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现在是改革最难发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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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发起成立的“中国研究院”,2013年4月13日于纽约举办首场研讨会,邀请海内外专家一起探讨“习近平时代”下的中国问题与前景。以下继续刊登由明镜记者柯宇倩整理的会议发言记录稿。

胡平:记得在1987年年底,我和冯胜平一道参加了一场关于美国宪法和中国宪政的学术会议。我在会上发言讲到,虽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搞一党专政,但是两者还是有根本区别。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承认宪政民主的原则。在国民党那里,一党专政只是权宜之计,是过渡,目标是宪政民主。国民党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也提出实行宪政的时间表路线图。因此在国民党统治下,讲宪政民主,要求还政于民,推动宪政运动,总是有合法性有正当性的。共产党却不然。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不承认宪政民主,现在中共领导人还在反覆宣称“五不搞”。

我曾经写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这里就不重复了。

回顾中国改革近程,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毛时代结束,于是开始了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因为以前搞得太糟了。很少有哪个制度建立几十年就遭到这样全面的失败。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文化教育一片荒芜,冤狱遍于国中,包括共产党的老干部,在“文革”中受的罪比在国民党统治下还多得多。那时,上上下下都有要求改革的强大冲动。

最初对改革的要求主要是政治改革,平反冤假错案,破除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建立民主与法制。不过在那时,很多人的期待不高,觉得能像苏联东欧那样搞搞修正主义就不错了。

经济改革是从民间自发搞起来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只字没有提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比苏联东欧都起步得晚。起初,有些人还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找榜样,譬如学习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但随着国门大开,人们看到西方的繁荣,看到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要比社会主义国家搞得好,于是更多的转向西方,或者亚洲四小龙,邓小平就是如此。

尽管邓小平只想改经济,不想改政治,可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必然会引出一些政治后果。因为经济改革实际上是自我否定。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所改掉的,没有一条不是1949年之后共产党自己搞起来的,而邓小平改革所建立起来的,没有一条不是1949年以前本来就有的。这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问题是,既然共产党当年的革命搞错了,那么建立在革命之上的共产党一党专政也就失去根据了。共产党过去整人,唯一的法宝就是说别人走资本主义,现在共产党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它还凭什么去整人呢?

80年代的中国,政治上本来就有一股要求自由开放的动力,经济改革本身又构成自我否定。因此造成了89年时那么巨大的一场运动。虽然当时的人们对西方民主不见得有多深刻了解,但价值取向非常清楚。

这股民主浪潮不止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苏联和东欧。“六四”屠杀,镇压了中国的民主运动,但是民主化在苏联东欧取得了成功。特别是东欧,民间力量较强,走上民主道路后,很多西方学者预言,经济上会遇麻烦,专制会复辟,但都没出现,尽管不同党派上台,但政策基本一样,这就说明,所有共产国家在转型时,对自由民主的追求都特别纯洁、一致,即使有曲折,也完全没有动摇他走民主化这条道路的决心,因为他们满腔热情,把对象充分理想化。东欧很多国家,第一次选举,共产党就选下台,一是共产党不得人心,二是共产党没作弊。

但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困难。1989年时,全民总动员,海外华人,不论是老移民还是新移民,不论是来自大陆还是来自香港来自台湾,不论是支持民进党的还是支持国民党的,大家在支持八九民运、反对六四镇压的立场高度一致。现在大家就感慨共识断裂,感慨没有共识。当时并不如此。

“六四”后,当局也一度徬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八九是非常好的机会,可惜中国错过了。邓小平也非常老练,进行九二南巡,干脆不问“姓社姓资”,这不能在“六四”之前谈,如果“六四”之前谈,就没有理由镇压民运,因为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都强调这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因为他已经杀了人,所以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了,搞经济改革也没有障碍了。

所以如果没有“六四”,经济改革就很难深入到今天这个地步,会被自己设置的意识型态障碍给挡住,如果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了,等于在政治上自己缴械,失去镇压反对力量的武器。

当然,全球化快车也给了很多好处,让经济发展出奇地快,反而出现现在的“三个自信”,虽然有很多夸张的成分,但也是现在才说得出来。所以要让它主动改革,不太可能,顺应时事半推半就也非常困难。

它不是意识不到中国的问题。它若真自信也好,会比较宽宏大量,现在平白用恶劣方法对付别人,说明它不自信,但另一方面,它又确实觉得自己有很多自信的资本,我们经济搞得这么好,就要超过美国,为什么不继续走下去?

我们敢说,八九民运如果和平解决,没有人会去清算共产党,当时朝野和解根本不是问题,1989年之前也是现在在台上的红二代与民主墙那些人走得最近的时候,当时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朝野、官民、红二代黑二代之间最和谐的时候。

现在他们觉得干嘛改?你们说不清算没用,你能代表谁?因为它欠债欠很多,一定不会低估清算的潜在力量,而且不揭盖子也好好的,如果共产党这20年来都没有正面成就,只是维稳、整人,它自己都会不好意思,因为有些成就,平衡了罪恶感。

但他们比我们清楚,这辉煌的成就,是建立在最糟糕的基础上的,他们不敢碰,所以现在是改革最难发生的时候。

所以30多年的统治总的就是高压维稳第一,而且现在下面的利益分化到这个程度,又有斗不过共产党的前车之鉴,所以现在要搞出很大规模的运动很难。

八九民运时,不只是学生,知识分子也发挥很重要的角色,两者都不是受压迫的群体,当时大学生被称为天之娇子,是一种理念、责任感才走上街头,知识份子也是,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六四那场镇压,绝对收买不了知识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六四后的经济发展,共产党也没有很大的本钱收买知识份子。

所以现在是一方面,他们对反抗没信心,另一方面,不反抗,日子也过得不错,体制内容得下批判,只要你不越雷池一步,就可以一直说下去,这就造成很大的力量分化,现在很难看出知识界能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所以像《零八宪章》等,波及范围到一定程度后,无法带动更大的面。

(未完待续。全文收入明镜出版社《红色帝国》)

2013年4月13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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