镇压作何解释?以前一定要讲“姓社姓资”,在改革之前要加“社会主义”定语,无非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给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做一种掩饰,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还有什么合法性可言,所以这个时候,他反而顾忌更少了,可以不再讲“姓社姓资”,就有了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也导致了权贵私有化。

开始高层还有些人觉得对腐败要有所遏止,很快就认识到,腐败对他们来说是必须的,腐败是投名状,只有腐败才能把党凝结起来,把这些人拢到一起。所以中国取得的成就,并没有让他们增强自信心,使他们变得更开明、更开放,相反使他们变得更保守。

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的颁奖词,前面一大段是谈中国的成就,他们的用意就是,你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在人权方面再进步呢?西方国家都是想鼓励中国:现在如果中国选举,一定是共产党获胜,那么你们共产党为什么不干呢?中共当然不这么想,他们想的就是,今天我们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坏”!如果我们不这么“坏”了,那就不会“好”了!(众笑)(《明镜月刊》34期)

《明镜月刊》记者高伐林整理2012年12月11日

《北京之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阅读次数:1,381
Pin It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