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上旬在纽约举办的“胡赵精神与中国宪政转型国际研讨会”，60余位来自中国、美国、欧洲的学者出席研讨会，美、英、法多家媒体与会采访，30多位学者在会上发了言。现根据录音，整理摘录部分学者的发言内容。
胡平（旅美学者）：
中共60年的历史，前30年，以革命的名义，消灭人民的私产，变成所谓人民的公产；后30年，以改革的名义，将人民的公产变成少数官员的私产。两件相反的坏事，一个政党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全都做了！没有前一段，也就没有后一段。东亚模式的那些国家，他们做的是后面的故事；像苏联和东欧，他有前面的故事。
而中共的合法性，不管是从哪个角度说，都是站不住的。邓小平讲得很清楚，改革就是“第二次革命”，革什么命？就是革自己的命。邓小平是唯一的这样一位改革家，别的改革家，都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他们进入政界时，那个制度是现行的，他们改变一个既定的制度。而邓小平是第一代，这个制度就是他参与建立起来的，他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事，我们可能想得不很清楚，他自己心里一定是非常清楚的，他要改的，就是他自己前半生全力以赴做的事情。他要改革，就说明前面革命错了，革命对的话，就用不着改革。他的犯罪感一定非常强烈：用暴力的方式推翻国民党，搞土改、改造工商业……你现在要改革，就说明你当时搞的斗地主、斗资本家，毫无意义了嘛。
傅高义写《邓小平传》，对前半生当革命家那一段写得非常简单，但是可以看出来，邓小平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斗资本家、搞反右，他都是做得非常狠的。他搞土改，比叶剑英在广东搞得更狠。他当然意识到，他是犯了非常严重的罪，他也肯定知道，这么改下去，共产主义肯定没有立足之地。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改革之初就反覆强调，要“两手都要硬”，因为他知道，改革每推进一步，都是对共产党合法性的否定；这也就是为什么东欧国家的改革，会走上自由民主道路的同样原因。因为他们进行改革，哪怕只是经济上的改革，他们不可能不意识到，他们要改的东西，就是他们原来革命要建立的东西；他们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原来要打倒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们的革命就完全站不住了，建立在革命之上的包括共产党一党统治，也完全站不住脚。
有位法国学者说到东欧的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遭到当局镇压——他们无法说服自己对反对者扣动扳机！1989年中共上层有那么多人反对镇压，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胡、赵就是这样，在我们看来，他们思想中有很多很多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但是他们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胡耀邦反对抓人，赵紫阳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1989年中也一直反对整人，他们反感和拒绝政治迫害。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要你不搞政治迫害，一党专制顷刻间就会瓦解，只要你不去抓人，自然就会出现多党制！
邓小平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始终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六四”镇压前后，他都强调镇压的必要性，称关系到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他很清楚，如果不讲“姓社姓资”，就没有镇压的理由。可是到了1992年，他南巡时反倒告诉大家，不要问“姓社姓资”了！如果不问，那你原来的镇压作何解释？以前一定要讲“姓社姓资”，在改革之前要加“社会主义”定语，无非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给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做一种掩饰，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还有什么合法性可言，所以这个时候，他反而顾忌更少了，可以不再讲“姓社姓资”，就有了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也导致了权贵私有化。
开始高层还有些人觉得对腐败要有所遏止，很快就认识到，腐败对他们来说是必须的，腐败是投名状，只有腐败才能把党凝结起来，把这些人拢到一起。所以中国取得的成就，并没有让他们增强自信心，使他们变得更开明、更开放，相反使他们变得更保守。
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的颁奖词，前面一大段是谈中国的成就，他们的用意就是，你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在人权方面再进步呢？西方国家都是想鼓励中国：现在如果中国选举，一定是共产党获胜，那么你们共产党为什么不干呢？中共当然不这么想，他们想的就是，今天我们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坏”！如果我们不这么“坏”了，那就不会“好”了！（众笑）（《明镜月刊》34期）
《明镜月刊》记者高伐林整理2012年12月11日
《北京之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