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发起成立的“中国研究院”，2013年4月13日于纽约举办首场研讨会，邀请海内外专家一起探讨“习近平时代”下的中国问题与前景。以下继续刊登由明镜记者柯宇倩整理的会议发言记录稿。
胡平：记得在1987年年底，我和冯胜平一道参加了一场关于美国宪法和中国宪政的学术会议。我在会上发言讲到，虽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搞一党专政，但是两者还是有根本区别。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承认宪政民主的原则。在国民党那里，一党专政只是权宜之计，是过渡，目标是宪政民主。国民党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也提出实行宪政的时间表路线图。因此在国民党统治下，讲宪政民主，要求还政于民，推动宪政运动，总是有合法性有正当性的。共产党却不然。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不承认宪政民主，现在中共领导人还在反覆宣称“五不搞”。
我曾经写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这里就不重复了。
回顾中国改革近程，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毛时代结束，于是开始了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因为以前搞得太糟了。很少有哪个制度建立几十年就遭到这样全面的失败。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文化教育一片荒芜，冤狱遍于国中，包括共产党的老干部，在“文革”中受的罪比在国民党统治下还多得多。那时，上上下下都有要求改革的强大冲动。
最初对改革的要求主要是政治改革，平反冤假错案，破除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建立民主与法制。不过在那时，很多人的期待不高，觉得能像苏联东欧那样搞搞修正主义就不错了。
经济改革是从民间自发搞起来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只字没有提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比苏联东欧都起步得晚。起初，有些人还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找榜样，譬如学习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但随着国门大开，人们看到西方的繁荣，看到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要比社会主义国家搞得好，于是更多的转向西方，或者亚洲四小龙，邓小平就是如此。
尽管邓小平只想改经济，不想改政治，可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必然会引出一些政治后果。因为经济改革实际上是自我否定。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所改掉的，没有一条不是1949年之后共产党自己搞起来的，而邓小平改革所建立起来的，没有一条不是1949年以前本来就有的。这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问题是，既然共产党当年的革命搞错了，那么建立在革命之上的共产党一党专政也就失去根据了。共产党过去整人，唯一的法宝就是说别人走资本主义，现在共产党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它还凭什么去整人呢？
80年代的中国，政治上本来就有一股要求自由开放的动力，经济改革本身又构成自我否定。因此造成了89年时那么巨大的一场运动。虽然当时的人们对西方民主不见得有多深刻了解，但价值取向非常清楚。
这股民主浪潮不止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苏联和东欧。“六四”屠杀，镇压了中国的民主运动，但是民主化在苏联东欧取得了成功。特别是东欧，民间力量较强，走上民主道路后，很多西方学者预言，经济上会遇麻烦，专制会复辟，但都没出现，尽管不同党派上台，但政策基本一样，这就说明，所有共产国家在转型时，对自由民主的追求都特别纯洁、一致，即使有曲折，也完全没有动摇他走民主化这条道路的决心，因为他们满腔热情，把对象充分理想化。东欧很多国家，第一次选举，共产党就选下台，一是共产党不得人心，二是共产党没作弊。
但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困难。1989年时，全民总动员，海外华人，不论是老移民还是新移民，不论是来自大陆还是来自香港来自台湾，不论是支持民进党的还是支持国民党的，大家在支持八九民运、反对六四镇压的立场高度一致。现在大家就感慨共识断裂，感慨没有共识。当时并不如此。
“六四”后，当局也一度徬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八九是非常好的机会，可惜中国错过了。邓小平也非常老练，进行九二南巡，干脆不问“姓社姓资”，这不能在“六四”之前谈，如果“六四”之前谈，就没有理由镇压民运，因为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都强调这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因为他已经杀了人，所以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了，搞经济改革也没有障碍了。
所以如果没有“六四”，经济改革就很难深入到今天这个地步，会被自己设置的意识型态障碍给挡住，如果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了，等于在政治上自己缴械，失去镇压反对力量的武器。
当然，全球化快车也给了很多好处，让经济发展出奇地快，反而出现现在的“三个自信”，虽然有很多夸张的成分，但也是现在才说得出来。所以要让它主动改革，不太可能，顺应时事半推半就也非常困难。
它不是意识不到中国的问题。它若真自信也好，会比较宽宏大量，现在平白用恶劣方法对付别人，说明它不自信，但另一方面，它又确实觉得自己有很多自信的资本，我们经济搞得这么好，就要超过美国，为什么不继续走下去？
我们敢说，八九民运如果和平解决，没有人会去清算共产党，当时朝野和解根本不是问题，1989年之前也是现在在台上的红二代与民主墙那些人走得最近的时候，当时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朝野、官民、红二代黑二代之间最和谐的时候。
现在他们觉得干嘛改？你们说不清算没用，你能代表谁？因为它欠债欠很多，一定不会低估清算的潜在力量，而且不揭盖子也好好的，如果共产党这20年来都没有正面成就，只是维稳、整人，它自己都会不好意思，因为有些成就，平衡了罪恶感。
但他们比我们清楚，这辉煌的成就，是建立在最糟糕的基础上的，他们不敢碰，所以现在是改革最难发生的时候。
所以30多年的统治总的就是高压维稳第一，而且现在下面的利益分化到这个程度，又有斗不过共产党的前车之鉴，所以现在要搞出很大规模的运动很难。
八九民运时，不只是学生，知识分子也发挥很重要的角色，两者都不是受压迫的群体，当时大学生被称为天之娇子，是一种理念、责任感才走上街头，知识份子也是，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六四那场镇压，绝对收买不了知识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六四后的经济发展，共产党也没有很大的本钱收买知识份子。
所以现在是一方面，他们对反抗没信心，另一方面，不反抗，日子也过得不错，体制内容得下批判，只要你不越雷池一步，就可以一直说下去，这就造成很大的力量分化，现在很难看出知识界能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所以像《零八宪章》等，波及范围到一定程度后，无法带动更大的面。
（未完待续。全文收入明镜出版社《红色帝国》）
2013年4月13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